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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士授职中的即用知县一项常常人数最多，他们是进士中的一大群体。癸卯科即用知县足有124位，人数甚夥，甲辰科外官人数虽有压缩，即用知县亦达88人。分发何省，对于即用知县来说，关系匪浅。在必须回避本省的情况下，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签分省份的自然与经济文化环境、距家远近、可资利用的关系网、县缺的数量、候补知县的多寡等。分发何省由吏部掣签决定，即用知县本无能为力。不过，至少有两种常用之策可以改善处境。其一是亲老告近，但需符合条件；[6]其二则系捐纳，又可分为两种，即掣签前捐指某省和掣签后捐离原掣之省而改指某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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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癸卯科进士部属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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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甲辰科进士部属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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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癸卯科为例，闰五月二十五日为新进士掣签分省之期，除了萨起岩等人已经于掣签前捐指某省外，其余一百零八员则照例经吏部掣签分省。[7]与此同时，具备亲老告近资格者，也在抓紧利用该政策。闰五月初十日，浙江进士钮泽晟在得知自己“竟用知县”后，即请友人“代办告近文书”。所以钮氏于二十五日签分直隶，但因亲老告近获准，故八月初六日又改签邻省江西。[8]此类情况尚不乏其例，比如浙江人张鹏翔本掣云南，因亲老告近而改分江苏；浙江人武曾任本掣山西，既亲老告近，又在邻省中捐指江西，盖与江西有特殊联系，故到省三四年即补实缺。[9]此外，既不满意于掣签省份，又具备一定财力的即用知县，也在申请捐离原省而改指他省。比如江西人陈中孚本掣直隶，捐离原省而改指湖北；山西人吴庚本掣直隶，捐离原省而改指陕西；直隶人王延纶本掣福建，捐离原省而改指山东。[10]现将即用知县分省情形制成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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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癸卯科进士即用知县分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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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殿试的癸、甲贡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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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科举考试中，每科贡士与进士的数额常有出入，[11]癸、甲二科亦不例外。癸卯科会试中式贡士306名，其中13人因丁忧、患病等原因未参加随后的殿试，而22名戊戌科贡士则于癸卯科补殿试。[12]所以，癸卯科殿试产生了315名进士。甲辰科会试中式贡士276名，其中15人未殿试，但又有甲午、戊戌、癸卯三科共12名贡士补殿试。因此，甲辰科殿试产生了273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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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名未殿试的癸卯科贡士，有10人于甲辰科补殿试，他们是：李臣淑、张云翼、何振清、吕祖翼、单志贤、林乾、段维、宾光椿、朱崇年、钱昌颐。然1905年科举立停，故癸、甲二科便有18名贡士再无机会补应殿试。不过，绝大多数后来经过验看，分别授职如表6-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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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癸、甲二科未殿试贡士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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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下文关于癸、甲进士群体的考察和分析，就以参加了癸卯、甲辰两次进士朝考的591人，外加未殿试的18名贡士，以及翻译进士3人（鸿志、魁续和富尔逊），总共612人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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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的仕途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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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往认知中，清季中下层京官的状态有两个特征，一是收入低，二是补缺难。就后者来说，光绪以来，捐班司官补缺无期，可以不论，即进士以学习主事用者，通常亦“非二十年不能补缺”，像何刚德14年补缺，“因在吏部，较疏通也”。[13]陈夔龙亦谓兵部员司最次，“以常年测之，非二10年不能补缺”，而其运气超好，10年即补，算是极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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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说来，如果时局依旧，癸、甲二科学习主事总共190名，即使待至1911年清帝逊位，亦难有几人补缺。不过，清末新政开始后，官制改革逐渐加快，六部体制彻底突破，中央部院明显扩军，加以破格用人，京官的升沉颇异往昔。癸、甲进士适逢其会，补缺之迟速、升沉之变化、流动之情形皆呈现与往昔颇为不同的新状况，值得梳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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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新部“捷径”，商部、巡警部、学部、邮传部即其显例。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癸卯科主事分部行走不久，商部正式成立。其司员的一大部分，系据总理衙门考试章京之例，[15]先由内阁、六部等衙门考取司员，再保送至商部考试录取，然后引见记名录用。因为试题系商务论、策各一，故由策论及第的癸卯科进士相对熟悉，所以表现甚佳。[16]当日共有171人赴考，取录60人，其中癸卯科进士单镇、靳志、关文彬、李德星、郭家声、田步蟾、忠兴、聂梦麟、彭绍宗、吴达（建）三、王扬滨、孔昭晋等12人榜上有名，竟占1/5。[17]引见后，奉朱笔圈出30人记名录用，单镇、靳志、关文彬、李德星、郭家声、田步蟾等6人有幸入选。首批传到14人，单镇在列，次年即补缺。[18]关文彬、李德星、郭家声于一两年内相继传到，且试看三个月即奏留作为候补主事，较学习主事三年奏留之例限缩短甚多。[19]至辛亥鼎革之前，单镇、田步蟾均已升任农工商部郎中，关、李、郭三人皆任主事，此外甲辰科何景崧任员外郎，均为实缺。[20]补缺之速，实令何刚德、陈夔龙等前辈不敢想象。新政之前，考取军机章京是正途出身候补司员的一条显达之路。新政之后，商部“章京”亦可作如是观。胡思敬批评“商部捷径”，虽主要指其多位丞、参遽升至尚、侍而言，[21]实则当日商部亦是候补司官补缺之捷径。单镇、田步蟾等人即赶上了这趟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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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单镇等人还是通过两轮考试而步入商部捷径，那么随后新设之巡警部、学部、邮传部则直接由堂官调人。1905年巡警部成立，癸卯科进士尚秉和、班吉本随后调入行走，1906年均已补缺。[22]1909年夏班吉本升郎中，尚秉和升员外郎，王扬滨补主事。1910年秋，王扬滨升任内城巡警总厅行政处佥事。[23]尚秉和之所以能够从工部调入巡警部并迅速补缺，固由其学问优长、精明强干，实亦巡警部首任尚书、直隶同乡徐世昌与有力焉。尚氏自称“徐公闻名，调入巡警部”，又自叹补缺升转之速：“及通籍为官，不三年得补主事，又二年迁员外郎，得京察一等，记名军机章京。”[24]这更非往昔六部学习主事可以想见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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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学部成立，调人之风更盛。甲辰科进士王季烈受学部尚书荣庆器重，由刑部调入，补普通司小学教育科员外郎。癸卯科主事彭绍宗、杨熊祥及甲辰科内阁中书李景濂亦调为额外司员。[25]1907年秋冬，张之洞管理学部后，杨熊祥遂任总务司机要科员外郎，陈曾寿、恩华分别任审定科和案牍科员外郎，李景濂任案牍科主事。[26]湖北进士杨熊祥、陈曾寿均为张之洞晚年亲信幕僚，张之洞遗折即系陈曾寿、杨熊祥、傅岳棻三人草拟。[27]这进一步显示新部调人补缺的“私人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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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官制改革后新组建之邮传部，囊括了更多的癸、甲进士。1907年，陈毅由法部郎中调参议厅佥事，何启椿任路政司主事，龙建章任电政司员外郎，关赓麟、王鸿兟、蒋尊祎三人在调部不久便试署主事。甲辰科翰林苏舆亦调为额外郎中。1909年春，龙建章升承政厅佥事，关赓麟升郎中，何启椿、蒋尊祎升员外郎，苏舆借补员外郎，姚华、陈宗蕃补主事。1909年夏，顾准曾补主事。1910年夏，关赓麟升承政厅佥事，夏和清、张恩寿、熊坤均补主事，杨允升补小京官。[28]至此，邮传部实缺司官中，癸、甲进士足有14位。其中尤以广东、福建、湖南进士人数多、势力大，盖邮传部初创时的几任堂官张百熙、唐绍仪、陈璧分别来自湖南、广东和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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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旧部改为新部，职能扩充，用人增多，以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新设各级审判厅，以及户部改度支部最为典型。前文已述，刑部、户部所分癸、甲二科学习主事最多。而癸、甲进士在进士馆亦主要学习法政、理财等学。1907年法部成立伊始，即奏调进士馆毕业之翰林院编修徐谦、张家骏、麦鸿钧入部行走，当年又续调编修朱汝珍。[29]随后，麦鸿钧、张家骏遽升法部参政厅参议，刘敦谨任审录司员外郎，冯汝琪任会计司员外郎，吴建三补制勘司主事。1909年，吕兴周、冯巽占亦补主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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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成立的各级审判厅需要大量人才，肄习法政或出身刑部的癸、甲进士纷纷走马上任。1907年冬，徐谦调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丞。1909年，栾骏声、李维钰、张履谦任京师内外城地方审判厅刑科推事，俞澍棠、朱文劭、任承沆、龚福焘、郑言任民科推事，朱崇年任京师内外城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后升任高检厅检察官。随后徐谦升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张智远任检察官。聂梦麟在大理院民科第二庭任推事。[31]京师之外，各省筹办司法机关缺人更甚。俞澍棠、朱文劭二人于1910年被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调入桂，不久分任广西高等审判厅厅丞和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郑言则于1910年，经江苏巡抚程德全奏署江苏高等审判厅厅丞。[32]此外，周贞亮（榜名周之桢）、段国垣经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调，于1911年分别试署黑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和龙江府地方审判厅推事长。程继元任承德地方审判厅推事长。谢桓武试署山西高等审判厅厅丞。栾骏声试署湖北高等检察厅检察长。[33]升迁均不可谓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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