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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礼部详细章程刚刚奏准之后，六月初一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联衔上奏的“妥议科举新章折”摆到了光绪帝面前。帝览奏大悦，不惜推翻九天前已颁行的礼部方案，明发上谕：“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分场发榜，如额取中。其未尽事宜仍责成礼部随时妥酌具奏。[76]七月初二日，礼部遵旨拟定《乡会各试详细章程》十三条，奉旨依议。[77]迨八月政变作，张、陈新章又被废弃，礼部为张、陈新章拟定的详细章程自然随之搁置，经济特科亦遭停罢，科场悉复旧制。从经济常科到礼部方案，从张、陈新章到八股旧制，短短几个月间，改科举经历了“朝令夕改”的曲折过程，为戊戌朝局的波谲云诡做了一则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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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戊戌时期几种科举改章思路做一比较，可以说，张之洞、陈宝箴方案彻底改变了科举改制的途辙：一方面，由简化场次（二场）、题量缩减（八篇）的思路，变为场次（三场）、题量（十三篇）增多的做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四书五经放在三场之末，难免导致士子荒经的结果。康梁派的方案，虽将四书五经放在第二场，但因只有两场，故亦不致如张之洞方案那么后果严重。后来，参与阅卷的癸卯科会试同考官恽毓鼎就发现四书五经置于三场最末的结果是，士子对经义题多草草了事。恽氏因而建议改为两场：“头场试史论三篇……时务策两道，不拘中西；二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二篇。阅卷者两场合校，精力既觉宽余，次场便可着重救不读经书之失。”[78]此建议意在救济士子荒经之弊，但也与场次、题量缩减的思路颇为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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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戊戌、辛丑新章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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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虽被戊戌政变打断，但因其业经颁行天下，且通过《劝学篇》的宣传流播而朝野熟知，故天然获得优先地位。加以张之洞、刘坤一在庚辛之际地位凸显，其《变法三折》又是新政改革的蓝图，故辛丑科举改章仍以张、陈戊戌方案为本。只是，该方案虽在张之洞圈子内颇有研讨，貌似斟酌至善，其实并未经过更广泛的充分讨论，而是在戊戌变法的特殊时期，由光绪皇帝直接颁行的。此举颇不寻常，与文科乡、会试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极不相称，也是非常冒险的。吴汝纶在给山西巡抚胡聘之的信中就感慨道：“小人不解朝论于武科既如此博问周咨，其文科应更郑重，何仅于仓卒之间，遽行定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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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辛丑新政之际，虽不似戊戌维新时日下诏书，但同样是变法改制的特殊时期，亦无暇从容讨论。从前文可知，此时中枢、礼部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分歧颇大，双方并未能平心静气地切实探讨，将抡才大典斟酌尽善，而是权谋相加，“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张之洞极为看重的分场去取之法并未实现，其临时提出的废誊录却作为“补偿”而得以施行，成了科举改制的一大败笔。某种程度上讲，在辛丑科举新章中，该保留的未保留，不该废除的却惨遭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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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言之，张之洞戊戌、辛丑科举方案本身就有诸多不妥之处。就戊戌方案来说，如前文所述，因有与康梁派竞争学术霸权的考量，故难免“炫博”，以中体西用为标榜，号称熔科举、经济、学堂为一炉，实则求全求难，标置太高，未必适于科举改章之初的社会实情。据张之洞的设计：“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趋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义、五经义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扺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驳狂妄之弊。”针对考官“罕通新学”的质疑，张之洞说：“应试则难，试官则易。近年上海译编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数十种，切实者亦尚不少，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且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覆阅，尤非难事。……惟是变法之初，兼习未久，其研求时务者岂能遽造深通？是宜于甄录之时稍宽其格，以示骏骨招贤之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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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张之洞方案不切实际的“理想色彩”，吴汝纶批评道：“二场发策，若问时务，彼此抄袭，若问专门，尚无应者，且亦无此考官，知亦如前此之考算学，奉行故事而已。”[81]又说：“外国专门之学，中国尚无其人，何能以之试士！……即所云外国时务，见之各报章者，亦仅九牛之一毛，何从窥见全豹，此亦不能用以试士也。此二场之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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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亦不易言。吴汝纶说：“讲求中国史学，若廿四史全责人强记，即令通才入场，若不怀挟，恐亦不能角胜。”故史学当有区别，《史记》、《汉书》“与六经同风”，必应熟读，《晋书》以下，“止可供浏览之用，能记不为功，不记不为耻”。若仅求往代史迹，“当如礼部初议，以《御批通鉴辑览》为主，既系国家颁定之书，又卷帙无多，中才可以为力。若不择精粗，不知要害，专以多难人，虽闳通之才，不能与其列矣”。至于国家政治，“其书藏之中秘，通都大邑，求《平定粤捻方略》且不可得见”，“穷乡僻壤，岩穴之士”更无论矣。吴氏因此总结道：“凡若此者，皆故示瞻博，以折难士子，非国家培养人才之本意也。此由误信顾亭林‘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之二语，亭林固亦书生之论，不能尽见之施行也。此头场之谬也。”吴氏甚至认为“诗赋亦不可废，如汉赋、如汉魏以来大家之诗，皆中国之奇宝，奈何以词章少之！若末流难处，则策论之末流，庸独愈乎！此等议论，正坐无学耳。世俗不足责，若朝廷大臣所议改革之法，乃与康、梁书生不晓事者略等，此何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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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之洞方案既折难士子于前，又谓变法之初宜稍宽其格于后，吴汝纶讥其自相矛盾：“彼所悬之格，一不能及，则皆抄袭旧文，或竟草率完卷耳。苟宽其格，何所不至，此决不可。”吴氏担心：“如其法则一省不过二三人，多则十人八人，而彼则谓所取仍如旧额。苟如此，则向所谓抄袭旧文、草率完卷者，皆在必取，则悬格虽高，仍与向来三场策问略同，尽是有名无实耳。何也？考之以难，则应之以伪，必然之势也。”[82]此外，吴汝纶向严复直言张之洞的科举章程不妥：“近日议法之家，皆自奋其室中之见，楚中所议科举，尤为难行，今之秀、孝，虽未必果材，然国家一切屏弃不齿，恐亦有不测之忧。吾恐西学不兴，而中国读书益少，似非养育人才之本意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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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吴汝纶也提出了自己设计的科举方案：“考试三场仍如旧法，头场易八股为论，经、子、史各一题；二场试策，经、史、时务唯所命；三场诗赋，或他杂题，文体多而不必全作。”[84]可以看出，虽为三场，但题量、题型，却与礼部所议章程不乏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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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吴汝纶难免对张之洞怀有偏见，但他针对张之洞戊戌科举新章的批评，尤其是在场次分配、考试内容、出题范围、难易程度、考官等方面，确是切中肯綮而值得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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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辛丑年再议科举新章时，鉴于既乏擅长的考生与考官，亦难场内测试，张之洞终于删除了乡、会试二场考专门艺学的浮夸规定，表示更为务实。但对于普通士子来说，新章难度依然颇大，而在场次、题量与荒经方面，皆存隐忧。即使趋新的报刊评论亦感慨科举新章难度过大，不切实际：“从前乡、会试首场四书文三篇，二场五经文五篇，命题不出经书，作文不过八股，应试者尚未必兼工。今改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艺学策五道，其难奚翅十倍。纵考取真才，不厌其过难，俾不致滥竽充数，而安得如许通人而试之。即以中国政治史事言，三千年沿革损益之故，治乱兴衰之原，能著为论说，深知灼见者，已千百中无一二，若各国政治艺学，尤为科条繁多，各有专门名家，即在泰西极博之名士，亦不能并通政艺两项。似此绝大经济绝大学问，而骤期诸向为八股之人，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同时，评论认为题量需要核减：“乡、会试首二场论、策皆定五篇。果欲精心结撰，断非一日夜之力所能成。盖从前经文五篇，策五道，以偏重首场，至此不过潦草塞责，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今既实事求是，应将篇数减少，不致太形局促。夫学业深浅，一二篇中已足觇见，才高之人尤可从容磨炼，以显其长。若限于时刻，一律敷衍，则剿袭者反易混目，而开侥幸之途。似宜核改篇数，请旨酌夺。”[85]《苏报》论说亦认为“际此实学废弛，淹博之才无多，而风檐寸晷之中，论、策多至五道，日力已虞其不给”。[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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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新报刊如此，保守士大夫更不待言。辛丑年九月，前河南巡抚于荫霖在慈禧太后召见时，直言批评张之洞的科举新章标置过高，不切实际：“国家造士，全为中材，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议普通学，合今日臣工、士子，恐无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论，秀才数万，举人将数千，使之尽通，乌乎能？势必如圣谕所云，抄写洋报而已。”同时，于氏认为新章推行之后必然导致荒废四书五经的后果，故建议调整场次顺序：“变法宜专宜简，即如科举一事，谕旨令以四书五经为本，诚得其要，但在三场，恐久而如今日三场对策，必至废弛。莫若仍将四书五经义挪在头场。即曰严加去取，头场有何不可严去取。”[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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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辛丑之际，张之洞已相当激进，欲“大变西法”，甚至不断倡言所谓的皮毛也能救国论。[88]而许多时候，他正扮演着摭拾西学皮毛、轻变旧制的角色。早在辛丑年四月，张之洞已有废科举之心，他私下向其核心幕僚言及新政办法有三等，第一等中就包括“罢科举”。[89]事实上，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科举新章只是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张之洞主张分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用学堂逐渐取代科举，实际指向的就是废除科举。[90]所以，张之洞对科举新章自然就欠缺深入而长远考虑，未能真正为国家设计万全之策，于是只将太过不切实际的二场专门艺学删去，却又突发奇想地要废除“无害于取材而有益于防弊”的誊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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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的科举、学堂分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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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庚辛之际，科举改章还有其他思路值得注意，尤其是沈曾植的方案。既有研究已表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所用底本正是沈曾植的稿子。沈氏建议“科举、学堂分途考试，不废八股”，但比张之洞稳健的刘坤一亦觉“尚须酌改”。[91]虽然如此，沈氏关于改科举、兴学堂乃至整个变法的思想却值得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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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的原稿尚不得见。但他在给陶模的信中，就科举、学堂分途考试，互不相杂有所论述：“世之言学堂者必废科举，某独以为学堂、科举，不相杂而后相安。”这是因为“新政者，将以求政道之开明，非以快人心之悁忿也。先布新而后除旧者人情安，先除旧而后布新者人心危。既有革故鼎新之事者，不可复快我愤世嫉俗之言。无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无人材三字，非政治家之言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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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月中旬，刘坤一将沈曾植的稿子寄给张之洞以为底本。沈氏随后又致信张之洞，畅论变法思想和步骤：“变法，大刺割也……不得谓非天下一大痛楚也。故尝谓开新与守旧二说不必并提，兴利与除弊两事不可并进，新既开，不忧旧不去，利既兴，不忧弊不除，此事理之自然。若嚣嚣然日以诟谇之声闻天下，人匿其情，而争心并起，则无一事可行、行而可成者矣。……彼赫德，驵侩才耳，于关税，于邮政，尚能规模素定，相人情之缓急而次第施之，终以集事。常关之习未尽除，信局之旧不尽去，何害于关税之日增，邮政之日扩乎？”[93]立论与其致陶模函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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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沈氏在致密友丁立钧的信中，进一步阐述了对科举、学堂问题的理解：“承询学堂意见云云，此事植在昔年为先觉，而在今日为背时，举世冥冥，事未立而弊已形……凡国所已（整理原文）立于天地间者，宗教一也，文字二也，伦理三也。世必无敢背周、孔之人，然仇经议（整理原文）而灭理学，则宗教之根柢摇；必无偭仓、许之人，然轻译本而重欧文，则文字之根柢摇；必无逆纲常之人，然蔑师长而傲齿德，则伦理之根柢摇。凡此三弊，皆托于废科举之说以发之。然则废科举也，是将举二千年生人之天秩、天序、宗教、文字、伦理一举而尽废之也。恶少之乖张不足论，而名流诡激之谈，官场峭薄之气，不相谋而适与相应，兹则大可惧矣。非掊克不得为人才，非诟厉不得为论议。吾视今人日诟康、梁，而所操之术其为毁瓦画墁，盖无二致，其不大可怪且可惧耶？”[94]沈氏议论针对的正是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东南名士以及张之洞等趋新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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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学问好、功名高、交游广，又在总理衙门任章京多年，可谓眼界、学识与经验兼具，绝对不算守旧者。他这种持重的想法，与其戊戌年拟定经济常科章程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亦即保留科举旧法，以安顿旧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对稳定，同时开辟新科举之途，为学堂“新学”学生谋出路。二者分途进行，两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渐进地转移风气，实现新旧人才的稳妥交替，使中国的固有秩序、礼教、文化不致断裂崩溃。其实，在未受庚子事变的巨大冲击和刺激之前，作为旧学权威但颇为趋新的吴汝纶，就科举、学堂的分合问题，亦有类似的冷静思考：“科目登进，必尽改为出于学堂，吾初亦持此议，继思此亦难行。学堂荐举，是欲反科目为选举，其蔽（原文）不能胜诘。中国之试士，不离文字，文字之业，止可试之场屋，不宜用之选举。即云以平日考试等级为凭，要自可行贿赂请托于其中也。窃谓中西之学，终须分途。其由学堂荐举者，止可由西师试西学；为中国之学，仍以考场糊名易书之法为之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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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红曾将晚清科举变革总结为两个阶段：纳洋学于科目，并科举于学堂。甚有启发。但二者均是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的思路。在此之外，沈曾植、吴汝纶的思考值得注意。可惜，沈曾植的方案虽然写进了江楚会奏变法的底本中，最终却被抛弃了；而他向陶模、张之洞的上书申言，也未获采用。相反，在辛丑年三月沈曾植给陶模致信前后，陶模在奏折中已将兴学堂与废科举联系在一起，而以学堂取代科举为最终目标，与梁启超1896年在《变法通议·科举》中提出的最激进的“上策”相呼应。[96]不过，陶模的奏词虽然痛快，但将科举与学堂完全对应，既混淆了培才和抡才的区别，也轻视了科举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重要功能，不免拾康、梁之唾余；而《变法通议》出自梁氏早年，实多臆想空言。这与沈曾植的科举、学堂分途思路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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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陶模言辞决绝的奏折却带来了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为科举改革树立高标，使其他督抚的出奏有了参照”；另一方面，随着陶模有关科举与学堂不能并存的断言持续发作，科举不废、学堂不兴迅速成了趋新之士的口头禅。[97]此说法后来也成为停废科举的重要理据。科举、学堂固然有相碍之处，但随后趋新者一味强调学堂与科举的先进落后之别，夸大学堂之难和科举侥幸之易，将学堂不兴的板子完全打在科举的屁股上，体现了国人非黑即白、无妥协精神的躁动。至于决策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实难辞其咎。迨废科举后，许多人又发现科举竞争大、去取严，而学堂只要经过年限毕业即授功名，反而容易。[98]此外，当日批评科举阻碍学堂的重要理据是，一遇科举考试时间，学生纷纷赴考，耽误功课，导致学堂无功。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科举、学堂合一思路和政策的结果。科举与学堂分途而行，学堂自然不会“一日千里”。但是，“大跃进”式的学堂“普及”更不可取。因为在经费不充，尤其是师资奇缺的情况下，遍开学堂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若为开学堂而开学堂，大量用速成科、师范传习所短期培训的人员任教习，搞似是而非的开民智，谬种流传，祸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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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的交互激进与联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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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趋新督抚在改、废科举中有一个交互激进的运作过程。辛丑年三月，袁世凯在新政复奏中提出了“增实科”的主张：“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但将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令“南北洋、两广、闽浙各督臣，会同妥议条规，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募考实学”，先仿童试规模，“由该督臣等精选试员，认真校试”，择优作为附生，复试取中者作为举人，由礼部会同总署，“遴调试员，并奏请简派考官，订期会试，中式者为进士”。[99]可见该方案并不废八股，系在保留旧制的同时，另开实科新途，与戊戌年沈曾植、汪大燮拟定的经济常科章程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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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据新材料可知，袁世凯本建议“科举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亦即旧科与实科并行。然而，张之洞却更为激进，认为“科减一成，已觉太久，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科举改章绝不可仍照旧式考八股。袁世凯只好复电解释说：“鄙意并非欲将科举旧额永留五成，为考试八股之地，不过欲逐渐转移，惟词久［欠］醒豁。”于是改为“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100]如此，所谓的“增实科”就变成了最终用实科彻底取代旧科举。张之洞对此与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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