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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初一日以后，阅批落卷、磨勘中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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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科同考官的阅卷程序大体如此，但也有几处变化。（1）出题、写题、监刻题纸，俱由总裁亲自督办，同考官不再参与。（2）同考官提前一日，即于三月十二日午后开始阅卷。二、三场阅卷开始时间也都相应提前。这当是废誊录的结果。（3）补荐可以延长至四月初二日，即总裁取中前夕。（4）因河南贡院“文明堂不明爽，阅卷不便”，故同考官于十二日上堂略坐之后，即各回本房阅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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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科头场有考生5287人，最终三场完卷者为5264人。[90]18房同考官平分，每房得293卷或294卷。恽毓鼎头场即分得293卷。恽氏从三月十二日开始阅头场卷，至二十日头场一律阅毕，共荐61卷（日记整理如此，似为62卷）。自二十一日起至二十四日，评荐头场已荐的二场卷。从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评荐头、二场已荐的三场卷。与此同时，从二十三日至四月初一日扫落卷，因“二、三场极佳”补荐浙江1卷，因二场“五策均明白晓畅”，补荐满洲1卷，共荐卷6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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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经验且年岁较大的王振声比恽毓鼎速度稍慢，至二十一日阅完头场卷，荐64卷，二十二日检查头场备卷，又补荐4卷，故头场共荐68卷。从二十二日晚上开始阅二场卷，至二十六日早上，68卷的“二场荐卷阅齐，午后阅荐卷三场卷”，至二十九日三场卷荐齐。当日早上及四月初二日又分别补荐4卷和1卷，前后共荐73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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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会试总裁向系四人，遂以正、大、光、明代之。癸卯科总裁孙家鼐为正堂，徐会沣、荣庆、张英麟分别为大堂、光堂、明堂。“凡荐卷，必每堂一本，不得僭越，周而复始”，既配卷数，亦以防弊。[92]所以同考官每次荐卷之数，通常为四的倍数，至补荐时则可以通融，一卷、两卷也可以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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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考官的荐卷，须“装匣上锁”，令榜吏送到内监试处。内监试处“须对钥匙，开卷匣，写收条，注某房某日第几次荐卷几本，交榜吏连匣带回”，“旋即查堂表，粘堂签，用荐戳，供事登十八房分簿，监视官登四总裁总簿，而总簿之中又按房分十八页登记。凡日期、次数、房分、省分、字号、数目，处处对读，处处防错”。内监试处经过如此严密的手续之后，再将荐卷“分装四匣锁好”，令榜吏呈送四总裁评阅。甲辰科内监试王振声感慨道：“官吏终日皆五官并用，心力俱疲”，常常“退食后犹有荐卷送监试处者，则收下付回条，归明日呈荐”。[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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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恽毓鼎、王振声的例子可知，癸卯科头场每房荐卷大约70卷，18房共计约为1260卷，四总裁平分，则每人约评阅头场荐卷315卷。然而，甲辰科头场考生共有5424人，头场荐卷却多达1784卷，每堂分446卷，每房则约荐100卷。前文已述，癸卯科头场考生为5287人，则甲辰科头场考生较癸卯科仅多出100余人，而荐卷却多出约500卷，似可知甲辰科头场考题的分辨率有所下降，亦即答卷趋同度高，故荐卷数猛增。如此自然导致甲辰科四总裁阅卷负担加重，大约每位总裁都比其癸卯科同事多阅120余卷。甲辰科四总裁至迟自三月十四日开始阅头场荐卷，到二十三日尚未阅毕。此时各房已有荐二场卷者，内监试王振声一概不收，“嘱其明日再荐，盖俟总裁将头场料理就绪，再荐二场，庶不致乱也”。岂料次日收二场卷后，“总裁传语，头场卷尚未阅讫，二场卷暂且停荐”，王振声“即传知各房”。[94]这是癸卯、甲辰两科在荐卷、阅卷上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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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卷、取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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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考官荐卷、阅卷程序之后，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讨论荐卷与取中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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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科举考试重头场问题。言此者，常引陈澧的一段名论云：“今之科场，士子多者至万余人。人各为十四艺，试官不能尽阅也，于是三场专重第一场，视二场三场无足重轻，甚至有不阅者。故士皆专力于四书文，而成荒经蔑古之风也。”[95]意谓考生人数太多，考官阅卷任务过重，不能尽阅考卷，遂造成重首场的必然趋势。[96]不过，陈澧说的很可能是广东乡试的情形。其实安徽、江苏合闱的江南乡试士子常过两万，比广东的问题更严峻，考官不能尽阅试卷也是实情。然而，会试却略有不同。光绪以来，历科会试入场士子自4000多人至7000多人不等，平均6000人左右（详表4-7），比大省乡试人数少了许多。且会试四总裁、十八房同考官的高配，除了顺天乡试之外，也非其他省份乡试可比。[97]因此，会试考官阅卷负担似不像某些省份乡试考官那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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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解释科举重头场的问题，也可从阅卷、荐卷程序着眼。前文所述《北闱分房日记》以及恽毓鼎、王振声的记录，说明同考官全阅头场卷而荐其1/4左右（甲辰科则约1/3），二场、三场卷则先阅头场已荐者，一般照数续荐。恽毓鼎就说，三场即使草草了事，“阅卷者以头、二场已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98]依此推之，二场若稍弱，因头场已荐，势必也通融续荐。商衍鎏亦指出，乡试中若第一场已荐，二、三场则加批续荐。[99]这样的荐卷程序和惯例无疑是导致重头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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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同治、光绪两朝历科会试中额、考生数与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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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同治、光绪两朝历科会试中额、考生数与中率-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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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重头场无疑是事实，但程度到底有多高、具体如何操作也需要具体分析，笼统地讲重头场无助于深入理解取中标准和操作过程。如果考官只阅头场，头场未荐者不阅其后场，则不只是重头场，无异于是惟头场。恽毓鼎首日阅奉天、山西、贵州卷22本，荐4本，其余18本则几同落卷。他就不忘提醒自己：“落卷已入箱中，而矮屋对策者，犹惨淡经营，以冀衡文者之一顾，岂不悲哉！故房官必当略参后场，断不可仅阅头场遂定去取，摈其余而不寓目也。”[100]可以想见，只阅头场不看后场的情形必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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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和王振声尚顾及后场，所以因二、三场卷佳而有所补荐，只是数量比较有限。恽毓鼎补荐2本，王振声补荐5本，而甲辰科18房共补荐大约30本。[101]当然，一旦补荐，必系二、三场特别优秀，且经考官反复批阅斟酌，故中式的概率却也突增。恽毓鼎补荐2卷中至少有1卷中式，且甚得正总裁孙家鼐欣赏，竟高列恽氏第十三房房首。[102]甲辰年四月初六日，副总裁张百熙也曾与第五房同考官赵启霖“斟酌撤河南卷一本，补中十二房河南卷一本”。[103]癸卯科《会试闱墨》中，叶景葵只刻二场二道，祝廷华只刻二场三道，区大原、郭立山均只刻二场一道，说明诸人有可能靠二场补荐取中。陈善同仅刻第三场一道，也有可能由第三场补荐取中。[104]从癸卯、甲辰两科的补荐情形看，估计每科有30～50份补荐卷，则通过补荐最终中式者至少当有十几人，甚至20多人。这提示出在头场未荐的情况下，靠二、三场出色而“死灰复燃”的概率：大约靠补荐中式者占中额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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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头场已荐之卷，其二、三场的优劣对于取中有何影响。毫无疑问，相当部分荐卷因头场受总裁格外青睐，实已预定中式。癸卯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才开始荐二场卷之时，荣庆已经选中两人，拟刻其首场墨卷。其中之一为恽毓鼎所荐的湖北卷，拟刻其首场第三篇，对照《会试闱墨》可知为覃寿彭。[105]不过，必有另一部分头场荐卷在总裁眼中相差无几，并不能遽定高下，故需要比较二、三场的优劣以定去取。由于甲辰恩科头场荐卷数量剧增，这一情况必更加常见，于是二、三场影响取中的权重也就相应提升。甲辰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开始二场荐卷之前，正总裁裕德就托第一房同考官吴荫培向内监试王振声传话，“各房荐二场卷，如有出色处，可加批，有疵谬处，亦批出，若平正无疵，即可不批，其批条须于卷上露出少许，以便一望而知”，嘱其将此意“代达各房”。王氏“因书一纸，令送榜吏分达各房”。[106]裕德已有科举改制后衡文的经验，如此便宜行事，想必二场平正无疵者总裁可能将不再寓目，而出色加批者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重要参考，因疵谬而被批出者势必遭到淘汰。裕德此举不仅是减轻四总裁二场阅卷的负担，同时也在压缩备取的范围，以易于对比取中。于是二场是否有批就甚为关键。所以二场的重要性也体现于上述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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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头场之所以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实由荐卷、阅卷程序所决定。然而一旦头场区分度不高，二、三场的权重也就相应增加。这与头场考题、考官阅卷态度和临时操作均有关系。[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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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阅卷、荐卷程序及场次权重，更为微妙的是同考官以何标准荐卷、总裁以何标准取中。科举考试凭文录取，八股文尚有一定格式，亦即学养文笔或许意见不一，而起承转合则有相对标准，但毕竟由人衡阅，亦难有一成不变之准则，不同考官品味有别也可想见。改试论、策、经义后，程式明显放宽，篇幅长短不一，同一题有人三页不到，有人则多至七八页。[108]且改制初期，尚在摸索。因此，取中标准更难预卜。但若说毫无标准，既乖情理，亦难以证实。或许比照考中的墨卷与科举中人的议论、考官的感受，可以略窥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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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朱卷及会试墨卷绝大多数为考中者的，且并非全貌，常常是从三场共13道答题中挑选几篇。同时，选刻的会试闱墨往往已经过同考官润色。不过，这也恰可看出哪些卷子为考官所喜而脱颖而出，哪道答题为考生得意之作而刻入朱卷。取中标准便可从中透视。前文已述，从头场墨卷看，同一道题往往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使结论相近，而切入的角度、论述的思路、内容的侧重、行文的风格也常常各自有别。二场策题预设和导向更强，结论雷同度高，但大同小异之处也值得注意。整体看来，想要获隽，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立论新警、说理精透而行文有别于人者易受青睐，不偏不倚的答卷未必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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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吕佩芬奉派湖南乡试副考官。此时经济特科初试甫毕，张仁黻向吕氏谈及张之洞阅卷时不取三类答卷：“一蹈袭康、梁之书例；二引用西书不择典正者；三誉外太过、立言失体者。……众皆服其宗旨之正。”吕佩芬答道：“香涛所取一百二十余人，果皆无此三弊乎？吾则未之敢信也。”[109]关晓红就此认为“特科如此，乡试、会试自然难逾其轨，即不偏不倚的试卷更易为考官青睐”，并以金兆丰、王寿彭、夏启瑞三人二场首道策题的答卷为例，证明“上述宗旨已贯彻落实”。[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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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述三人之所以能入彀，恐怕更多由于头场。金兆丰头场首题被刻入文明堂闱墨，开篇便不同凡响：“固守之兵利用详，胜敌之兵利用简，独立之国利用经，列强之国利用权，仁义之师利用宽，节制之师利用严。”结尾更是以古说今，绝非不偏不倚之论：“管子是举已开后世民团、保甲之先声，而为今日工战、商战之鼻祖也欤？”王寿彭也不同于许多答卷一味颂扬管子，而是先扬后抑，末尾称“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夏启瑞虽亦赞赏管仲准古酌今，通经致用，但在末尾却来了一段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于是境界全新。[111]可以说三人头场首论皆非不偏不倚之作，其立论行文均有新颖出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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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举中人对后辈的“指导”也值得注意。癸卯年正月，许同莘即将赴汴应试，其伯父许珏致信勉励道：“场中文字放胆抒写，小心检点，得失听之于命，不必过事矜持。”许同莘不幸报罢后，次年许珏又劝令他早到开封，静养半月，至于“场中文字不必求异，总以持论平正，说理精透为贵，尤在相题有识”。[112]两次说法不无差异，而许同莘亦均落榜。与许珏只有举人功名不同，冯汝琪之父冯金鉴翰林出身，且曾多次典试，熟悉科场实情。冯汝琪癸卯会试报罢后，冯金鉴评论其文曰：“朱卷文字清健隽永有余，而饱满不足。变法之初，以辅佐富有为贵，徒以清隽胜人，此会试所以落第也。即如末篇公心如何可变，私心如何不能变，须将实在利弊痛切言之，加以辅佐，自然满当，易于动目。只以无文正之心亦未可行一句收束，似嫌空而力薄。”因而建议“明年会试宜从充实处着意，证佐多，篇幅长，不外多用时务书一法”。[113]意谓变法初期，“以辅佐富有为贵”，故答卷须多引证佐，加大篇幅，饱满充实，则易于动考官之目。次年甲辰科冯汝琪果然高中，其答卷也确实有篇幅加长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