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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为癸、甲分部主事聚集的另一大部。在官制改革中，户部易为度支部，随后将原来按省分十四司的架构，改设为承政厅，田赋、漕仓、税课、筦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等司。度支部一份光绪三十四年春的《最新百官录》显示，在1907年和1908年之交，吕彦枚任司长，雷多寿、景凌霄、张茂炯、唐瑞铜分任副司长，汪应焜、吴晋夔、张荫椿、陈继训、栾守纲、王宗基、薛登道、王慧潣任科长，亦即有13位癸、甲进士获得了实缺。[34]张茂炯《六十自述》亦称：“新官制行，充军饷司副司长”，1909年“调充筦榷司司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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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辛亥冬季《职官录》，王宗基、唐瑞铜分任郎中，张茂炯任员外郎，吕彦枚、景凌霄、雷多寿任主事。同时，在度支部领导清理财政的核心机构财政处，张茂炯、吕彦枚、雷多寿、徐士瀛分任帮办，李景铭则任帮办兼总核，楼思诰任总核，曲卓新署坐办，谢启中任科员。在财政处派往各省的清理财政官中，王宗基、唐瑞铜分任山东、河南正监理官，栾守纲、甘鹏云、袁永廉、薛登道、景凌霄分任奉天、吉林、山西、陕西、江宁副监理官。景凌霄尚兼任江宁造币分厂帮办，而陈度则任云南造币分厂总办。[36]此外，李景铭与楼思诰二人为政府特派员，代表度支部出席资政院会议。又据张茂炯自述，度支部为办预算决算，决定清理财政，“按省设局，派员监理”的疏稿，即出自其手。[37]而据李景铭自述，清理财政处“凡办理预算汇报、岁出入总数及划分国地两税”，均由其具稿，而由林景贤、杨寿枏总其成。李景铭对其同年张茂炯亦甚为钦佩，谓其“老于曹司，判牍如判狱……品端学正”。[38]自述难免有渲染的成分，但癸、甲进士群体在清末度支部和清理财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殆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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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兵部改为陆军部，大量任用军校毕业生，癸、甲进士机会不多。1908年，廖振榘、李盛和因中进士前已在兵部候补，资历甚老，所以分任司长，其他人仅朱振瀛、牛兰补科长。往日清贵之吏、礼二部，在新政改制中日渐式微，癸、甲进士补缺者更少，任祖澜于1908年补主事，而直至1911年吏部被裁前夕，果晟、荆育瓒才补主事。礼部则仅林栋于1908年任郎中，且因其考中进士前已是候补官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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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辛亥鼎革为断，将现任和曾任实缺京官的癸、甲进士做一统计，其详情如表6-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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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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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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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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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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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有36名癸卯科部属或中书补缺，甲辰科则为46名。前文已统计，癸卯科部属和中书共109人，甲辰科为117人。可见，在鼎革之前，癸卯科部属和中书中有33%的进士现任或曾任实缺，甲辰科的这一数据则超过39%。此时距癸卯科分部学习之日为时8年，而甲辰科则仅7年。想当年分部主事通常“非二十年不能补缺”，何刚德14年补缺已经较快，陈夔龙10年补缺则算极快。这说明，癸、甲二科主事、中书在补缺及升迁方面，已经远超过其进士前辈。进士分部学习者通常“非二十年不能补缺”的既往认知，已与清季最后几年的实情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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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则因为部院扩军，缺分加多，二则因为癸、甲进士策论出身，且多人进士馆或留学毕业，其所学法政、理财等“新学”，恰好适应了新政需要。在度支部、法部及审判厅、邮传部等新部，癸、甲进士最为聚集，即是明证。同时，进士馆或进士游学毕业考验最优等者，奖以遇缺尽先补用，也是不少人提前补缺的原因。这也部分说明，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后并未迅速“边缘”，总体还比此前补缺更快，只是部分人仕途超顺，火速升迁，同年之间的分化则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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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甲辰科较癸卯科晚“出山”一年，但其部属中补缺人数既多，比例亦更高，说明甲辰科进士更为趋新。邮传部、度支部实缺部属中，甲辰科均比癸卯科人多，可与这一观察相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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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翰林的境况则要逊色许多。虽然庶吉士授职编修、检讨后，即是实缺，但升迁之途却甚为拥挤。且废科举后，无往日之学差、试差，翰林津贴又远不如部属印结之优厚，如果不能在京内外觅得优差，翰林的日子甚不好过。所以整体来看，翰林群体是新政改制的“牺牲品”。从表6-6可知，仅有13名癸卯翰林、9名甲辰翰林或在本衙门晋升，或调至其他部院补缺。且翰林院内晋升者多系旗人，以其人少缺多之故。即使算上数名外放监司道府实缺的“红翰林”（详表6-7），两科翰林升迁人数也仅约占其总数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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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癸、甲二科京官外任监司道府州县等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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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癸、甲二科京官外任监司道府州县等官统计-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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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癸卯科翰林较其甲辰后辈“表现更优”，与部属的情况适相反，说明翰林群体升迁仍如以往，更看重资历。此外，在辛亥鼎革前升至监司大员的为数不多的癸、甲进士中，癸卯翰林占据绝对多数，一方面说明在翰林整体式微的情况下，少数翰林在升迁中仍有极大竞争力，另一方面显示翰林的分化也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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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京内衙门补缺、升迁、流动外，京官外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出路。在鼎革之前，至少有66名癸、甲翰林、部属、中书外放，其中至少22人曾实任或署理监司道府等官，37人曾实任知州知县官。如果排除同一人先任京官再外放的情况，则分别有10名癸卯科翰林、24名癸卯科主事和中书、17名甲辰科主事和中书外任监司道府州县等官。这一群体绝大多数有“新学”背景，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改制时代的用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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