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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1910年夏，在各省谘议局基础之上形成的更精英的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成立。该会章程即由汤化龙“起草及修改”。随后选举正、副主席，汤化龙和蒲殿俊分别高票当选。1911年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开会，谭延闿又当选主席，汤化龙当选审查长，此外8位审查员中还有癸、甲进士方贞、梁善济、萧湘3人。[91]因此，从以上两方面观察，可以说，癸、甲进士领导了各省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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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分来看，癸卯科产生了方履中、陈黻宸、陈树勋等3位正议长，夏寿康、曾熙、萧湘等3位副议长，而甲辰科涌现了汤化龙、谭延闿、杨毓泗、杜严、梁善济、蒲殿俊等6位正议长，谷芝瑞、叶先圻、沈钧儒、张国溶、方贞、杨源懋、唐尚光等7位副议长。从谘议局议员人数统计，癸卯科为14人，甲辰科则高达21人。显然，在各省谘议局中，甲辰科进士较癸卯科势力更大。这既显示了甲辰一科得人更盛，也是甲辰科进士更为趋新的体现，可从其新式教育背景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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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教育背景来讲，癸卯科诸议长中，陈树勋、夏寿康由进士馆毕业，萧湘留日毕业，方履中考中经济特科，陈黻宸和曾熙长期办学，而甲辰科的议长和议员几乎均有留日背景（详表6-12、表6-13）。这也说明，进士馆，尤其是留日的“新学”背景，对癸、甲进士在预备立宪运动中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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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2 癸卯科进士任职资政院、谘议局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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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3 甲辰科进士任职资政院、谘议局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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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3 甲辰科进士任职资政院、谘议局题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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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癸卯科进士、江苏谘议局议员孙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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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甲辰科进士、曾留学日本的江苏谘议局议员钱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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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显示，在全部谘议局议员中，“至少有149人曾经留学日本”，其中“大多数又同时拥有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传统功名。而“在谘议局的正、副议长中，有近2/5为留日出身，掌握着全部21省谘议局中13省谘议局的领导权”。[92]经过上文的考察，可知留日出身的正、副议长，大多数是癸、甲进士，加上具有进士馆和长期办学背景的癸、甲进士议长，或许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进士馆毕业和留日归来的癸、甲进士领导了各省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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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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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鼎革前后的出处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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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当数百名癸、甲进士或供职部曹，或浮沉翰苑，或主政地方，或领导谘议局，或主持兴学之时，武昌城内的炮声突然响起。辛亥革命爆发，帝制易为共和，诚中国历史千年未有之巨变。然此役虽以武力始，却以和谈终，战事持续时间既短，波及范围亦有限，仅仅数月，便结清帝逊位、民国肇建的鼎革之局。虽然不少民党元勋新贵北上参与民国政府的组建，但事实上北京政府很大程度上接收和承继了清朝的旧摊子，故民国与清朝的诸多延续性亦甚显然。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正值中年的癸、甲进士的仕途发展和人生命运。那么，作为最后的科举精英，癸、甲进士在这一既剧变又延续的历史过程中怎样自处？其分化浮沉若何？是本节欲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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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癸、甲进士人数众多，虽系科举同年，但绝非铁板一块，正如上文所述，在辛亥之前，实已分化严重。鼎革前后，癸、甲进士的出处亦极不一。尽管同样“出山”，原因、过程多种多样；即使同样不仕民国，行止亦有分际不同。因此，若笼统地讲群体，易模糊丰富的样态，如仅以个体为例，又不免以偏概全。故下文拟先将癸、甲进士的出处浮沉，按京官与外官加以论述，京官又将翰林、御史与部属分别讨论，然后就乘时崛起的代表和特点稍做申论。期望以点带面，呈现鼎革之际科举精英如何自处的复杂面貌。京官与外官区别较多，分而论之容易理解。之所以将翰林、御史与部属再分两类，是因为翰林与部属本就不无分际，而御史多出身翰林，人数无多。更重要的是，翰林院与都察院在民元均被取消，翰林与御史自然“失业”，而鼎革前的各部在民国或有承继衙门，或有对口单位，故二者处境亦自不同。当然，分类仅为论述之便，既难免有欠周延之处，行文亦互有呼应，不能十分“壁垒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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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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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下诏逊位，留日出身的汪荣宝和陆宗舆登高一望，见“匕鬯不惊，井邑无改”，不禁赞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93]然而，如此“文明”鼎革，在另一群人眼里，却是景象全非。癸卯科翰林龚元凯在路途中听闻逊位诏书，不禁“怆然志感”：“天荒地老离人泪，剩水残山故国魂。”又云：“十年内翰春婆梦，千里斜阳独客魂。”[94]不胜国亡无依之悲。前文已述，鼎革前癸、甲翰林是翰苑中的最大群体，足有99人。即使有数十人在外地做事，在京任职的仍不下五六十人。一个如此庞大的最精英的科举群体，在鼎革前后如何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