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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道主河南人数多而中率最低。癸卯科借闱开封贡院，所以河南举人高达438名，仅次于直隶，以致河南的取中率降至3.88%，为癸卯科各省最低。陕西、甘肃此前取中率多在8%以上，高居各省之首。此次赴河南考试，较入京为近，所以入场人数反而较前稍多，而取中率也略有下降，不过，仍排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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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浙、西南各省人数减少而取中率多有提升。由于借闱河南，江苏、浙江、安徽（虽然邻省）考生均较此前为少，虽中额减少1至2名，而中率却有所提升，浙江尤为明显，其举人考中的机会更大。广东、广西、贵州考生亦减少，中率亦升。此外四川、两湖、江西、福建等省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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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暂未找到甲辰恩科各省考生入场人数。不过，甲辰恩科考生总数为5410，较癸卯科多出147人，仅增2.8%，中额却缩减30名，下降9.8%，因而取中率减至5.11%。该科各省中额普遍较癸卯科缩额1至2名，所以分省取中率自较癸卯科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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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在分省取中的规制下，虽然天下举人一同会试，但每科各省中额临时酌定，所以某个举人能否考中，取决于其本省考生内部的竞争（类似当下高考）。中额及名列前茅者的多寡，才显示各省文风之高下以及会试表现之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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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据进士题名录及曾重凯的研究数据，统计了癸卯、甲辰二科各省进士人数及其占该科总人数的百分比，并据何炳棣的研究数据列出了清代各省历科进士总数及其占清代总进士数的百分比。在比较两组百分比后，李林发现“河南、山西、陕西这三个内陆省份，癸卯、甲辰科进士数占据该科进士总数的百分比均低于其清代平均水平，而福建、湖北、安徽、广东、四川、湖南则刚好相反”，于是就讲这一变化“说明在从全考经史到加试西学的科举改制中，沿海及通商口岸，以及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其士子在接触吸收西学方面相较内陆学子有近水楼台的优势，故两科会试表现相对较佳”。其实，各省进士人数比重的变化与最后两科会试的表现没有关系。如果要说明沿海及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士子在科举改制后的会试中表现更好（其实不需证明，科举改制之前亦表现更好），应对比同一省内来自“发达”和“落后”地区士子的不同表现。所以，在同一张表中，江苏、浙江、直隶、山东四个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省份，其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所占当科进士总数的百分比，也低于其清代平均值，李林却“视而不见”。相反，他又发现更是落后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奉天”，其最后两科进士百分比，却都高于其清代总体平均水平。于是又说“这应是人为调控中额以保证落后地区士子中式机会所致”。[156]既误读统计数据，解释也自相矛盾。这提示出，既要首先统计准确数据，更要理解其代表的意义，也须尽量警惕“过度”分析数据。同时，对比清代总体数据固然必要，也可看出一些趋势，但若不对比考察科举改制前几十年的情况，仅据几百年的“大数据”而谈癸卯、甲辰二科的特征，难免空疏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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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举人科分看贡士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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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甲辰二科闱中举人和取中贡士的一大构成特征是，新举人，亦即辛丑科举改章之后的壬寅、癸卯两科“策论”举人，占据了入场考生和取中贡士的极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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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缘由，首先因为庚子、辛丑两科乡试并行，举额加倍，故辛丑年以八股文举行乡试的两广、云贵、甘肃五省新中“八股”举人590名，壬寅年直隶、江南等省乡试新中“策论”举人高达2325名，合计新科举人高达2915名。[157]当然，有多少新科举人参加了癸卯科会试需要首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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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例新中举人及前三科未复试举人，须于会试前在京师贡院复试。癸卯、甲辰会试既借闱河南，故举人复试也随之借闱河南，并援照同治年间成案，先会试，再补复试。[158]因此，复试人数恰为两科会试的举人科分构成提供了参照依据。据癸卯科会试知贡举张人骏的记录，会试后参加复试的举人高达2703人。[159]而癸卯科三场实进举人共5264名。这就表明，复试举人占考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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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光绪朝若干科会试分省中额、考生数与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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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光绪朝若干科会试分省中额、考生数与中率-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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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科举人总数比复试举人还多出212名。显然，至少有200多名新科举人未能来到开封参加癸卯会试，其原因包括去世、生病、丁忧、回避、不愿会试、盘费不够、迟误期限等。[160]同时，2703名复试举人中也必然包括为数不少的前三科未复试举人，比如商衍鎏系甲午科举人，乙未科、戊戌科分别因战争和丁忧而未能赴京会试，所以癸卯科会试后也须参加举人复试。因此，如果从2703名复试举人中排除甲午科、丁酉科举人，保守估计，很可能有300名新科举人未能入场会试。那么，参加癸卯科会试的新科举人当在2600人左右，不到总考生数的50%，“策论”举人估计在2100人左右，约占总考生数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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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将癸卯科贡士的中举科分统计一番（详表4-10），可以发现，辛丑、壬寅两年新中式举人共占53.6%，而“策论”举人占46.1%，高出其在总考生数中的比例（40%）约6个百分点。[161]这说明在科举改制后中式的“策论”举人，不仅在癸卯科总人数中比例高，而且整体表现相对好，更易考中贡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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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癸卯科贡士中举科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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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1904年甲辰恩科，三场完卷考生共5410人，其中参加举人复试的共1508人。[162]经统计，癸卯恩科各省新中举人共1469名。[163]这说明参加举人复试的一些士子是上年未参加癸卯科会试的辛丑、壬寅科举人。而癸卯恩科新举人中，必也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赴汴会试。保守估计，不会有超过1400名癸卯科新举人参加了甲辰会试。那么，癸卯科新举人占考生人数的比例则必然小于25.9%。然而，癸卯科新举人考中贡士的比例则至少为30.1%（详表4-11）。这与癸卯科会试的情况相吻合，即新中式的“策论”举人在会试中整体表现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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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甲辰恩科贡士中举科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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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癸卯科贡士中，科举改制后的“策论”举人占46%，而仅仅一年之后，“策论”举人在甲辰恩科贡士中的比例已接近65%。因此可以说，癸卯、甲辰两科贡士，其乡试多出于壬寅、癸卯二科。[164]这自然因为壬寅、癸卯举人已通过科举改制下乡试的“洗礼”和选拔，在知识结构、答题技巧、楷法等方面更为擅长。同时也说明，科举改制后的乡、会试确实变动不小，拔取的人才也与此前有所不同，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和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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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科贡士中的绝大多数随后通过殿试成为进士。因此，对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而言，许多人既是乡试同年，又是会试同年。不少人虽然分别为癸卯进士和甲辰进士，但又系乡试同年。加以变通新进士章程，癸卯、甲辰二科中诸多进士接着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法政、理财等“新学”，因此又兼了同学之谊。这种过渡时代所兼具的科举同年和学堂同学关系，在随后的清末民国时期，成了癸卯、甲辰进士聚合共事、发起结社与维系认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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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科会试，亦是清季科举改制在会试层面的实践。考官基本按照辛丑科举奏定章程主持了会试大典。从三场考试来看，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引导士子究心经世史学，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意在引导士子关注新学时务。史论题效果稍好，但以辅佐富强为上，且首道不出周秦范围，考生既不难预拟题目，[165]考官出题亦易撞题，似较八股时代更甚。策题指向性强，答卷雷同度高，尚难称其为“学”，效果有限。四书五经义题置于三场，且题量太少，荒经之弊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