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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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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安东强说：场次调整后，“四书文、五经文在表面上降为第三场文体，实际上反而成为最终取中与否的关键，其固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丝毫没有降低”。时人反对张之洞将四书五经的内容置于三场，建议仍置于首场，而将政治史论、时务策分别置于二、三场。安东强说：“这显然并未读懂张之洞所谓分场去取的深意。”安东强：《晚清科举的场次和选才》，《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82～83页。均可再商。张之洞“着重尤在末场”更多是托词而已，似不可太过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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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答傅润沅》（戊戌六月廿八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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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于荫霖：《悚斋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4），第1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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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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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三联书店，2011，第42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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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余敏斋致瞿鸿禨》（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瞿鸿禨朋僚书牍》，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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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杜春和、耿来金整理《吉同钧东行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87号，1996年5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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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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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09～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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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冯汝琪致冯金鉴》（壬寅十月廿九日），《冯汝琪家信》，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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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请改考试章程》，《选报》第47期，1903年4月12日，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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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户科给事中熙麟奏请乡会试仍用誊录以公去取事》（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5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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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署礼部右侍郎郭曾炘敬陈会试事宜事》（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5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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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请改考试章程》，《选报》第47期，1903年4月12日，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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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又用誊录》，《新民丛报》第25期，1903年2月11日，“近事纪要”，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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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冯金鉴致冯汝琪》（癸卯闰五月十八日发），《冯汝琪家信》，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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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政务处大臣奕劻等议复御史杨士燮条陈会试事宜事》（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5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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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吴孝忱：《乡会试不用誊录议》，《鹭江报》第55册，1904年1月8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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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论政府把持科举之故》（1903年9月16日），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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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母庚才、刘瑞玲点校，中国书店，2001，第49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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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总理衙门会同礼部遵议开设经济特科折》（戊戌正月初六日），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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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283～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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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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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00～401、442～443、454～458页；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356～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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