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86570
1703086571
务二卷顷已拜读一过，一律精美，以此定元，极其体面。与寿相（裕德——引者注）商之，决计奉让，望即日发刻为要。但弟之闽卷亦不弱，尊处既有元公（？），则五房房首可否让我？头、二场卷谨奉阅，乞一比较。[136]
1703086572
1703086573
1703086574
1703086575
1703086576
1703086577
1703086578
1703086579
可知张百熙拟中会元的湖南卷，是先由陆润庠商请裕德同意的。或许张百熙不便直接向裕德提出，所以请与裕德同在东两堂的陆润庠先为“试探”。陆润庠与裕德系壬寅顺天乡试主考同事，且系状元出身，学问甚佳，说话亦有分量。陆润庠既助张百熙实现湖南士子夺取会元的“大业”，也以赵启霖第五房房首“相索”，张百熙自然答应。其实，赵启霖房首为福建人林志烜，会试第三，即陆润庠欣赏的“闽卷”。[137]
1703086580
1703086581
四月初二日，四总裁讨论决定会元和十八魁卷，内监试王振声的记载既坐实了会元系张百熙所定，又揭示了四总裁各自所定魁卷之多寡：
1703086582
1703086583
四总裁会商各房首十八魁卷。午后，总裁前后将各房首卷封送，交监试转交各房磨勘加墨圈。计正堂五卷、大堂六卷、光堂四卷、明堂三卷，共十八卷，分开包封，令礼部供事分送，取回条。闻会元系八房阎（阎志廉）荐，大堂定。[138]
1703086584
1703086585
1703086586
1703086587
1703086588
1703086589
1703086590
1703086591
徐凌霄、徐一士曾将此事归结于裕德的谦让。[139]不无道理。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取中会试会元、殿试状元，既代表着总裁的学识，更体现着科场内外的权力，又带来美好声誉，历来是总裁争夺的焦点，翁同龢、徐桐、崑冈等人均曾有过激烈争论。[140]所以，此事亦可从甲辰恩科会试总裁的“权势”格局着眼。张百熙和陆润庠系同治甲戌科同年，又同值南书房，关系极密。一个状元出身的旧学权威，一个管学大臣，加上戴鸿慈，几乎可以架空正总裁裕德。因此，裕德恐怕也不得不谦让。事实上，在决定刻卷中，三位汉人副总裁经常互动，“排除”了满人裕德。
1703086592
1703086593
陆润庠一札谓：“昨今得极佳二卷，意欲每本刻数篇，特呈大（张百熙）、明（戴鸿慈）公共欣赏之，且为我酌之。”另一札云：“弟处广西、四川各一本，均不惬心。尊处有蜀、桂佳卷而向隅者否？如其有之，则可移赠也。大、明公以为何如？”又一札请张百熙阅过交戴鸿慈再阅：“此卷顷始补荐前来，乞阅过再送明处一阅。”有一札更是明言不令裕德闻知：“改得极好极好，早知已刻好，即不改亦无妨。此本弟意，无庸告裕（德）也。”[141]
1703086594
1703086595
进言之，不仅会元由张百熙所定，十八魁卷中，张百熙在让予陆润庠一卷后，仍以六卷居首。可见虽然裕德、陆润庠、戴鸿慈均有过主试策论的经验，但此次会试中权力最大的却是张百熙。这恐怕既与张百熙的声望和性格有关，更与其管学大臣的身份分不开。要知道，此时不仅科举改制，而且几个月前三科递减的方案已奉旨依议，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态势已逐渐明朗。
1703086596
1703086597
此外，张百熙在揭晓之前，还在撤换或改拨中式之人。王振声四月初六日记道：“大堂与第五房赵（赵启霖）斟酌撤河南卷一本，补中十二房河南卷一本。”初九日又记道：“今早大堂来函，十房中卷江苏位玖捌拨十五房，旋送卷来，改荐戳，改房签，仍送十房、十五房阅过，再送大堂。监试处将红号簿拨改。”[142]
1703086598
1703086599
有意思的是，这位江苏卷的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王季烈。本来，《朱卷集成》中王季烈卷的荐卷同考官竟有二人——王会釐和萧荣爵，颇不寻常。从前文同考官分房可知，王、萧二人分居十房和十五房，恰与王振声的记载吻合。值得注意的是，王会釐给王季烈的二场策题写了“长荐批”：“首策以国势定教育先后，国民三项确有着落。言日本尤详。次言中国农务之弊，约举应办二事，与西法略参异同。三、四历举外交史及日、埃事，了如指掌。五逐层驳诘，使彼族无从置喙，尤为他卷所无。合观五艺，西学精通，伟词确识，不徒以满幅见长。”不过，总裁的原批却说：“首场气势磅礴，饶有思议。次熟悉中外时事，指画周详。三多中肯语，惜得卷已迟，无额可取矣。四月初二日。”亦即王季烈二场突出，很可能系由补荐而来，卷到总裁之手已迟，故一开始因额满被摈。然而，次日总裁又批：“细阅全卷，诸作气息深厚，议论崇闳，非究心时务，洞悉中外情形，不能有此杰构。于学务一首最中窾要。所谓人皆孑孑，我独有余。他卷似此透澈者颇少，特录之以为识时者劝。四月初三日。”[143]说明张百熙在权衡之后，决定补中此卷，但很可能十房江苏佳卷已多，而十五房还可活动，故拨入萧荣爵的十五房。看来总裁阅卷取中的内幕和玄机还有不少可探究的空间。
1703086600
1703086601
1703086602
1703086603
1703086605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两科贡士取中情况分析
1703086606
1703086607
作为举国瞩目的抡才大典，会试考生数、中额、中率及其变化是重要的面向。经过上文所述的考试运行过程，癸卯、甲辰会试分别取中306名和276名贡士。那么，与科举改制前的会试相比，此二科在考生数、中额、中率方面有何新特征？各省情形有何新变化？哪些举人更易脱颖而出？均是与借闱河南、科举改制直接相关的问题。
1703086608
1703086609
总考生数、中额与中率
1703086610
1703086611
有清一代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开始，会试分省取中，中额以当科各省“入场举人数目，并上三科人数、中数”为据，临时钦定，大约二十取一。[144]此后数科会试中额均在200人上下，至雍正八年（1730）暴增至407人，为清代峰值。此后大体一路走低，至乾隆末期跌至百人上下。嘉庆朝会试中额明显增加，均值为232人，道光朝则略有降低。咸、同军兴，入京会试人少，中额自然走低。同治四年（1865）举行镇压太平天国后的首次会试，中额开始回升。此后随着荡平捻军等动乱，宇内渐安，且乡试中额因地方捐输而颇有增加，新举人数量上升，故同治十年（1871）会试人数高达7148人，中额也飙升至326人。自此至1905年科举停罢的30余年间，除光绪乙未科与甲辰恩科外，每科会试中额均超过300人。[145]
1703086612
1703086613
据表4-7可知，光绪朝十三科会试中，考生数的极小值和极大值分别来自1895年乙未科（4734人）和1898年戊戌科（7875人）。前者因受甲午战争影响，大量南方举子裹足不前，入场无多，故中额亦创下光绪朝最低的266人。后者因1898年系举人大挑之年，故老举人来者甚多，既考会试，兼应大挑，所以人数最多。如山西举人就多达382人，为数科以来之最。[146]最多与最少均属特例而非常态。统计光绪朝十三科，平均入场人数约为6162人，平均中额则为314人。如果除去乙未、戊戌两科特例以及借闱改制的癸卯、甲辰二科，只统计1876～1894年的九科，则平均入场人数约为6314人，平均中额则为322人。
1703086614
1703086615
从中率来看，会试定制二十取一，即5%的取中率，同、光两朝历科会试中率亦在5%上下浮动。大抵考生多，中率下降，反之上升，道理甚浅。不过，最高可达6.61%，约十五取一，最低仅为4.11%，约二十四取一，差距亦不容忽视。其原因在于，虽然中额随考生人数之多寡而升降，然中额的调整幅度一般小于考生人数的变化幅度，所以考生人数一旦超过6500，则中率必然降至5%以下，人数不及4500，中率则升至6%以上。惟光绪丙子恩科，系因光绪皇帝登基而开，又值同光中兴，海内安定，加恩多取，而考生人数亦不甚多，故中率亦升至6.12%。
1703086616
1703086617
王德昭曾就清代112科会试说：“各科应考会试人数，更无正确记录可据。大抵每科新中举人约1200人，历届会试未中举人来考者如以五倍计算，作6000人，则各届会试人数约七八千人，取中的机会仍仅约一与三十之比。”[147]若据同、光两朝19科会试来讲，则每科考生人数比王德昭估计的要少一两千人，而中率普遍比3.3%（一与三十之比）的估计要高出1至3个百分点。
1703086618
1703086619
反观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二科，三场完卷考生分别为5264人和5410人，仅高于战争时期的乙未科，远低于光绪朝十三科的均值。[148]与考生人数不多相应，癸卯、甲辰二科之中额亦为同、光以来和平年份里的最低值——分别为306人与276人。[149]其实，癸卯科的正式称谓为“辛丑、壬寅恩正并科”，既有恩科，又系两科并考，故中额加广本是必然之理，然因考生不多，且朝内正议科举减额，所以中额亦不甚增加。[150]但由于考生有限，故5.81%的中率亦属偏高，所以整体来看，癸卯科考中的概率较大。次年甲辰恩科，系因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而开，本应广额。然而，彼时张之洞等人力推的三科减停科举方案甫经颁布，科举已成弩末之势。[151]所以，虽然甲辰科考生较癸卯科多出147人，而中额反较癸卯科减少30人之多。故甲辰恩科，亦即中国最后一科会试的取中率为5.11%，较癸卯科更难考中。
[
上一页 ]
[ :1.7030865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