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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递减科举方案，只是清廷未予接受。刘坤一去世后，袁世凯旧事重提，拟定三科递减奏折，会同张之洞于1903年春陈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诸多京官强烈抵制。当年，张之洞进京，努力半载，最终实现了三科递减方案。[101]因此，1903～1904年三科递减一事，出头在袁世凯，达成却是张之洞出了大力。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私信中亦谓：“此老（指张之洞）竟将科举办减，近日称赞不去口。”[102]可是，仅仅一年多之后，袁世凯、端方等人又联络奏请立停科举，结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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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05年亦甚特殊。因为有恩科及庚子事变的冲击，科举考试的年份被彻底打乱，其中1901～1904年，乡、会试连绵举行。同时，按照此前上谕，1906年和1907年将分别举行乡试和会试。所以，从1901年至1907年，只有1905年没有乡、会试。鉴于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因此，除了议修京师贡院和王文韶出军机等因素，[104]对于趋新督抚来说，1905年确是奏停科举最合适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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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趋新督抚奏请废科举，也经历了一个从分奏到联衔的过程，体现了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在辛丑议复新政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本欲联衔会奏，但中枢示意分奏为宜，故最终刘、张二位参预政务大臣联衔会奏，其他“普通”督抚则单衔复奏。[105]迨1903年奏请三科递减科举，袁、张本欲多拉几位督抚以壮声势。岑春煊、端方、周馥亦愿意会衔，且岑、端二位还贡献了修改意见。[106]因此，李细珠称此折“由袁世凯领衔与张之洞、周馥、端方等人会奏”。不过尚有未谛。关晓红谓“张之洞曾想串联更多的督抚联衔会奏，袁世凯并未照办”，亦不确。[107]实则此折仅袁、张会奏，盖有“京友”提醒袁世凯，“不宜多会衔，恐嫌为疆臣要在必行”。[108]看来中央高层此时仍不愿督抚联衔奏事。然而，1905年立停科举之奏，则由袁世凯、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等多位督抚联衔。如此多督抚联衔会奏而不见中枢高层示意反对，既折射出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为后来多位督抚奏请速开国会、设责任内阁的联衔行动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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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系列改、废科举的动作，均是督抚主动发起并促成的。下章我们将讨论枢臣主动推进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论争与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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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吾康尚未涉及（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pp.52-53）；王德昭略有提及（《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240页）；刘龙心、李林有所引用和分析，惟侧重不同，亦未展开讨论。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第112～113页。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77、179～180、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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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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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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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或许也因为《上谕档》、《德宗实录》、《光绪东华录》均未载完整的奏定新章。不过，此新章其实早已有两个校点本，只是文字标点偶有小误。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第60～66页；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130～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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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录京师政务处所拟考试章程》，《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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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拟乡会试章程》，《新闻报》，《北京新闻汇报》录载，辛丑九月十七日，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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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乡会试改章先声》，《清议报》第97册，辛丑十月初一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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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中外日报》，《北京新闻汇报》录载，辛丑十一月二十日，第4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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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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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选报》第6期，辛丑十一月二十一日，第6～9页。按，《选报》所载此折，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4页）也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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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更正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选报》第7期，辛丑十二月初一日，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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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10页，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按，此章程除“十三条”外，还包括光绪二十八年五月礼部通过议复江苏、湖南、甘肃、贵州四省学政及江西巡抚的奏折，而制定的科场事宜新规。末页墨笔亲署“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西安臬司樊印增祥施送”，可知当系光绪二十八年续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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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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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0页，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又，此条例影印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486），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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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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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2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23～25、9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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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晓红既据“十二条新章”，称会试首场论题五道仍请钦命题目，此处又据王振声日记，说三场均由正考官孙家鼐亲自出题，显然有些自相矛盾。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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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与陆伯奎学使》（辛丑九月十七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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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科举宜变通章程议》，《苏报》十一月十八日，载《时事采新汇选》辛丑腊月初六日刊，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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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慈禧太后曾称南书房行走张百熙为“里边人”。徐一士：《一士谭荟》，中华书局，2007，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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