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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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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9、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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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2，《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9页b～10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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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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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辛丑三月初七日）、《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辛丑三月初七日）、《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6、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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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8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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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1904年3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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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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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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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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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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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5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4页。又，许同莘称“此折川督、鄂督、东抚皆列衔”；胡钧谓“此折川、鄂、东皆会衔”，均误。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7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83页；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202页。按，《袁世凯奏议》编者将此折系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李细珠据《光绪朝东华录》改于二月十五日。现据《袁世凯全集》和《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系于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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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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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第三章 壬寅诏开进士馆：科举改制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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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制复杂而曲折。在考试新章之外，从庚子前后的整饬翰林院，到壬寅年十一月的诏开进士馆，是另一条关键的改制脉络。这一脉络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要步骤，鲜明地体现了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既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诏开进士馆不仅在枢臣中颇有争论，在包括京外官、广大士子及报刊舆论界的朝野上下，更是引发了多方面回响。毫无疑问，此举影响了大量士子的抉择，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发展和人生命运，对科举、学堂地位的此消彼长也不无推动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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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以往关于改科举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庚子前后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尚注意不够；开进士馆与科举考试新章的配套关系，还有待论证阐发；开进士馆的动因、讨论决策过程及内幕，牵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其中迷雾重重，更需用切实材料加以揭示。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及其力度的整体理解，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关系问题。本章从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中枢要人的幕后推动、枢臣的争论与妥协，以及诏开进士馆的朝野反响等方面，梳理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并阐明诏开进士馆乃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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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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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重科名，又以入翰林为尤荣。进士朝考、馆选等制度的推行，使翰林院成为科举制的自然延伸，玉堂人物成为科举出身之最上一层。科举考试的考官——会试总裁、同考官，乡试主考，各省学政——绝大多数又为翰苑人员。因此，科举制与翰林院的关系至为密切，[1]翰林院的整改与科举改制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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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世变日亟，科举诟病渐多，翰林自不能幸免。尽管同治中兴手定大难的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皆翰林，然形势比人强，改科举逐渐从“坐言”走向“起行”。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接受张之洞、陈宝箴奏请，更定科举考试新章。当年七月初三日，又颁下废朝考之谕。进士朝考“专为选庶吉士而设”，[2]由翰林院主持，[3]今一朝停罢，表明朝廷开始对翰林院下手了。七月十四日，往日与翰林院同居清要、供词林迁转的詹事府遭到裁撤。词臣的升转之途大受限制，翰林院的地位遭到削弱。惟政变旋作，悉复旧制。但翰林院显然已受到严重质疑，它的整改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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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再度变法，首先就是整顿翰林院。当改科举、兴学堂尚在酝酿之时，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奏请整顿翰林院。他建议“庶常入馆，即宜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政治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世之务者，皆令肄业。洋务以历年条约、万国公法为先，旁及语言文字，一切格致之学，皆当通晓。散馆时即以所学命题”。至于考评的方式，则庶吉士不仅授职前有月课，即使“授职以后，仍随时札记所学”，由掌院学士等分别优劣，或“进呈御览，以示鼓励”，或“分别纠劾、以杜横议之渐”。孙家鼐认为“如此则今日所学，即他日所用”，可祛学非所用之弊，“非但有益于人材，亦且有裨于政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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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廷针对奏片明发上谕，慨言“兹当变通政治之初”，作为储才之地的翰林院“允宜首先整顿”，遂令编修、检讨以上各官，“专课政治之学，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而“条约、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诸书”，则“听其分门肄业”。并令“掌院学士酌定课程，每月呈送札记”，据优劣而定奖惩。更重要的是，与翰林密切相关的“散馆、大考、考差，均应一律变通”，上谕令掌院学士就此“妥拟章程，咨送政务处王大臣覆核，请旨办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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