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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王文韶、鹿传霖来讲，既然要求新科翰林入大学堂肄业，则王文韶主张掌院学士入学堂，督饬翰林用功，也就并非毫无理据。进言之，令翰林入大学堂肄业，意在以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调和科举、学堂的同时，实含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意蕴。考虑到王、鹿二人，尤其是王，是枢臣中力挺科举者，[58]则王此举实有深意存焉。这实际上涉及翰林院与大学堂，亦即科举与学堂的竞争关系问题。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时代，科举业已改章，翰林亦须用功实学，而今更须入大学堂再做学生。面对学堂咄咄逼人之势，王文韶主张派掌院入大学堂，就不无“反制”的意味。瞿鸿禨当然对此一目了然，不惜造膝密陈，寻求慈禧的支持，力避掌院入学堂、事事掣肘的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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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议政讲究保密，讨论未必留有记录，外人往往难得其详。幸运的是，张缉光致瞿鸿禨的两通密信，可以进一步揭示政务处“变通新进士章程”的形成过程及命意所在；而当日政务处大臣争论的内幕，直接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纠葛，关系甚重，也可从第二通密信中得窥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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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通信首先可知，瞿鸿禨命张缉光拟稿，张即据庶常馆旧制及仕学馆章程，并发挥东西各国强迫教育制度之旨，连缀成稿。首先，他说：“承谕拟稿，谨就愚见，敷析成篇，录呈钧采。篇中胪列旧制及语及仕学馆章程处，但凭记忆，无书可查，必有讹误。但缉光私见，窃以东西各国皆制为强迫教育制度”，即“国家以权力勒令士民就学，如英、德、日本各国，凡生子至六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罚其父母，凡民年二十未受普通教育者，不能享有国民权利，皆其强迫制度也”。张缉光认为瞿鸿禨“筹及此举”，令新进士入大学堂学习“新学”，考试合格方能毕业，“极得强迫之微意”。故张在稿中本强迫教育之旨“而隐其词”，以免“为流俗所骇”。其次，可知动议之初，本欲取消新进士分发中的内阁中书一途，改为分部主事，只是考虑到“现当诸事掣肘之时，更张太多，或反予人以口实。且变法不惟其名，惟其实，姑存其目，亦自无妨”，始作罢论。再次，在张缉光看来，经此改制，新进士须再做学生，科举将进一步式微，如果能“扩充此意而实行之”，则学堂教育将有勃兴之望。最后，虽然张缉光也不忘参加科考，且本年秋天刚刚中式顺天乡试举人，[59]但他倾向于废科举。他说：“至科举之废，万口同辞，故篇末揭明斯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变通新进士章程虽抑科举而扬学堂，但调和二者的痕迹甚显，张缉光担心倘不揭明废科举之旨，“恐人疑此奏为保护科举而设”，则瞿鸿禨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将不为世人所谅，甚至会遭到主废科举的趋新舆论的责难。有意思的是，张缉光在信尾，以王安石变法“三不足”的口吻耸动瞿鸿禨道：“同僚之论不足凭，天下之评最可贵，尚冀坚持此说而终成之，于人才大有造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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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瞿鸿禨收到张缉光的稿子后，定有修改。比如明言废科举，想必瞿此时亦未必以为然，[61]更不大可能贸然拿给王文韶、鹿传霖去商酌，因为王坚决反对废科举的立场，瞿了然于胸。当稿子在政务处层面讨论时，王文韶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二是新科翰林的教习必须是翰林、进士出身人员。张缉光得知此情后，愤激难掩，再次上书瞿鸿禨，痛切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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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谕及之件，闻相臣颇有异议，欲以掌院插入学堂，而翰林必以进士、翰林为教习。窃怪旧见之难化，而不计事之无益，竟若此耶。国家于科举改试策论，是明明谓八股不如策论，今欲以八股之旧翰林、进士，教明年策论所得之新翰林、进士，似于变法初意太相矛盾（今大学堂教习，非无翰林、进士，亦适成为中国人才耳）。且翰林、进士之待教习者，教以新学也，其人果有学，自足教人，何必以至不足重之科名限之。且今中国之大，绝非无（原文如此——引者注）配充教习之人，盖现今人才，皆以八股出身，于科学一无所知，欲求实在办法，非尽聘洋教习不可，其次亦非以游学生为教习不可。盖所贵乎学堂者，学我所本无之学，高谈经史无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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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掌院一节，不惟无益，反生出无穷牵掣、无穷阻难。为掌院者，果由学堂出身，果非以八股得科名则可，否则八股旧见适足以为学堂之蟊贼，不独所教之翰林、进士无效，即现设之仕学馆亦必为所牵动。此事甚有关系，惟详虑之。议者果爱翰林为饩羊，视科举为命脉，则仕学之说可作罢论。即欲敷衍，可令翰林院设置仕学馆，以掌院为总教习，又选派数老翰林为分教习，与大学堂之仕学馆分道扬镳可也。变法而不得法，不如不变之为愈。前闻尊议一出，管学告知学堂人士，皆极称颂，谓不如竟废科举之痛快，而能使天下之心目注重学堂，科举必难久立于世界，为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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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若此，则八股掌院侈然有干预新学之权，而教习尤必以科名为重。是非重学也，重科名也。且亦必不能有成效，亦故作风波，取人笑骂而已。此事外间已知吾师主持，或得或失，不免集论于吾师。似不如坚持前见，以拯陷溺，否则竟作罢论，犹免讥嘲。……弟子非敢谓八股翰林无明通之才，但止足以言明通，不可以言实学。教习但取其学，若以科名为招，则夤缘自荐者何以御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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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争论的焦点有二：新翰林的教习由何人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是否入大学堂。这无疑既涉改制的理念，又牵扯用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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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教习言之，王文韶主张新翰林的教习必以翰林、进士出身人员担任，即是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翰林前辈出任庶常馆大、小教习的旧制，显示出变政以渐，不欲更张过甚的态度。戊戌孙家鼐管学时期，“大学堂派出提调十人，翰林院居其六，又得教习者八人”，用人即以翰林为主，所以叶昌炽谓“虽不尽公道，尚可为词馆吐气”。[63]故大学堂一开始便与储才之地的翰林院颇多人事往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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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年轻激进的张缉光看来，一则八股不如策论，不可以八股出身之旧翰林、进士，教策论出身之新翰林、进士；二则在学堂应学我本无之科学（分科专门之学），然国内人才皆系八股出身，无通科学之人，所以教习最好延聘洋人，其次亦需调游学生担任，万不可以科名限之。故张力劝瞿鸿禨坚持定见，否决老翰林入大学堂教新翰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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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掌院入大学堂问题，尤为重大。张缉光将八股、科名与学堂对立起来，昌言新旧势不两立的同时，更敏感在意的是，“八股掌院”入学堂“牵掣”、“阻难”、“干预”管学大臣张百熙的“新学之权”。为此，他发出“危言”：掌院一入大学堂，不仅新翰林、进士肄业无效，即仕学馆亦将为所牵动。无奈之下，要么干脆不办，要么分道扬镳，大学堂与翰林院各办各的仕学馆，而放弃科举、学堂调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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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对应，王文韶坚持掌院入大学堂，如前所述，既具有“反制”学堂的意味，也是延续了前此由掌院学士督饬翰苑人员用功实学的整改思路。更重要的是，张百熙依靠首辅荣禄支持，出掌管学大权，[65]然在此前后颇受到所用非人的诟病与谤言。[66]考虑到此时汉掌院学士正是前管学大臣孙家鼐，因此王文韶执意派掌院入学堂，似有变相保其同年孙家鼐再度入主大学堂的人事考量。[67]此外，该信显示，瞿鸿禨筹及此议时，早已与张百熙沟通过，达成了一定共识，而大学堂其他办学人士虽认同此举为学堂张目，将使科举式微而难以久存，但尚以此为不够痛快，意欲立废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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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鸿禨一向缜密，张缉光因以外间已知瞿主持此事，得失不免集于一身，力劝瞿坚持前议，否则宁愿放弃改革，所谓“变法而不得法，不如不变之为愈”。瞿接信后，当有造膝密陈之举，力持掌院不可入学堂，获得了慈禧首肯。张缉光获悉此情后，便于十月廿八日向汪康年通风报信，称“或可免掌院一节”。[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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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谕来看，丝毫不及掌院学士，而明令张百熙悉心核议，随时认真经理。看似瞿鸿禨掌院不可入学堂的主张获得了胜利。不过，仅仅两个多月后，荣庆就于癸卯（1903）正月出任另一管学大臣。不久，荣禄去世，张百熙失去后盾。十一月，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添派掌院学士孙家鼐为学务大臣，与张、荣鼎足为三而以孙为首。荣庆也在进士馆开馆之前署理满掌院学士，[69]则实际上掌院还是入了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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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习问题，采取了类似搁置争议的办法。政务处上变通新进士章程折的同时，还附有一片：“简派大教习由”。[70]大教习即教习庶吉士，乾隆以后例由翰林出身之满、汉大员中各简一人。[71]请简大教习，即是延续教习庶常馆之遗意。不过，上谕对该片未予理睬，而且对争论不休的教习由何人担任的问题，也避而不谈。但是，派资深翰林出任进士馆教习的传言却时有所闻。[72]从日后实情看：进士馆监督、学务提调最初派翰林前辈，而实际授课者则主要为日本教习及留学生教习。[73]看来各方在此处亦达成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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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瞿鸿禨与王文韶在此事上意见参差，但并不意味着瞿、王有多么对立。在“人人欲避顽固之名”[74]的时代，王文韶坚持保全科举的政见，“不恤大被顽固之谤”，[75]实“固有深见”，也不愧大臣之风。[76]此外，翰林院、大学堂均为开进士馆的利益攸关方，故有必要考察孙家鼐与张百熙的态度。如前所述，孙家鼐于辛丑四月主张庶吉士入馆之初，即宜课以实学，当癸卯年制定《进士馆章程》时，又建议前一两科进士有愿入进士馆者，亦准一体就学，[77]似知孙对开进士馆基本持欢迎态度。不过，张百熙的情况稍显复杂。一方面，从他奏请翰林用功政艺之学及开办仕学馆来看，开进士馆与他的政见相近；更重要的是，张百熙与瞿鸿禨此时关系密切，二人经营学务“苦心热血”，[78]前引张缉光的密信，也说明瞿鸿禨推动此举时，早已与张百熙沟通过，而百熙并不反对。然而另一方面，进士入学的特旨颁布后，事实上给张百熙带来了不少麻烦：筹备开馆固然不易，更为严重的是，此举牵扯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纠葛，直接关系新进士的出路，这就使得本已颇受非议的大学堂，又多了一些或明或暗的反对声音。[79]因而颇有张百熙“以其事为难，大约将来恐办不到”的传闻，[80]屡有张不以此举为然的声音。[81]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经常正面报道张百熙的《中外日报》在放烟幕弹，试图为张“澄清”，以减少科举新贵对张本人的非议。[82]但是，也很有可能，这些报道恰好表达了张百熙开始筹办进士馆后，面对种种为难之处的真实想法。要知道，此时亲自办学的张百熙在废科举一事上，态度逐渐激进起来，开进士馆这种调和之法，对他来说，已不够惬心。不过，考虑到进士入学实系瞿鸿禨、荣庆在暗中推动，荣庆不久又被派为管学大臣，则张百熙即使不以此举为然，此议也很难逆转。有意思的是，甲辰（1904）四月进士馆开馆前，张百熙已于二月奉命担任甲辰恩科会试副总裁，赴汴衡文。因此，开馆前后，大学堂事务是由孙家鼐、荣庆负责的。孙、张、荣三位学务大臣的复杂关系，也可从此类事件上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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