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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章字伯,浙江仁和人,1872年生,乃邵懿辰之孙,硕学名儒之后,才气横溢。自1897年以来,历任浙江蚕学馆馆正,养正书塾塾正,杭州中学堂监督。[120]其办新式教育,可谓资历颇深,同时,他年龄比进士馆所有留学生教员都大。以他这种背景,在馆做“学生”,其不服甚至鄙夷年轻的教员,便丝毫也不奇怪。张奎初登进士馆讲堂,“邃于学而讷于言”,难保上课效果不甚佳,且其所授之地理,进士多“研究有素”,不比章宗祥、曹汝霖、钱承鋕等人所授的刑法、诉讼法、商法之类,进士相对陌生,以故更易贻“浅显空泛”之讥。类似的哄堂之事并非仅见。郭则沄称:“教员某讲生理学,谓人身如炉,其进食如添炭,因大画火炉于板,同人为之哄堂,且揶揄之,因惭而谢去。”[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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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既不认教员为师,又对教员的讲授大不以为然,以致“每日上堂,多所驳诘,不留余地”,使得诸教员“皆欲告退”。[122]郭则沄后来赋诗曰:“疥骆当时难就勒。秃鹙几辈怯登台。”诗注云:“翰林向有疥骆驼之目,馆中教员皆留日学生,多未留发,目为秃鹙,每授课有所问难,辄至词穷。”[123]该诗状学员与教员极肖。“难就勒”的翰林学员着实强势,不仅视“教习非师”,更将教员目为“秃鹙”,问难驳诘,令人不堪。因此,教员为“师”不易,真不免要“怯登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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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留学生遭遇的挑战不仅来自馆内学员,更有来自朝中批评者。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御史张元奇附片上奏,请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124]片内一则谓“进士馆教员多在洋毕业之留学生,年轻望浅,不能镇服”,[125]再则谓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学员皆有鄙夷不屑之意”,甚至词连学务大臣,称其“择师不精,靡费无益”,故“请饬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以收实效”。[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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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学员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欲使西学淹通且资望允孚的严复出任进士馆总教习。六月廿二日,严复在致熊季廉的私函中透露出重要信息:“昨京中来信,有云新进士拟合词公禀学部,以复为该馆总教习。然京中忌复者最多,恐其事未必遂济。”[127]后来果然未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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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奇这道封奏虽然很可能意在批评学务大臣用人不当,且有为同乡好友严复入掌进士馆张目的深意。但是,文中提到的“年轻望浅,不能镇服”、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却是对教员的致命批评。“年轻望浅”自不待言,至于“讲义问题”尚可稍做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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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学堂开课之初,既无教材,参考书亦少,故教习的讲义就最为重要。中国教习的讲义“先由教习编示大纲,上堂时详细解说,学员笔记之”,日本教习的讲义“由助教译演,学员整理笔记”。[128]后来,经过整理,京师大学堂陆续铅印了一批教习讲义,其中就包括杉荣三郎的《经济学》和《经济各论》。[129]可惜,尚未见到留学生教习所编之讲义。不过,据章宗祥回忆,自编讲义颇不容易。他说:“余所担钟点,每星期十小时,自讲刑法四小时,为岩谷译讲民法六小时。译讲先期预备,不甚费力;至自讲之刑法,参考各种书籍,悉心编订,每一小时之讲义,预备时间须费至三四小时,尚未敢自信为确当。”[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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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张元奇批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似应结合教员所任课程的特点来理解。以章宗祥所任课程来讲,岩谷孙藏讲民法,他做助教翻译,又亲自讲授刑法。岩谷孙藏系日人,章宗祥又在日本学的法政,则其所讲自以日本民法、刑法为归,而当时日本法律又以学习法、德等国为多。法学较落后国家学习借鉴法学较发达国家,在法学教育中常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比如,对于某一问题的探讨,常常先胪列甲国如何规定,乙国如何规定,丙国、丁国等等,然后讲自己应该或学甲,或学乙,或兼容,或损益。至今国内法学教育亦然。于是,这种“说东道西”的讲义,在进士们看来,自不免“东涂西抹”之嫌和“粗浅陋略”之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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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时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会聚了一批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留日卒业生。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在这个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的差异与错位,他们切身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柢的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对留学生教习而言皆非易事。因此,留学生在进士馆传授“新知”的过程一点也不轻松,常常遭到批评甚至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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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势比人强,自从张百熙1902年春集体辞退了以丁韪良为首的西方教习后,京师大学堂已开始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31]此时,京师大学堂由日本教习主导,[132]进士馆亦以日本法政为宗。所以,馆内离不开这些既通日语,又懂法政、理财诸科的留学生。一旦学员与教员冲突,学堂方面必然想方设法加以调解;教员一旦因此提出辞呈,或有事欲他就,当局也会真心挽留。另外,随着新政的深入推进,新政人才显得日益短缺,像章宗祥等留洋学生身价顿增:考察政治大臣争相调用,地方督抚也闻名奏调,新政衙门则陆续奏留。事实上,这些资历浅显的留学生在后来修改法律、推广工商,以及推动立宪等新政活动中果然大显身手。[133]留学生的时代到来了,科举进士再也抵挡不住了,下文将看到,甚至他们也联翩出洋,加入留学和考察的行列之中。有意思的是,那些新科进士虽然在情感上乃至行动上,曾对“诏开进士馆”有过抵拒,然而,后来的历史表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中,在清末民初历史上的各界闻人,多是那些毕业于进士馆,或者先在进士馆肄业,随后由馆资派出洋游学的人士。他们完成了知识更新,面对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既怀“旧学”,又握“新知”,成为特殊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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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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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施行学堂教育,其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自然需要考察。虽然三者赫然载在章程,但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运行很可能变通不少。初办学堂,颇难免此,且进士馆性质特殊,其课程本“与各学堂不同”,更难免“损之又损”。[134]因此,考察进士馆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的实际情况对章程规定之损益,就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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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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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之设,意在使科举出身的新进士,“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具备普通知识,将来“遇事不致茫然”,[135]并不指望舍旧从新的进士学员短短三年时间就能达致专门精深之境。不过,即使这个目标,也并不容易实现,实际的要求仍在降低。加之当局为了避免故意为难新进士的嫌疑,减少进士入馆阻力,于是课程设置损之又损,每日功课仅四个钟点,比师范馆少,比性质相近的仕学馆亦少。[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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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定进士馆章程》设置的必修学科十一门,[137]上列八项政事各对应一门,外加史学、地理、格致三门。其随意科为东文、西文、算学、体操,修习与否听便。农、工、商、兵四项亦准选习一二科,不必全修。因此,据章程唯有其余七门每人必学。三年均有的学科为法学与地理,法学课时最多,三学年依次为4个、5个、6个钟点(每星期,下同),地理分别为5个、2个、2个钟点。史学、理财、格致置于前两学年,课时钟点分别为5个、2个,4个、3个,2个、2个。教育为第一学年课程,每周4个钟点。交涉为第二学年科目,每周3个钟点,实际可归入法学(国际法)。因此,从课程设置来看,法学无疑占据了最大比重,史地次之,理财再次之。另有包括理化大要、博物大要课程的格致门。[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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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开课的情况又有何变化呢?首先,第一学年的地理门包括地理总论和中国地理,由留日归国教习张奎担任。四月十九日,张教习第一次上堂,“先就其浅近条目徐为演说,于第二课又发总论一篇,论世界之大势,次及亚东之危险,以示讲解地理之宗旨”。然而演讲未终,学员邵某等人拍案而起,斥其空论浅显,不能称职,因请教员罢席。[139]于是酿成风潮,张奎辞职,经监督坚留,最终辞去地理教习,只任格致一席。经此一变,史地课程遂变教习讲授为自行札记。不久,进士馆即“新添历史、舆地札记二门,盖因进士学员于此二学科研究有素,教员一时难聘,故改为自行札记,每月以十篇为合格”。[140]迨第二学年,另有外国地理一课,则由日本教习讲授,而由中国助教曹汝霖翻译。其次,格致一门的理化课程亦有变化,进士馆旧内班学员郭则沄说:“馆以法政为主,而加入物理、化学为必修科,甚不合也。同人力争,始罢之。”[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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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的课程设置本以法政、史地、理财的比重为大,经过调整后,法政、理财类课程无疑成了绝大多数课堂中的讲授内容。至于究竟开设了哪些课程,李林新近发掘的宝贵资料——学员陆鸿仪的毕业文凭——可以帮助吾人做出解答(详表5-5)。同时可见实际授课中史地、格致门课程确有压缩,与上文论述恰可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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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进士馆课程、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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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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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士馆的考验,曾在进士馆肄业,后资送留日的商衍鎏有所记述:“在馆有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半年为一学期,学足六学期考毕业试。评定分数,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为及格,在学部复试,题为经义一篇、论一篇,一日而毕。通校毕业成绩,分为一、二、三等,授职翰林院编修、检讨不等,类于旧制之散馆。”又谓:“至癸、甲两科进士之主事、内阁中书,仅到馆随班听讲,无毕业之考试,谓之外班。”[142]此段记述不无疏误。进士馆有临时考试(时称月考)、学期考试、毕业考试,并无年终考试。月考两月一考,[143]甲辰年第二学期七月中开学,九月有月考一次,其前列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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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科:郭则沄、胡大勋、陈云诰、水祖培、朱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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