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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90 就王文韶、鹿传霖来讲,既然要求新科翰林入大学堂肄业,则王文韶主张掌院学士入学堂,督饬翰林用功,也就并非毫无理据。进言之,令翰林入大学堂肄业,意在以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调和科举、学堂的同时,实含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意蕴。考虑到王、鹿二人,尤其是王,是枢臣中力挺科举者,[58]则王此举实有深意存焉。这实际上涉及翰林院与大学堂,亦即科举与学堂的竞争关系问题。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时代,科举业已改章,翰林亦须用功实学,而今更须入大学堂再做学生。面对学堂咄咄逼人之势,王文韶主张派掌院入大学堂,就不无“反制”的意味。瞿鸿禨当然对此一目了然,不惜造膝密陈,寻求慈禧的支持,力避掌院入学堂、事事掣肘的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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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92 中枢议政讲究保密,讨论未必留有记录,外人往往难得其详。幸运的是,张缉光致瞿鸿禨的两通密信,可以进一步揭示政务处“变通新进士章程”的形成过程及命意所在;而当日政务处大臣争论的内幕,直接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纠葛,关系甚重,也可从第二通密信中得窥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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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94 从第一通信首先可知,瞿鸿禨命张缉光拟稿,张即据庶常馆旧制及仕学馆章程,并发挥东西各国强迫教育制度之旨,连缀成稿。首先,他说:“承谕拟稿,谨就愚见,敷析成篇,录呈钧采。篇中胪列旧制及语及仕学馆章程处,但凭记忆,无书可查,必有讹误。但缉光私见,窃以东西各国皆制为强迫教育制度”,即“国家以权力勒令士民就学,如英、德、日本各国,凡生子至六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罚其父母,凡民年二十未受普通教育者,不能享有国民权利,皆其强迫制度也”。张缉光认为瞿鸿禨“筹及此举”,令新进士入大学堂学习“新学”,考试合格方能毕业,“极得强迫之微意”。故张在稿中本强迫教育之旨“而隐其词”,以免“为流俗所骇”。其次,可知动议之初,本欲取消新进士分发中的内阁中书一途,改为分部主事,只是考虑到“现当诸事掣肘之时,更张太多,或反予人以口实。且变法不惟其名,惟其实,姑存其目,亦自无妨”,始作罢论。再次,在张缉光看来,经此改制,新进士须再做学生,科举将进一步式微,如果能“扩充此意而实行之”,则学堂教育将有勃兴之望。最后,虽然张缉光也不忘参加科考,且本年秋天刚刚中式顺天乡试举人,[59]但他倾向于废科举。他说:“至科举之废,万口同辞,故篇末揭明斯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变通新进士章程虽抑科举而扬学堂,但调和二者的痕迹甚显,张缉光担心倘不揭明废科举之旨,“恐人疑此奏为保护科举而设”,则瞿鸿禨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将不为世人所谅,甚至会遭到主废科举的趋新舆论的责难。有意思的是,张缉光在信尾,以王安石变法“三不足”的口吻耸动瞿鸿禨道:“同僚之论不足凭,天下之评最可贵,尚冀坚持此说而终成之,于人才大有造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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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96 可以想见,瞿鸿禨收到张缉光的稿子后,定有修改。比如明言废科举,想必瞿此时亦未必以为然,[61]更不大可能贸然拿给王文韶、鹿传霖去商酌,因为王坚决反对废科举的立场,瞿了然于胸。当稿子在政务处层面讨论时,王文韶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二是新科翰林的教习必须是翰林、进士出身人员。张缉光得知此情后,愤激难掩,再次上书瞿鸿禨,痛切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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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898 日前谕及之件,闻相臣颇有异议,欲以掌院插入学堂,而翰林必以进士、翰林为教习。窃怪旧见之难化,而不计事之无益,竟若此耶。国家于科举改试策论,是明明谓八股不如策论,今欲以八股之旧翰林、进士,教明年策论所得之新翰林、进士,似于变法初意太相矛盾(今大学堂教习,非无翰林、进士,亦适成为中国人才耳)。且翰林、进士之待教习者,教以新学也,其人果有学,自足教人,何必以至不足重之科名限之。且今中国之大,绝非无(原文如此——引者注)配充教习之人,盖现今人才,皆以八股出身,于科学一无所知,欲求实在办法,非尽聘洋教习不可,其次亦非以游学生为教习不可。盖所贵乎学堂者,学我所本无之学,高谈经史无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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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06 至掌院一节,不惟无益,反生出无穷牵掣、无穷阻难。为掌院者,果由学堂出身,果非以八股得科名则可,否则八股旧见适足以为学堂之蟊贼,不独所教之翰林、进士无效,即现设之仕学馆亦必为所牵动。此事甚有关系,惟详虑之。议者果爱翰林为饩羊,视科举为命脉,则仕学之说可作罢论。即欲敷衍,可令翰林院设置仕学馆,以掌院为总教习,又选派数老翰林为分教习,与大学堂之仕学馆分道扬镳可也。变法而不得法,不如不变之为愈。前闻尊议一出,管学告知学堂人士,皆极称颂,谓不如竟废科举之痛快,而能使天下之心目注重学堂,科举必难久立于世界,为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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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14 今若此,则八股掌院侈然有干预新学之权,而教习尤必以科名为重。是非重学也,重科名也。且亦必不能有成效,亦故作风波,取人笑骂而已。此事外间已知吾师主持,或得或失,不免集论于吾师。似不如坚持前见,以拯陷溺,否则竟作罢论,犹免讥嘲。……弟子非敢谓八股翰林无明通之才,但止足以言明通,不可以言实学。教习但取其学,若以科名为招,则夤缘自荐者何以御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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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22 可知争论的焦点有二:新翰林的教习由何人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是否入大学堂。这无疑既涉改制的理念,又牵扯用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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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24 首先,就教习言之,王文韶主张新翰林的教习必以翰林、进士出身人员担任,即是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翰林前辈出任庶常馆大、小教习的旧制,显示出变政以渐,不欲更张过甚的态度。戊戌孙家鼐管学时期,“大学堂派出提调十人,翰林院居其六,又得教习者八人”,用人即以翰林为主,所以叶昌炽谓“虽不尽公道,尚可为词馆吐气”。[63]故大学堂一开始便与储才之地的翰林院颇多人事往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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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26 而在年轻激进的张缉光看来,一则八股不如策论,不可以八股出身之旧翰林、进士,教策论出身之新翰林、进士;二则在学堂应学我本无之科学(分科专门之学),然国内人才皆系八股出身,无通科学之人,所以教习最好延聘洋人,其次亦需调游学生担任,万不可以科名限之。故张力劝瞿鸿禨坚持定见,否决老翰林入大学堂教新翰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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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28 其次,掌院入大学堂问题,尤为重大。张缉光将八股、科名与学堂对立起来,昌言新旧势不两立的同时,更敏感在意的是,“八股掌院”入学堂“牵掣”、“阻难”、“干预”管学大臣张百熙的“新学之权”。为此,他发出“危言”:掌院一入大学堂,不仅新翰林、进士肄业无效,即仕学馆亦将为所牵动。无奈之下,要么干脆不办,要么分道扬镳,大学堂与翰林院各办各的仕学馆,而放弃科举、学堂调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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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30 与此对应,王文韶坚持掌院入大学堂,如前所述,既具有“反制”学堂的意味,也是延续了前此由掌院学士督饬翰苑人员用功实学的整改思路。更重要的是,张百熙依靠首辅荣禄支持,出掌管学大权,[65]然在此前后颇受到所用非人的诟病与谤言。[66]考虑到此时汉掌院学士正是前管学大臣孙家鼐,因此王文韶执意派掌院入学堂,似有变相保其同年孙家鼐再度入主大学堂的人事考量。[67]此外,该信显示,瞿鸿禨筹及此议时,早已与张百熙沟通过,达成了一定共识,而大学堂其他办学人士虽认同此举为学堂张目,将使科举式微而难以久存,但尚以此为不够痛快,意欲立废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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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32 瞿鸿禨一向缜密,张缉光因以外间已知瞿主持此事,得失不免集于一身,力劝瞿坚持前议,否则宁愿放弃改革,所谓“变法而不得法,不如不变之为愈”。瞿接信后,当有造膝密陈之举,力持掌院不可入学堂,获得了慈禧首肯。张缉光获悉此情后,便于十月廿八日向汪康年通风报信,称“或可免掌院一节”。[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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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34 从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谕来看,丝毫不及掌院学士,而明令张百熙悉心核议,随时认真经理。看似瞿鸿禨掌院不可入学堂的主张获得了胜利。不过,仅仅两个多月后,荣庆就于癸卯(1903)正月出任另一管学大臣。不久,荣禄去世,张百熙失去后盾。十一月,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添派掌院学士孙家鼐为学务大臣,与张、荣鼎足为三而以孙为首。荣庆也在进士馆开馆之前署理满掌院学士,[69]则实际上掌院还是入了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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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36 至于教习问题,采取了类似搁置争议的办法。政务处上变通新进士章程折的同时,还附有一片:“简派大教习由”。[70]大教习即教习庶吉士,乾隆以后例由翰林出身之满、汉大员中各简一人。[71]请简大教习,即是延续教习庶常馆之遗意。不过,上谕对该片未予理睬,而且对争论不休的教习由何人担任的问题,也避而不谈。但是,派资深翰林出任进士馆教习的传言却时有所闻。[72]从日后实情看:进士馆监督、学务提调最初派翰林前辈,而实际授课者则主要为日本教习及留学生教习。[73]看来各方在此处亦达成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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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38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瞿鸿禨与王文韶在此事上意见参差,但并不意味着瞿、王有多么对立。在“人人欲避顽固之名”[74]的时代,王文韶坚持保全科举的政见,“不恤大被顽固之谤”,[75]实“固有深见”,也不愧大臣之风。[76]此外,翰林院、大学堂均为开进士馆的利益攸关方,故有必要考察孙家鼐与张百熙的态度。如前所述,孙家鼐于辛丑四月主张庶吉士入馆之初,即宜课以实学,当癸卯年制定《进士馆章程》时,又建议前一两科进士有愿入进士馆者,亦准一体就学,[77]似知孙对开进士馆基本持欢迎态度。不过,张百熙的情况稍显复杂。一方面,从他奏请翰林用功政艺之学及开办仕学馆来看,开进士馆与他的政见相近;更重要的是,张百熙与瞿鸿禨此时关系密切,二人经营学务“苦心热血”,[78]前引张缉光的密信,也说明瞿鸿禨推动此举时,早已与张百熙沟通过,而百熙并不反对。然而另一方面,进士入学的特旨颁布后,事实上给张百熙带来了不少麻烦:筹备开馆固然不易,更为严重的是,此举牵扯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纠葛,直接关系新进士的出路,这就使得本已颇受非议的大学堂,又多了一些或明或暗的反对声音。[79]因而颇有张百熙“以其事为难,大约将来恐办不到”的传闻,[80]屡有张不以此举为然的声音。[81]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经常正面报道张百熙的《中外日报》在放烟幕弹,试图为张“澄清”,以减少科举新贵对张本人的非议。[82]但是,也很有可能,这些报道恰好表达了张百熙开始筹办进士馆后,面对种种为难之处的真实想法。要知道,此时亲自办学的张百熙在废科举一事上,态度逐渐激进起来,开进士馆这种调和之法,对他来说,已不够惬心。不过,考虑到进士入学实系瞿鸿禨、荣庆在暗中推动,荣庆不久又被派为管学大臣,则张百熙即使不以此举为然,此议也很难逆转。有意思的是,甲辰(1904)四月进士馆开馆前,张百熙已于二月奉命担任甲辰恩科会试副总裁,赴汴衡文。因此,开馆前后,大学堂事务是由孙家鼐、荣庆负责的。孙、张、荣三位学务大臣的复杂关系,也可从此类事件上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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