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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戢翼翚同时入馆的是张奎。光绪二十九年，张奎自东京帝大工科毕业回国后，与金邦平等“北洋出身”的留学生，一起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留在北洋供职。张奎即在天津工艺学堂办理学务。[81]进士馆筹备开馆，课程设置中虽以法政、财商为主，但也有理化科目，因此，工科出身且与大学堂颇有渊源的张奎，便成了学务大臣调聘的理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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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戢翼翚、张奎稍晚入馆的是林棨。林棨于光绪三十年回国，系当时中国留学早稻田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正式毕业生之一。[82]次年夏天，他也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履历中亦有“现充进士馆教习”之语。[83]引见后，赐举人，以知县分省补用，经吏部掣签分发陕西。而学务大臣奏称：“该员现充进士馆教习，授课精勤，学员翕服，拟请仍留该馆充当教习。”[84]林棨遂仍在馆任教。光绪三十二年，进士馆教务提调华学澜去世，林棨署理教务提调。[85]其后进士馆改作京师法政学堂，林棨升任教务长。迨至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林棨又署理法科大学监督。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人员，称他“在事已满五年”，因奖以“异常劳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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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教习是曹汝霖和钱承鋕。光绪三十一年夏，他们与陆宗舆、戢翼翚、林棨等人一同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但任进士馆教习则稍晚。带领引见单内，曹汝霖、钱承鋕二人的履历中虽与林棨都有“当差一年”的记录，但尚无“现充进士馆教习”之字样。[87]而是年六月初五日的《大公报》中，却已披露了二人教习的身份。[88]大抵引见单内的履历介绍，源于五月初二日留学生初试前后的自填履历，而当时二人尚未入馆。迨至七月十五日，张亨嘉的奏折中已明确称钱承鋕为进士馆教习。[89]因此，似可断定曹汝霖、钱承鋕二人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间入馆。章宗祥与曹汝霖的密切关系为人所熟知，曹汝霖“初至北京”，即住章宗祥家。[90]与曹汝霖相比，钱承鋕在进士馆任教更久，后来进士馆改设京师法政学堂，他续任教习。所以，宣统二年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出力人员时，钱承鋕与二位“资深”教习陆宗舆、章宗祥均以“在事已满三年”，获得了“寻常劳绩”之保奖。[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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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诸位留学生教习（其经历和任教情况，详表5-4）终于会聚到了京师大学堂进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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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进士馆初期留学生教习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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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进士馆初期留学生教习题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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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习非师”：留学生的尴尬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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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尤重尊师，天地君亲师并列，师的地位甚高。对于士子来说，“师”大抵分为受业师、问业师、书院肄业师和受知师，前三者皆亲炙教诲，受知师则系士子历次参加科举考试中赏识拔擢自己的考官，受知者，谓有知遇之恩。师生关系在人际关系网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人们所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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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重建伊始，仕学馆学员对留学生教习以门生自居，[92]类于书院肄业师。然而，进士馆开课，留学生登上讲堂，向新科进士传授“新知”，不幸的是，一开始便遭遇到了“教习非师”的窘境。简言之，在自视甚高的进士学员眼中，教习不过是新自外洋毕业的留学生而已，虽然实际授课并考成，毫无疑问做着老师的工作，但学员平日并不认他们为“老师”。教员章宗祥称：“馆中监督、提调，都为翰林先辈，循例认为老师；至于一般教员，除外国人不能不优崇外，中国教员，不过新自外洋毕业，犹属一介布衣，学员往往自称学员，而对称教员，以示与寻常师弟有别，非若仕学馆学员之谦逊，自始即以门生自居也。”[93]学员郭则沄谓：“教员学员不叙师生，其称学员曰某某君，或曰诸君。”[94]可见，在进士馆中，留学生教员与进士学员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教习非师”（林纾语，详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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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进士馆刚开馆时，亦如大学堂其他学馆一般，授课者称“教习”、听课者称“学生”。然而，“学生不服教习”，在进士们的压力下，馆内很快做出调整，“将教习改称教员，学生改称学员，以明不敢当师生之称”。[95]百年之后，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这种“改称”无甚区别，甚至不无自欺。不过，须知“教习”之名与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庶吉士”一职相关，教习庶吉士由翰林前辈任之，新点翰林肄业庶常馆中，例认教习为师。而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之设，正是取翰林院庶常馆而代之，那些在进士馆肄业的翰林对此中深意洞若观火。因此，称“教习”无异是认“老师”，这是学员期期以为不可的。进士学员不愿认留学生教习为师，原因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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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年龄来看，1905年时，七位教员自25岁至31岁不等，比大多数学员要小，与少数学员年龄相仿。其次，与年龄相关的是辈分问题，竟有教员的长辈身处学员之中。章宗祥谓：“新进士某君，为余族长亲，科举时代，余兄（章宗元——引者注）曾从之学八股，是时余尚未入学；数年以后，乃从余听讲。”此外，宗祥族叔章祖申，与其同年考中秀才，“今亦在新进士之列”。[96]再次，从科举功名来看，七人中四人有廪贡、廪生、附生等低级功名，与翰林、进士相比不啻天壤。彼时虽科举渐衰，游学正兴，但科举尚未立停，且习惯殊难顿改，社会仍甚重之，则进士学员看不起无甚功名的教员自可想象。复次，从社会地位来看，诸教员系聘用关系，学堂之外仍是留学生身份，而进士学员无疑已在官员之列。双方地位高低有别。[97]开馆不久，学员与教员颇生冲突。《大陆报》评论曰：“嘻！谈何容易中一进士。今助教诸公中有茂才者，有布衣者，与进士有仙凡之别，而欲师之，何不自量乃尔。”[98]《警钟日报》短评称：“张（奎）以一留学生，位在诸生下，而高坐指画，俨然为之师，宜其积不能平，而吹毛索瘢，以图一报者矣。”[99]此类报刊均由留学生主办，倾向性很强。两篇评论的用意，均在讥讽进士学员。但“名位”低者欲做“名位”高者之师，确实点出了进士馆内留学生教员身份尴尬的症结所在。最后，从学问来讲，中学方面，学员中“旧时有文名，在乡里称宿儒者，亦不乏其人”，[100]诸教员自是无法望其项背；即西学方面，时代在变，科举已改，此辈学员系考策论者，对西学也多少有所涉猎，且有一批学员，进士及第前，或在新式学堂任教，或在京师大学堂肄业，知识结构早已部分更新。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下，令年龄大甚至辈分高、“名位”在上的学员，以门生自居，称年纪轻轻的留学生教员为师，以普通人情论，实在也叫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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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身处此境，心态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学员不无钦服，甚至有战战兢兢之感。章宗祥对学有根柢的进士颇为夸赞：“其笔记之扼要完善，足令讲演者满意，盖由于旧学素优，故不难融会贯通也。”[101]曹汝霖坦言：“进士馆学员，都是新科进士，亦有翰林，年岁比我大，学问比我高，当这班学员的教员，真有战战兢兢之感。”[102]然而另一方面，亦有年少气盛的一面。章宗祥、曹汝霖等人曾是留学生领袖，此时归国任教，自信学有新知识，有传播“文明”的“傲慢”，既做着老师的工作，却遭遇“教习非师”的窘境，自然不肯甘心。他们对称谓问题相当敏感，定要争得老师的“名分”。据曹汝霖回忆，徐谦对教习傲慢无礼，对他尤甚。曹汝霖不堪忍受，遂向监督张亨嘉请辞。张亨嘉为此特意宴请各教员及徐谦，席间大谈尊师之道，委婉地给徐谦上了一课，并将曹汝霖的辞函退回，才算了事。[103]另据章宗祥自述，某次刑法考试已毕，他正在阅卷中，徐谦忽致函论驳，函首称他为“仁兄”。章宗祥认为，“与试者场后申论于例未合，且函首称谓直书‘仁兄’，非对于教员之礼”，结果，将徐谦的试卷“交教务提调，注明事由，不予分数”。后经管学大臣调停，徐谦取消前函，方才了事。徐谦认为他与章宗祥的族叔章祖申为同年，因此可与章宗祥叙年谊。而章宗祥认为，若讲旧礼，自己应称徐谦年伯，但徐谦在馆受业，自不应以他谊消除“师礼”。又有某教员以某学员书法佳，“请其书联，上款亦书‘仁兄’”，结果教员“展阅一过，即撕弃之”。章宗祥称，该教员的做法与他“皆同一心理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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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心理呢？章宗祥透露道：“吾辈当时并非有硁硁自傲之意，不过以新进士对于监督、提调辄口称老师，而对于实际授课并考成之教员，则靳其称谓，是以不能不争。”[105]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争意气，但对于受到轻视而处境不妙的留学生来说，也即是争地位。为了立足，恐不得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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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教习非师”的特殊现象，自然与教员、学员的特殊性分不开。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时京师其他学堂中似乎也有此风。历任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纾称：“前清以翰林前辈为庶吉士后辈教习，不知所教何书，然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至晚清学堂林立，通西文、东文、中文者，受薪开讲，亦名为教习。学生则曰：是奴隶也。稍不当意，则噪逐之。不惟不视为师，且欲预通题目，多与分数，方能保其旦晚两餐。余为教习十一年于京师，抗健不服气，而学生亦稍相往来，间有一二倒戈者，然尚非噪逐者比。余尝笑曰：吾苟不教与习相远者，彼亦无奈我何也。”[106]话以诙谐出之，或不无夸张，然科举学堂过渡时代，情势变迁，师礼渐衰，晚清京师学堂教习收入虽高但并不易做的态势，却是大致不差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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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沉倒置”的转型时代，进士馆内，教员既是年轻望浅的留日学生，学员又是为人尊崇的科举精英，学员不认教员为师，而教员对老师的名分又十分在意，这就为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加以学堂教育初期，传授“新知”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教员在馆内外遭遇颇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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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不易：传授“新知”挑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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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表5-4看，七位教习大都先在国内学堂接受教育，随后留日，历中学而入大学；留学年限多在四年以上，其中五位确定得有大学正式文凭。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水平绝非后日只学一年半载的速成生可望其项背，“由他们担任翻译，教学的质量当然不成问题”，[108]即单独所任课程，也均系各自擅长的科目。从1904年至1905年国内学堂教育的实际来看，进士馆的师资配置绝对算是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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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士学员中学皆有根柢，西学亦开始涉猎，眼光很是挑剔。光绪二十七年科举改制后，策题部分已涉及教育、法政、财商、交涉等学。虽然层次尚低，且各人水平参差不齐，但这辈进士已多少具有了若干“新学”知识。而一些人在进士及第之前，已有任教新式学堂的经历。比如，邵章任教杭州府中学堂，楼思诰任教浙江高等学堂，雷恒任教江南三江师范学堂。此外，卓宝谋、郭寿清等人中进士之前，本已在京师大学堂肄业有年。[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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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少新科进士对入馆肄业一事，颇为抵拒。开馆前三个月，即“传闻有某进士纠同年数人，递禀学务大臣，不愿入进士馆肄业”。[110]癸卯科庶吉士温肃，明言自己“不愿就进士馆学”。[111]然而，进士入学系奉特旨，功令所在，“关系将来出身，不能不勉强服从”。[112]但是，既高中进士，甚至点了翰林，正志得意满，却又要舍旧从新，重做学生，殊非人情所堪。因此，不少新进士实在是怀着怨气入馆的。既入馆做“学生”，而“老师”竟又是新自外洋回来的“二三少年”，不平之气可想而知。因此，教员自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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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首先遭遇的挑战是，如何尽量少用日本名词和日本语法。诸教员学的是“日本新学”，概念名词转手过来，未必有恰当的对应汉语，况且替日本教习口译，则讲课中难免带入大量日本名词，而所编讲义，容或夹杂日本语法。法政教育起初阶段，这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数年后，中国以日本法律为蓝图，大规模移植修律的时候，东洋名词仍是一大困惑。修改《民事诉讼律》的汪荣宝在1910年曾记道：“以《民诉律》内所用术语多承袭东人名词，思酌量改易。阅渡部万藏《法律大辞典》及上野贞正《法律辞典》，并参考英字，翻检《经籍纂诂》，反复斟酌，卒不能一一得确译之字，始叹制作之难。”[113]然而，虽说此时日本新名词似不可免，但不少科举精英至少从情感上，对此颇生反感。张之洞虽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号召留学日本，不过，据多种材料记载，张之洞本人最厌恶东洋新名词。[114]进士馆学员中反感日本新名词者，则更不乏人。地理、化学教习张奎“好用日本名词”，“讲义中间有参用日本文法”，[115]就颇招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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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面临的更大挑战，还在讲授内容和知识水准方面。进士馆课程法政、理财等为主等，算学、东文等作为随意科也开设过。物理、化学诸科，据《奏定进士馆章程》，亦在必修之列。不过，很可能在学员的抗议之下，理化课程后来取消了。郭则沄谓：“馆以法政为主，而加入物理、化学为必修科，甚不合也。同人力争，始罢之。”[116]至于中国历史、地理，开课不久就有了变化，《大公报》报道曰：进士馆“新添历史、舆地札记二门，盖因进士学员于此二学科研究有素，教员一时难聘，故改为自行札记，每月以十篇为合格”。[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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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地理起初由张奎讲授，但很快停罢。此事充分显示出部分学员对教员知识水准的质疑。张奎“讲解地理之时，先就其浅近条目徐为演说，于第二课又发总论一篇，论世界之大势，次及亚东之危险，以示讲解地理之宗旨”。不料演讲未终，学员邵章“拍案倔起，怒叱曰：此等浅浅讲义，泛泛空论，吾辈既中进士，摇笔即来，岂有不解而尚烦汝言。汝置高深而不言，汝不称职，汝请罢席”。[118]随后，众学员哄堂。张奎辞职不干，经监督、教员等人坚留，始收回辞呈，但辞去了地理课一席。[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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