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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凌霄、徐一士曾将此事归结于裕德的谦让。[139]不无道理。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取中会试会元、殿试状元，既代表着总裁的学识，更体现着科场内外的权力，又带来美好声誉，历来是总裁争夺的焦点，翁同龢、徐桐、崑冈等人均曾有过激烈争论。[140]所以，此事亦可从甲辰恩科会试总裁的“权势”格局着眼。张百熙和陆润庠系同治甲戌科同年，又同值南书房，关系极密。一个状元出身的旧学权威，一个管学大臣，加上戴鸿慈，几乎可以架空正总裁裕德。因此，裕德恐怕也不得不谦让。事实上，在决定刻卷中，三位汉人副总裁经常互动，“排除”了满人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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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润庠一札谓：“昨今得极佳二卷，意欲每本刻数篇，特呈大（张百熙）、明（戴鸿慈）公共欣赏之，且为我酌之。”另一札云：“弟处广西、四川各一本，均不惬心。尊处有蜀、桂佳卷而向隅者否？如其有之，则可移赠也。大、明公以为何如？”又一札请张百熙阅过交戴鸿慈再阅：“此卷顷始补荐前来，乞阅过再送明处一阅。”有一札更是明言不令裕德闻知：“改得极好极好，早知已刻好，即不改亦无妨。此本弟意，无庸告裕（德）也。”[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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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言之，不仅会元由张百熙所定，十八魁卷中，张百熙在让予陆润庠一卷后，仍以六卷居首。可见虽然裕德、陆润庠、戴鸿慈均有过主试策论的经验，但此次会试中权力最大的却是张百熙。这恐怕既与张百熙的声望和性格有关，更与其管学大臣的身份分不开。要知道，此时不仅科举改制，而且几个月前三科递减的方案已奉旨依议，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态势已逐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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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百熙在揭晓之前，还在撤换或改拨中式之人。王振声四月初六日记道：“大堂与第五房赵（赵启霖）斟酌撤河南卷一本，补中十二房河南卷一本。”初九日又记道：“今早大堂来函，十房中卷江苏位玖捌拨十五房，旋送卷来，改荐戳，改房签，仍送十房、十五房阅过，再送大堂。监试处将红号簿拨改。”[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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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位江苏卷的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王季烈。本来，《朱卷集成》中王季烈卷的荐卷同考官竟有二人——王会釐和萧荣爵，颇不寻常。从前文同考官分房可知，王、萧二人分居十房和十五房，恰与王振声的记载吻合。值得注意的是，王会釐给王季烈的二场策题写了“长荐批”：“首策以国势定教育先后，国民三项确有着落。言日本尤详。次言中国农务之弊，约举应办二事，与西法略参异同。三、四历举外交史及日、埃事，了如指掌。五逐层驳诘，使彼族无从置喙，尤为他卷所无。合观五艺，西学精通，伟词确识，不徒以满幅见长。”不过，总裁的原批却说：“首场气势磅礴，饶有思议。次熟悉中外时事，指画周详。三多中肯语，惜得卷已迟，无额可取矣。四月初二日。”亦即王季烈二场突出，很可能系由补荐而来，卷到总裁之手已迟，故一开始因额满被摈。然而，次日总裁又批：“细阅全卷，诸作气息深厚，议论崇闳，非究心时务，洞悉中外情形，不能有此杰构。于学务一首最中窾要。所谓人皆孑孑，我独有余。他卷似此透澈者颇少，特录之以为识时者劝。四月初三日。”[143]说明张百熙在权衡之后，决定补中此卷，但很可能十房江苏佳卷已多，而十五房还可活动，故拨入萧荣爵的十五房。看来总裁阅卷取中的内幕和玄机还有不少可探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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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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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两科贡士取中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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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举国瞩目的抡才大典，会试考生数、中额、中率及其变化是重要的面向。经过上文所述的考试运行过程，癸卯、甲辰会试分别取中306名和276名贡士。那么，与科举改制前的会试相比，此二科在考生数、中额、中率方面有何新特征？各省情形有何新变化？哪些举人更易脱颖而出？均是与借闱河南、科举改制直接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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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考生数、中额与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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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开始，会试分省取中，中额以当科各省“入场举人数目，并上三科人数、中数”为据，临时钦定，大约二十取一。[144]此后数科会试中额均在200人上下，至雍正八年（1730）暴增至407人，为清代峰值。此后大体一路走低，至乾隆末期跌至百人上下。嘉庆朝会试中额明显增加，均值为232人，道光朝则略有降低。咸、同军兴，入京会试人少，中额自然走低。同治四年（1865）举行镇压太平天国后的首次会试，中额开始回升。此后随着荡平捻军等动乱，宇内渐安，且乡试中额因地方捐输而颇有增加，新举人数量上升，故同治十年（1871）会试人数高达7148人，中额也飙升至326人。自此至1905年科举停罢的30余年间，除光绪乙未科与甲辰恩科外，每科会试中额均超过300人。[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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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4-7可知，光绪朝十三科会试中，考生数的极小值和极大值分别来自1895年乙未科（4734人）和1898年戊戌科（7875人）。前者因受甲午战争影响，大量南方举子裹足不前，入场无多，故中额亦创下光绪朝最低的266人。后者因1898年系举人大挑之年，故老举人来者甚多，既考会试，兼应大挑，所以人数最多。如山西举人就多达382人，为数科以来之最。[146]最多与最少均属特例而非常态。统计光绪朝十三科，平均入场人数约为6162人，平均中额则为314人。如果除去乙未、戊戌两科特例以及借闱改制的癸卯、甲辰二科，只统计1876～1894年的九科，则平均入场人数约为6314人，平均中额则为3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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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率来看，会试定制二十取一，即5%的取中率，同、光两朝历科会试中率亦在5%上下浮动。大抵考生多，中率下降，反之上升，道理甚浅。不过，最高可达6.61%，约十五取一，最低仅为4.11%，约二十四取一，差距亦不容忽视。其原因在于，虽然中额随考生人数之多寡而升降，然中额的调整幅度一般小于考生人数的变化幅度，所以考生人数一旦超过6500，则中率必然降至5%以下，人数不及4500，中率则升至6%以上。惟光绪丙子恩科，系因光绪皇帝登基而开，又值同光中兴，海内安定，加恩多取，而考生人数亦不甚多，故中率亦升至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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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昭曾就清代112科会试说：“各科应考会试人数，更无正确记录可据。大抵每科新中举人约1200人，历届会试未中举人来考者如以五倍计算，作6000人，则各届会试人数约七八千人，取中的机会仍仅约一与三十之比。”[147]若据同、光两朝19科会试来讲，则每科考生人数比王德昭估计的要少一两千人，而中率普遍比3.3%（一与三十之比）的估计要高出1至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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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二科，三场完卷考生分别为5264人和5410人，仅高于战争时期的乙未科，远低于光绪朝十三科的均值。[148]与考生人数不多相应，癸卯、甲辰二科之中额亦为同、光以来和平年份里的最低值——分别为306人与276人。[149]其实，癸卯科的正式称谓为“辛丑、壬寅恩正并科”，既有恩科，又系两科并考，故中额加广本是必然之理，然因考生不多，且朝内正议科举减额，所以中额亦不甚增加。[150]但由于考生有限，故5.81%的中率亦属偏高，所以整体来看，癸卯科考中的概率较大。次年甲辰恩科，系因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而开，本应广额。然而，彼时张之洞等人力推的三科减停科举方案甫经颁布，科举已成弩末之势。[151]所以，虽然甲辰科考生较癸卯科多出147人，而中额反较癸卯科减少30人之多。故甲辰恩科，亦即中国最后一科会试的取中率为5.11%，较癸卯科更难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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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考生数、中额与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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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会试分省取中之后，各省的中额多寡不一，多者20多名，少者10多名，最少者仅数名。[152]每科各省中额临时钦定，取决于两个因素：该省历来之文风高下和当科的人数多寡。前者体现为各省的“预期中额”，比较固定；后者则变动不居，如遇战乱或其他变故，人数更是颇为悬殊。晚清同、光以来，既有战争时期，又有多年和平岁月，更有最后两科借闱河南的特例，故将历科数据加以统计，可以据此观察和分析晚清会试分省中额的状况和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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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8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在同、光两朝的19科会试中，各省中额并非“通常不变”，[153]而是围绕一个固定数值上下浮动。该数值接近表4-8中的“高频值”，可以称之为各省的“预期中额”。（2）预期中额之多寡，代表着文风之高下，可据此分为大、中、小省：江苏、浙江、直隶稳居前三，江西、山东、福建紧随其后，均在20以上，为大省；河南、安徽、广东、湖北、四川、湖南、陕西在14～17之间，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山西、甘肃及八旗、奉天、台湾为小省。（3）除河南、奉天、广西外，各省中额的“最小值”普遍与其“高频值”差距颇大，说明战争或其他变故期间，某省考生人数明显少于往常，其中额据入场人数酌定，必然远低于该省的预期中额。（4）各省中额的“最大值”普遍与其“高频值”相差无几，说明即使某科某省考生人数较往常多出不少，其中额增加的幅度也甚为微小。比如光绪戊戌科考生人数多达7875人，但各省中额也不过“以三科比较略有加增”。[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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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同治、光绪两朝19科会试（1862～1904）分省中额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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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癸卯、甲辰二科，大抵亦据各省的预期中额分配，而无一省超过其预期中额。癸卯科大多数省份与其预期中额持平，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四省缩水1至2名，而尤以满洲、汉军八旗减额为多。至甲辰科，各省则一律缩减中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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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考虑到科举改制、条约停试、借闱河南的特殊情况，癸卯、甲辰二科在中额缩水的同时，各省考生人数也有不同变化，所以分省中率，亦即各省举子考中的难易程度也与此前有所不同，表4-9即是该情形的反应。以癸卯科为例，对比此前诸科，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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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旗人名额缩水而取中率反而大升。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满洲八旗的取中率在5%上下，蒙古、汉军略高，但多在8%以内，且人数较少。所以，从会试取中率看，旗人并无特权。由于《辛丑条约》的影响，京旗人员被看作北京土著，[155]五年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故参加癸卯科会试的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人员均属各地驻防。所以旗籍考生人数大减，满洲八旗从约180人减至64人，蒙古八旗从约40人减至21人，汉军八旗从约80人锐减至13人。结果是，虽然满洲、蒙古、汉军的中额分别缩减至6名、3名、2名，其中率却分别飙升至9.4%、14.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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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隶的“反常”情形。直隶为清朝第一省，若以今度古，理应在会试中“占便宜”。然而，事实却是，虽然直隶中额排前三，约24名，但一则举人多，二则赴考路近，所以同、光年间历科考生人数牢牢占据全国首位，多则近800人，少亦达658人。故直隶此前诸科的取中率仅略高于3%，约三十人取一，可与广东并列全国倒数第一。迨癸卯科，既因直隶天津、保定等府部分士子停考，又因借闱河南较前路远，以致考生人数暴跌至468人，而中额仍为24名，所以取中率升至5.13%。山西亦有停考地方，考生人数也有所减少，故中率略有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