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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指导意见与考中与否究竟有无直接关系，关系多大，亦难以证成。或许考官的切身感受更为贴近考场实情，从中也可窥探影响荐卷和取中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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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史学功力。科举改制后，首场考史论，曾研史学者自是易于表见，所以史学功力高下是荐卷和取中的标准之一，自不待言。福建一卷，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煞有功夫，处处读书得问（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恽毓鼎甚为欣赏，与王乃征商酌后，“逐细批出”。后来此卷果中。[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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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书卷气息和古文义法。史论题结论容或不同，思路亦可多样，惟书卷气息和古文义法颇为进士出身的考官所看重。恽毓鼎阅江西25卷后，深感“不堪寓目”，“勉荐2卷，尚非惬意之作”，不禁感叹“大邦文风，何以至此”。然而，恽氏甚称陕西答卷“皆有书卷气”，并归因于屠仁守掌教之功。恽毓鼎又赞赏谢远涵所荐福建一卷，谓其“首场五篇纯中古文义法”。不过，此卷为孙家鼐摈弃。[115]从此例也可看出古文义法自然有其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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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二场策题而言，“谨守问义、扼要而谈”甚为关键，最忌陈陈相因之作。二场广东一卷，“通澈政理，于科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皆有所窥，扼要而谈，一无枝蔓”，令恽毓鼎直呼可爱，随后果中。恽氏总结评阅二场策题的心得说：“五策不难于征引繁富，横使议论，而难于谨守问义，扼要而谈”，盖前者“看似渊博可喜，其实皆由钞袭而来，一为所动，便受其欺”，后者则“莫非心得，即使语有所本，亦必剪裁熔铸，使宛转合题”。有意思的是，恽毓鼎并不讳言自身“新学”不足，故自称“暗中摸索”。对于佳卷，恽氏亦不吝夸赞：二场“尽有极通达者，吾辈断不如也”。[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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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次，第三场标新立异，甚至诋毁孔子《论语》，驳斥程朱，既可能被淘汰，也可能被容纳。四书义首篇答卷多有驳斥程颐、杨时者，“甚至诋及朱子”。恽毓鼎认为“即使意见不同，各抒其理，自做文字”便可，“节外生枝，指而斥之”，就有心术不正之嫌，故“皆与抹出”。第八房马吉樟推荐云南一卷，已经总裁荣庆拟中，然其头场“首论因孔子讥管仲为器小，遂驳斥《论语》，诋为伪书”，马吉樟犹豫不定，商之恽毓鼎，恽氏“拍案大怒，力主撤去”，结果走访荣庆而另换一卷。[117]可知在不少士子心目中，孔子、程、朱早已走下“圣坛”，而荣庆、马吉樟对孔子和经书地位的“维护”，不及恽毓鼎那么强烈，因而此类“驳斥圣贤”的答卷亦有中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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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类，甲辰恩科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影射日俄战争中国局外中立，“致天下之民”题讨论“交易”，均观照现实。结果不少士子亦与时俱进，“谈洋务、说洋话”，因此遭到淘汰。陆润庠在阅卷期间致张百熙的短札就说：“此次三场谈洋务、说洋话者已撤去佳卷不少，万不能再为人所摇。”[118]当然，陆氏此语既证实不少士子因三场“谈洋务、说洋话”而被淘汰，也包含着一定的保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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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会试录》前、后序，由正、副总裁署名，均涉及评阅及取中原则。但因其系进呈之物，故难免冠冕堂皇，不离圣贤矩镬、中体西用等说辞，未必即与场中实情相合。况且有的序言并非考官所写，而是请人捉刀之作。[119]因此，研究者若据《乡试录》、《会试录》序言而谈阅卷取中的原则和准绳，恐怕须加慎重，以防为表面文字所欺。[120]此外，利用《朱卷集成》中考官评语，也须分清原荐批、原中批与后来加批，后者乃中式后所加，多为四字空语，不足为训，当然亦不可据此而谈评荐标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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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废誊录后考官直接评阅士子墨卷，故楷法的影响不容轻忽。以往殿试、朝考前，士子多练小楷，写大卷。乡、会试因有誊录，故并不重字。然自科举改制废誊录后，士子在乡、会试前便苦练小楷。壬寅年八月初，贺葆真与同伴以顺天乡试期近，连日“习小楷”。[122]癸卯科会试前，何寿章、马太元购书阅书的同时，也数日练字。[123]相反，癸卯科后传闻恢复誊录，冯金鉴即提醒其子说：“果用誊录，字不必求好，专力于作，较为省力。”[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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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若称场中全凭楷法，比字取中，则未免太过，亦非实情。比如许宝蘅楷法甚佳，但两科皆报罢，陈黻宸、汤化龙字皆一般，但两科却分别取中。只是字的优劣视为门面，给考官第一印象，尤其是考官评阅大量考卷、眼花缭乱之余，字的影响自然上升。况且翰林考官皆是楷法高手，颇在意此层。贵州举人路朝銮癸卯科会试荐而未售，遂馆于河南新郑县管城驿，以待来年会试。其辛丑乡试座师、癸卯湖南乡试副主考吕佩芬当年六月南下经过管城，路氏遂呈“送大卷一本，折字半开”，请吕氏指导。吕佩芬以其“笔姿圆润，功力亦深，惟结构未密，意味亦差逊”，源于读帖太少，“因于其卷端略加评骘十余处，纠正其失”。[125]甲辰科路朝銮果然中式。事实上，总裁取中时必会考虑楷法如何，名列前茅者尤其如此。所以甲辰科填榜之日，陆润庠手持一卷语陈夔龙曰“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揭封知为刘春霖，而张百熙举出拟中会元之卷（即谭延闿卷），亦称“写、作俱佳”。[126]“写”即指书法。因此，废誊录后的乡、会试中，楷法的因素绝不可轻忽，甚至还引出关节取中和考试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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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取中内幕：基于陆润庠甲辰科闱中手札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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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废誊录后不仅楷法的重要性提升，考官还可能认字取中。这对于考试公平确实构成威胁。山西举人刘大鹏考前就曾抱怨道：以前誊录为“防考官凭字取中”，而今“考官所阅之卷，即是士子之亲笔。……自今伊始，考官作弊，易如反掌矣”。[127]谭延闿得中甲辰会元，亦多传其为张百熙利用职权，商请裕德奉让的结果，难免暗箱操作之嫌。[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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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糊名易书时代，考官无从认字，虽关节取中固然难免，惟暗中摸索，亦常走眼。史上著名的例子是，北宋苏轼任考官，因判断失误，致其高徒李方叔未中。[129]晚清亦不乏显例，光绪壬辰科会试正总裁翁同龢一心欲中张謇为会元，结果误江苏刘可毅卷为张謇卷，成就了刘可毅的会元科名。不过，总裁阅卷、取中的具体操作如何，吾人其实所知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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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现尚存留的甲辰科闱中陆润庠致张百熙、戴鸿慈的一批函札手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总裁阅卷、取中、排名的操作过程与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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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凭文、凭字辨识士子的情况确实存在。陆润庠致张百熙的短札有云：“此卷决非贻重。”另一札则曰：“义四七一卷首艺末二行云云，疑是贻重。”[130]“贻重”即湖南湘乡人陈毅，壬寅举人，刑部候补郎中，张百熙调其兼京师大学堂编书局襄校。[131]可见张、陆二总裁早已在隶籍湖南的糊名试卷中“摸索”陈毅之卷。后来陈毅果然高中甲辰恩科会试第八名，并为刘廷琛第六房房首。[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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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敲定会元及十八房房首（俗称十八魁卷）的操作过程和内幕。据甲辰会试知贡举陈夔龙讲，填榜当日，张百熙手执一卷对他说：“吾乡本朝二百余年，三鼎甲俱备，独少会元。场中得湖南一卷，写作俱佳，以正大光明次序而论，我班次居二，例中会魁（即第二名——引者注）。科举将停，机会难得，情商裕相（裕德——引者注），恳将此卷作为会元，庶使吾乡科名免留缺陷。承裕相允让，即此卷是也。”[133]可以想见，张百熙在奉派总裁之后、开始阅卷之前，当已萌生取中湘人为会元之念，且得到了陆润庠支持。因此，张、陆从阅卷开始便在寻觅“可作领袖”的湖南佳卷。评阅头场时，湖南一卷即被挑了出来。陆润庠致张百熙手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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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或可作领袖矣，看二三场如何再定可也。五艺一律……珂乡多才，江南人士当低首拜下风矣。[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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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二场阅罢，评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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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佳卷，非但四千年史全题在握，是并上下球之大势而包括之，较之弟之闽卷又出一头，可贺可贺。惟三艺刻时甚费手，彼以申、商全误作申、韩，约须酌改一二十句，方可全刻。（幸而题目未误）。想早见及之矣。[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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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卷固佳，但其实头场第三题答卷将“申、商全误作申、韩”，瑕疵亦显然。不过，张百熙、陆润庠等人可以在发刻之前帮其改正。改正之后，陆润庠先商请正总裁裕德“奉让”，获得了首肯。于是陆润庠通报张百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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