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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武昌起义爆发后，大量京官携眷出京一样，不少癸、甲翰林在逊位之前也已出都。还在十月中旬，癸卯科翰林、广东人赖际熙眼见“武昌事起，中原鼎沸”，鉴于“闲曹冗职，无济于时”，遂携家眷“遵海南下，侨居香港”。[95]随后，癸卯科广东翰林区大典亦南下香港，与赖际熙同寓而居。[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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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逊位诏书颁下后，癸、甲进士京官，尤其是家在南方者纷纷出都回乡。癸卯科江苏翰林汪昇远、甲辰科安徽翰林李德鉴等人于1912年相继南下归乡。不久李德鉴去世。[97]癸卯科湖南翰林郭立山“辛亥弃官归，则不复问世事”。[98]癸卯科山东翰林张恕琳感慨“世局奇创”，洒泪回乡，不再出仕。[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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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被称为民初遗老的聚集地，大学士、尚侍、督抚皆备。[100]鼎革后，翰林兄弟商衍瀛、商衍鎏亦迁居于此。商衍瀛是复辟派干将，为人所熟知。商衍鎏则在德国人尉礼贤的推荐下，于1912年受聘德国汉堡大学，协助福兰阁（Otto Franke）教授创建中国语言与文化系。[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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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温肃、章梫、黎湛枝等复辟派的活动。鼎革前后，他们并未匆匆出都，但亦未久滞国门。癸卯科广东翰林温肃，于九月中旬滦州兵谏之后，先将眷属迁至天津暂避。十月，因谏阻摄政王载沣归藩未果，遂奏请开缺，但仍不离国门。清帝逊位后，温肃一方面仍任职实录馆，与同人续纂《德宗实录》、《宣统政纪》，并与黎湛枝、欧家廉纂成《德宗圣训》，另一方面，奔走于奉天、青岛、京津之间，联络同志，游说张勋、冯国璋，图谋复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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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科浙江翰林章梫此前在保存翰苑过程中甚为出力。辛亥之役，与同乡翰林前辈喻长霖“同坐危城者百余日，筹挽救之术，论出处之义”，痛惜回天乏术，“卒以孤露遗臣辗转沪渎”，[103]去上海做了寓公。章梫之所以选择上海，一则离浙江老家近，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清末他曾在上海活动多年，熟悉环境。不过，章梫在赴沪之前，还在北京留滞了一段，则因《德宗实录》未成之故。[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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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宏曾说：“清遗民留置北京，续成未竟之业，编纂《德宗实录》即为一例……清室逊国时，官员纷纷星散，实录的原稿仅成十之一二”，世续、陆润庠率领袁励准、朱汝珍、曾习经、温肃、黎湛枝等人，“一直要到1920年，整部篇幅为597卷的《德宗实录》始修缮完毕”。[105]其实，鼎革之时《德宗实录》虽未修竣，亦不至于“仅成十之一二”，所差者40余卷而已。辛亥年十二月，章梫听说总裁明年正月“拟以每卷津贴银5两，属在馆诸君修成，以报先帝之恩”，登时拍案大怒，以为类于“书估买译稿”，遂移书总裁，责以“不知大体”。壬子年（1912）正月，章梫上书实录馆总裁陆润庠，备述出处大义，并谓已辞邮传部等衙门差事，翰林院亦无经手未完之事，“欲去即去”，但痛心《德宗实录》尚有40余卷未修，“愿暂在京修竣始行”。[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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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章梫这样，愿意暂留以续成《德宗实录》的旧翰林虽不乏人，但斯时四散者已多。1912年三月，在西城头发胡同续修《德宗实录》，旧人到者仅“约半数而已”。不过，因所剩无多，诸人分纂，亦易成稿，只是总纂汇稿、总校校稿，颇费时日。几个月后，《德宗实录》稿粗成。[107]至迟在1912年七月，诸人又开始分头纂修《宣统政纪》。[108]由于实录馆纂修官乃翰林中的“精英”，从二书纂修官名单的变化，也可窥见癸、甲翰林鼎革前后的动向。现将二书修纂官情形制成表6-14和表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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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 《德宗实录》纂修官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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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 《德宗实录》纂修官题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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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5 《宣统政纪》纂修官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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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德宗实录》纂修官中共有癸、甲翰林33人，迨《宣统政纪》时仅余10人，考虑到袁嘉谷、左霈、杨兆麟、王寿彭4人辛亥前已放外官，本不在京，则约有19人在鼎革前后去职，离开了“太史”岗位。他们是：胡骏、郭立山、林世焘、朱国桢、舒伟俊、陈云诰、水祖培、郑家溉、许承尧、汪昇远、李翘燊、赖际熙、朱点衣、陈启辉、王慎贤、于君彦、岑光樾。林世焘《七十自寿诗》曾咏此段史事云：“正与先皇修《实录》，忽惊鼎革赋归来。”注曰：“辛亥八月，余正修《德宗实录》，忽报武昌失守，不数月逊位诏下，余遂南归。”[109]在这些人中，朱点衣辛亥去世，1912年汪应焜扶柩归里。[110]赖际熙、汪昇远、郭立山去职回乡，前文已述。此外如陈云诰“民国以来授徒自给”，[111]于君彦亦似回乡做绅士，[112]不再出仕。当然，其中亦不乏再仕民国者（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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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仍在京续纂《德宗实录》并参纂《宣统政纪》的10位癸、甲翰林是：吴德镇、王大钧、章梫、史宝安、黎湛枝、朱汝珍、金兆丰、张书云、李湛田、温肃。其中，王大钧、金兆丰、张书云常住北京，后来清史开馆，再操史笔。章梫、温肃、朱汝珍、黎湛枝则是复辟一路人，尤其是章、温二人，奔走更力。朱汝珍系《德宗实录》总校，1915年该书正本告成时，朱氏和金兆丰、张书云等人就在当场。[113]章梫在《宣统政纪》交稿后即南下上海，已如前述。黎湛枝则接替温肃的任务，续纂《德宗圣训》。迨“削稿既成，崇陵奉安事竣”，乃于癸丑年（1913）十一月底“襆被出都”。黎氏随后给远在香港的赖际熙致一长信，商量出处，谋及生计，道尽“失业翰林”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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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间在钜卿处得读手书，垂念鄙况，至勤且厚，良用感切。此间自香轮、椿轩先后南旋，京津朋旧益稀，旅况益孤，心绪殊劣，每欲伸纸作书而焦闷不能下笔。近以《圣训》削稿既成，崇陵奉安事竣，前月杪已襆被出都。回首觚棱，空余凄恋，茫茫前路，去将何之。故乡田里荒芜，商业凋敝，家无担石，何以自存。辗转思维，惟冀回粤收拾余烬，仍作南洋之行，或有一线生路。但此事全仗我公先为道地。今春得公手书暨檗庵来述尊旨，所以为弟谋者既周且挚，此刻仍拟重申前请，介绍于戴公芷汀，将来至彼，先得一驻足之地，然后徐图展布（无论农业、商业，非得人指导，有所依傍，不敢轻于一掷也），方易措手。且鄙意仍在种植，但种植收效较迟，诚如春间尊谕所述芷翁之说，谓必能敷衍目前，乃可收将来之效也。芷翁推爱屋乌，纯是肝膈之语，务恳我公便中为弟豫筹之。刻值冻河，眷属上落不便，弟拟只身先由津浦铁路南下，俟春暖然后遣人接眷南旋。佽侯前辈现拟同行，大约腊底正初可图良晤也。……弟湛顿首。腊月十二日。[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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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癸卯科殿试传胪（第4名），黎湛枝在京城生活多年，民初勉强续完未竟之“残史”后，顿失旧业，出都之日，既凄恋觚棱，又感到前路茫茫，生计无着，竟然筹划着移民南洋，从事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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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仕民国甚至奔走复辟的翰林之外，上述参与纂修《德宗实录》《宣统政纪》的癸、甲翰林中，再仕民国者实不乏人，且多从幕僚、秘书起家，常常以同乡、同年关系为桥梁。陈启辉经其广东新会同乡、农林总长陈振先于1912年8月任命为农林部秘书，1913年9月，陈振先去职，陈启辉也随之辞职。[115]林世焘系前贵州巡抚林肇元之子、张之洞的侄婿，关系网甚大，游走于京内外，“四任国务院秘书，兼总统府秘书”。[116]许承尧于1914年初随其安徽同乡、甘肃督军张广建入甘，后于1917～1921年任甘凉道尹。[117]郑家溉后入其湖南同乡同年、吉林巡按使郭宗熙幕府，任行政公署参议、秘书，经保荐国务院存记；1927年又经潘复任为国务院秘书。[118]朱国桢辛亥后回乡，历任湖北行政公署秘书、湖北公立法律专科学校校长，后又分发陕西任用，经癸卯科同年、陕西巡按使吕调元派充关中道道试典试官。[119]李湛田则进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府，任直隶行政公署秘书。其自述称：“辛亥事起，国体骤变。家本寒素，无担石之储，橐笔奔走，自供晨夕。”后经冯国璋保荐道尹送觐，1916年经财政部任命办理江苏印花税事宜，驻金陵。[120]胡骏、史宝安、王慎贤则直接入仕民国。胡骏于1912年回四川任省议会议长，后来卸职回京，1917年11月奉命任东川道尹，再度回川任职。河南人史宝安于1913～1916年前后任河南教育司司长。[121]王慎贤则进入法界，后来长期任山西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但不幸于1927年投井自尽。[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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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不少癸、甲二科翰林或入同乡军幕，或回籍后入本地军政大员幕府，经保荐再度出山。如直隶高毓浵辛亥前在学部编书，1912年与刘若曾、张濂等直隶翰林办保卫社，后入冯国璋幕府，任行政公署总务处长，后经保荐道尹送觐，1917年出任江苏下关商埠局会办。[123]安徽龚元凯在辛亥鼎革后，经其安徽同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招入学校任教，1914年随张广建入甘，先“宰张掖”，旋保道尹。[124]1914年，浙江刘焜经浙江民政长屈映光延充秘书，随后又兼警务处处长。看来二人甚为相得，当1919年屈映光署山东省长时，刘焜又随至山东。[125]1915年前后，山东杨毓泗经其济宁同乡、绥远都统潘矩楹延入幕府，任为书记长兼总务处处长。[126]山东范之杰经山东督军靳云鹏聘为秘书，1915年经保荐道尹，不久即放江西高等检察厅厅长。[127]安徽王震昌曾任安徽督军倪嗣冲的秘书长，势力甚大。[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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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既然王寿彭、刘春霖二位状元都出任民国总统府秘书，邵章、方履中等名翰林亦均出仕民国，上述多位癸、甲翰林再仕民国也就不足为奇。所以，癸、甲翰林中“遗民”与“贰臣”互见，两方面人数均夥，且各有著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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