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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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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据《光绪辛丑科补行庚子恩科各省乡试同年全录》下册（1901年校刊，1902年刻本，第1页）、《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乡试同年全录》（1902年刻本，第1～22页）统计。此外，壬寅顺天乡试，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又分别取中“策论”举人37名、2名、1名、3名，甘肃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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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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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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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张人骏的儿子、侄子以及张佩纶子张志潜均因张人骏为知贡举而回避。谭延闿虽来到开封，但因其姐夫胡翔林被派为内场监试官而回避。此种例子当有不少。因丁忧、生病、误期及其他原因不能来汴的举人必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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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由于上文估计未参加癸卯科会试的新举人人数时，相对保守，实际很可能比6个百分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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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台北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9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第293、315～316页。内监试王振声记录的数据分别为5411人和1510人。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01、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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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光绪癸卯恩科乡试十八省同年全录》，1903年刻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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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正因为癸卯、甲辰进士大多数是由壬寅、癸卯各科举人考中的，也即中举后一两年内就考中进士，所以拉低了癸卯、甲辰进士的平均年龄。李林已统计发现癸卯、甲辰贡士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2.5岁和30.5岁，低于张仲礼所统计的1835年（约36岁）、1868年（约34岁）和1894年（约33岁）三科进士的平均年龄，且呈逐渐年轻化趋势，惟自称“具体原因待考”。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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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钱振锽：《科举题目》，《名山语类》卷4，第3页，载《名山全集》，民国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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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312～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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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第五章 甲辰年进士入馆：旧学新知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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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癸卯、甲辰会试是辛丑科举新章的践行，那么甲辰年进士馆的正式开办，就是令新进士入学之举的落实。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进士馆这一旨在向科举进士传授新学的特殊学馆，在学员、教习、课程、规章等方面新旧杂陈，实具有科举、学堂、游学“三重奏”的特征。本章将考察进士馆的运行及进士游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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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进士馆正式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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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初二日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的特旨一颁，进士馆的筹备工作就摆在了管学大臣张百熙及其同事面前。事属创办，颇不易为。所以，次年癸卯科进士朝考分发后，尚无条件开馆，直到甲辰年（1904）四月才正式开办。此中曲折值得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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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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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筹备馆舍。位于东城马神庙的大学堂旧址虽已修葺一新，然格局有限，仕学、师范两馆在此办理，尚称宽敞，但新进士授京职者人数上百，一旦入学，势难容下，故须另觅宝地，供进士馆使用。随后选址传闻纷纭莫辨。不过，最终馆址选在了离大学堂稍远的西城太仆寺街。原来此地“有虎神营地一大方，暂归神机营经管”，庆王奕劻慨允相让，张百熙遂计划在此“建造斋舍两层洋房一百六十余幢，讲堂七八处”，作为进士馆馆舍。[1]不久，京师大学堂支应提调绍英就到“太仆寺街看进士科学堂地基”。[2]据说之所以设进士馆于西城，与位于东城的大学堂拉开距离，还因为张百熙考虑到“学堂最难办”，而新进士“必不免有挟贵之意”，故单开一馆，以便在课程、待遇等方面对新进士“稍示通融”，从而减少他们对大学堂的干扰。[3]接着，大学堂又在太仆寺街购得民房一所，并在工艺局定购桌凳等器具。[4]显然，筹备工作正在渐次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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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照谕旨之意，癸卯科新进士朝考分发后便须入馆肄业，亦即1903年下半年就须开馆。可是，馆舍工程非小，半年时间实在赶办不及。不特此也，即使馆舍就绪，教习从何而来？课程都有哪些？在在需要一番布置。故着手筹办不久，就传说“管学颇以其事为难，大约将来恐办不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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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管学大臣正为筹备工作头疼之时，四月中旬以后，汴闱会试新中贡士陆续入京，准备参加复试、殿试和朝考。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不免有轻视科举之嫌，众多科举出身者自然感到不快。且此举在感情、出路两方面都冲击着新科进士，故科举新贵们有所不满也很可理解。随着人数多达三百余人的贡士群体骤集都下，围绕诏开进士馆的争议再度升温。如果说此前报界舆论的声音至多发生间接影响，那么正志得意满的科举新贵却能发挥直接作用。只要他们与反对诏开进士馆的京官同乡走动串联，便会掀起层层波澜。五月初，北京官场传言政府有停罢此举之意；又有御史批评“此举徒增縻费，毫无实益，且多滞碍难行，将来转生钻营之弊”。[6]在这样的情势下，据说本来就对进士馆一事“大不谓然”的张百熙决计停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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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进士入学之议由瞿鸿禨力主促成，又奉明发上谕，所以彻底推翻的可能性极小。况且，此时入京陛见的张之洞，奉命与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会商学务，也对此议颇为赞许，则进士馆势必仍开。张百熙此时对开进士馆纵然真的不以为然，恐怕更多的也是因为此事极易招致非议，甚至会牵连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大学堂事业；同时，上谕责成他认真经理，而此时馆舍、教习两无着落，尚无条件开馆，发发牢骚，便可先占地步，少担责任，以期缓办。不久，张百熙果然与军机大臣等商定暂缓开办进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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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开馆，虽不得已，而实为良策。首先，停罢不办将直接违旨，并让发起此议的瞿鸿禨、荣庆等人下不来台，暂缓开办则尚可转圜。其次，大学堂方面可从容建造馆舍、延聘教习、设置课程、妥定规章，不致仓促开馆，致贻办理不善、有名无实之讥。最后，更重要的是，可借此给新科庶常放假，以安抚他们听说进士馆仍须办理的“不悦”情绪。[8]同、光以来，新庶常“照例到馆应三五课，即告假回籍，俟散馆之年，始销假还京”，[9]顺便“一路拜客，稍得程仪”，[10]更是人所共知之事，坊间谓之告假措资。“今既须入学堂，势不得请长假”，则趁着进士馆缓开而放假八个月，以便新贵们回籍扫墓或往他处措资，就是照顾到了人之常情。[11]否则，反对开进士馆的情绪必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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