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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癸卯科殿试传胪（第4名），黎湛枝在京城生活多年，民初勉强续完未竟之“残史”后，顿失旧业，出都之日，既凄恋觚棱，又感到前路茫茫，生计无着，竟然筹划着移民南洋，从事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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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仕民国甚至奔走复辟的翰林之外，上述参与纂修《德宗实录》《宣统政纪》的癸、甲翰林中，再仕民国者实不乏人，且多从幕僚、秘书起家，常常以同乡、同年关系为桥梁。陈启辉经其广东新会同乡、农林总长陈振先于1912年8月任命为农林部秘书，1913年9月，陈振先去职，陈启辉也随之辞职。[115]林世焘系前贵州巡抚林肇元之子、张之洞的侄婿，关系网甚大，游走于京内外，“四任国务院秘书，兼总统府秘书”。[116]许承尧于1914年初随其安徽同乡、甘肃督军张广建入甘，后于1917～1921年任甘凉道尹。[117]郑家溉后入其湖南同乡同年、吉林巡按使郭宗熙幕府，任行政公署参议、秘书，经保荐国务院存记；1927年又经潘复任为国务院秘书。[118]朱国桢辛亥后回乡，历任湖北行政公署秘书、湖北公立法律专科学校校长，后又分发陕西任用，经癸卯科同年、陕西巡按使吕调元派充关中道道试典试官。[119]李湛田则进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府，任直隶行政公署秘书。其自述称：“辛亥事起，国体骤变。家本寒素，无担石之储，橐笔奔走，自供晨夕。”后经冯国璋保荐道尹送觐，1916年经财政部任命办理江苏印花税事宜，驻金陵。[120]胡骏、史宝安、王慎贤则直接入仕民国。胡骏于1912年回四川任省议会议长，后来卸职回京，1917年11月奉命任东川道尹，再度回川任职。河南人史宝安于1913～1916年前后任河南教育司司长。[121]王慎贤则进入法界，后来长期任山西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但不幸于1927年投井自尽。[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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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不少癸、甲二科翰林或入同乡军幕，或回籍后入本地军政大员幕府，经保荐再度出山。如直隶高毓浵辛亥前在学部编书，1912年与刘若曾、张濂等直隶翰林办保卫社，后入冯国璋幕府，任行政公署总务处长，后经保荐道尹送觐，1917年出任江苏下关商埠局会办。[123]安徽龚元凯在辛亥鼎革后，经其安徽同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招入学校任教，1914年随张广建入甘，先“宰张掖”，旋保道尹。[124]1914年，浙江刘焜经浙江民政长屈映光延充秘书，随后又兼警务处处长。看来二人甚为相得，当1919年屈映光署山东省长时，刘焜又随至山东。[125]1915年前后，山东杨毓泗经其济宁同乡、绥远都统潘矩楹延入幕府，任为书记长兼总务处处长。[126]山东范之杰经山东督军靳云鹏聘为秘书，1915年经保荐道尹，不久即放江西高等检察厅厅长。[127]安徽王震昌曾任安徽督军倪嗣冲的秘书长，势力甚大。[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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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既然王寿彭、刘春霖二位状元都出任民国总统府秘书，邵章、方履中等名翰林亦均出仕民国，上述多位癸、甲翰林再仕民国也就不足为奇。所以，癸、甲翰林中“遗民”与“贰臣”互见，两方面人数均夥，且各有著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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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属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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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翰林群体因民国建立后，衙门裁撤，失去“家园”，故四散者多，民国后再出山者多从幕府做起，谋求保荐；民国肇建后，原先各部或直接延续，或有对口衙门，只是丢饭碗的旧人颇多。[129]那么，鼎革前后癸、甲进士中的部属又是如何自处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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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逊位当天，癸卯科进士、农工商部主事郭家声感赋云：“楚风亦已竞，周德果然衰。早识金瓯缺，真看玉步移。痛逢殷甲子，忍说汉官仪。凤历标新纪，龙光易姑旗。”尾句云：“春明余父老，涕泗正交颐。”郭氏随后绝意仕进，以教书自给。[130]逊位次日，甲辰科翰林、时任邮传部员外郎的苏舆即挂冠而去，不久南下归家。其甲辰科同年、邮传部同僚姚华为此赋诗奉别云：“瞬息浮云变古今，悠悠天意最难堪。已翻揖让征诛局，犹见芬芳悱恻心。集外来鸿遗老笔（每得翰简皆藏之，编入《来鸿集》中），霜前华发故人簪。怜君此去添憔悴，寂寞荃荪揽涕吟。”[131]姚华将苏舆列入“遗老”，自得苏氏之心。苏舆、姚华的同年同僚、邮传部员外郎王鸿兟乃癸卯科翰林郭则沄之母舅，虽是福建人，其实中进士前长期寄居郭曾炘、郭则沄父子京城寓宅。逊位诏书下，王氏在邮传部交代后，辞别诸同好，赴津安家。[132]迨郭则沄自浙江北返，舅甥相见，“黍离衔痛，相顾欷歔”。[133]而苏舆的同乡同年、邮传部参议陈毅，鼎革之际迁居青岛，与恭亲王、刘廷琛等人谋划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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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复辟干将，癸卯科进士、学部郎中陈曾寿早在武昌首义二日之后，即乘京汉路“早车南奔”，随后奉全眷到沪，直至十一月初七日返京。眼看形势不利，陈曾寿对密友许宝蘅说“宜少作无益之想”，遂于十二月初五日出京赴津，随后南下。[134]陈曾寿的学部同僚王季烈鼎革前系专门司司长，辛亥年新增补资政院钦选议员，在甲辰科进士中仕途甚显，“逊位诏下，遂即伏处津沽，躬耕自给，誓不入仕民国”。[135]癸卯科江西进士、吏部主事魏元戴辛亥后回乡，“置庄田湖渚间，日与农人相接，居然一野老”。[136]江苏进士、内阁中书刘启瑞，“国变后蛰居不出”。[137]甲辰科甘肃贡士，后任吏部主事的祁荫杰，系吴可读之外孙，辛亥后回乡，杜门不出。[138]此类去职出京、不仕民国的癸、甲部属当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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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不乏鼎革后离职出都，但若干年后又再出山的实缺部属。癸卯科安徽进士、农工商部主事李德星于1912年去职返乡，1914年经安徽民政长倪嗣冲任为行政公署秘书。[139]甲辰科福建进士林栋原是礼部郎中，1912年回乡，随后入道尹幕府，1918年又竞选为第二届国会议员。[140]二人均在仕幕之间。下文看到的张茂炯更是“再出江湖”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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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郭家声、苏舆、陈毅、王鸿兟、陈曾寿、王季烈等人均是以实缺部属挂冠去职，不仕“新朝”，那么，事实上有更多的癸、甲部属继续供职。王季烈的同年同乡单镇与章钰此前已迁居天津，“赁同院土屋数椽相依焉”。章钰系外务部候补主事，无甚职务，单镇则是农工商部实缺郎中，所以“布置就绪，回部供职”。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工商部次长王正廷代理部务，约单镇为首席秘书兼总务厅厅长。[141]癸卯科进士关文彬等25位旧人亦随后留用工商部。[142]1912年8月，内务总长赵秉钧任命班吉本、尚秉和、顾显曾、王扬滨等前民政部的癸、甲“老人”为该部技正，继续供职。[143]相比于陈毅、苏舆、王鸿兟的挂冠去职，在邮传部到交通部的改组中，龙建章、关赓麟、何启椿、张恩寿、蒋尊祎、陈宗蕃等癸、甲进士均留任，且龙建章、关赓麟与梁士诒关系密切，均是交通系核心骨干。关赓麟更掌管重要的京汉铁路局。[144]陈毅、苏舆、王鸿兟之所以去职，固由其痛惜清亡、反对民国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观念，但或许也与人脉不无关联。1906年邮传部成立后，尚书、侍郎等堂官如走马灯。陈毅、苏舆、王鸿兟分别是张百熙、陈璧所调之人，且王鸿兟系岑春煊的幕僚。所以在唐绍仪、梁士诒掌权后，难免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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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前，在度支部任实缺的癸、甲进士最多，势力颇大。民国成立后，绝大多数留任。1912年11月，财政总长周学熙呈请留用人员，曲卓新、雷多寿、栾守纲、王宗基、袁永廉等人均在其列。[145]此后为整顿财政，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财政部成立国税厅总筹备处，于各省分设国税厅筹备处。[146]在此过程中，李景铭出任国税厅总筹备处会办，与总办王璟芳主持此举。于是，原度支部的癸、甲进士纷纷出任各省筹备处处长或坐办，扮演了重要角色。表6-16就是这一情况的统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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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6 民初国税厅筹备处癸、甲进士任职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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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6 民初国税厅筹备处癸、甲进士任职题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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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度支部到财政部的转变过程中，之所以如此多癸、甲进士延续下来，一方面因为他们本就在部中势力庞大，盘踞已深，且总长周自齐、周学熙都是“前清旧人”，自然倾向于汲引此辈。国务院刚成立，财政为劈头第一事，周自齐就派王璟芳与甲辰科进士曲卓新和张茂炯三位度支部旧人逐日赴国务院，以备咨询。[147]虽然熊希龄长部时引用一批“新人”，但“经历较少，势力尤差”。[148]另一方面因为赋税、盐政、会计等系专门学问，本就缺乏人才，这批癸、甲进士有的留学出身，有的在部行走多年，富于经验，故当局不得不倚重。比如张茂炯，前在度支部办理盐政事务，对其利弊了如指掌，深受载泽赏识。民元因诸事办理棘手，遂避天津不出。熊希龄多次敦劝出山，且请其甲辰科同年、度支部同僚楼思诰前往劝驾，仍坚持不允。[149]1913年任为安徽国税厅筹备处处长，亦力辞不就。不过，1914年又以“新邦多故人……谬谓能识途”，仍“入财政部，旋参盐务署事”。[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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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及审判厅是鼎革前癸、甲进士的另一聚集地。民国成立后，人员有出有进。参事麦鸿钧，实缺郎中冯汝琪、刘敦谨，实缺主事吕兴周（后在吉林任检察官[151]）已不在部。徐谦、张家骏、冯巽占、龚福焘、郑言等人或在司法部、或在平政院，保留了原来职位。徐谦曾两次出任次长，民元时以次长主持部务，尤与鼎革之际的人事变迁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进士馆最优等毕业的徐彭龄、陆鸿仪，以及留日毕业的刘远驹、杨允升等癸、甲进士亦均入司法部任职（详表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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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讨论的是，从学部到教育部的转变中，癸、甲进士的剧烈人事变动。从表面观察，清季学部中曾任实缺的癸、甲进士有陈曾寿、王季烈、恩华、杨熊祥（后外放江西南康知府）、李景濂等人，并不算多。但从深层次看，学部的图书编译局等部门实际上聚集了近二十位癸、甲进士，当然主要是翰林。袁嘉谷、杨兆麟曾相继任图书编译局局长，后来外放，自是不说。此外，据胡骏日记所载，当日调学部行走的癸、甲进士还有王寿彭、陈云诰、史国琛、水祖培、林志烜、徐潞、张恕琳、王慎贤、林世焘、胡大勋、高毓浵等人。[152]此外，章梫、商衍瀛、金兆丰、狄楼海等人均参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详第七章表7-1）。迨鼎革前后，陈曾寿、王季烈等实缺郎中先后挂冠而去。民初教育部成立后，由于蔡元培、范源廉、董鸿祎等趋新人士掌管教育部，癸、甲翰林、进士在其中几乎绝迹。所以，虽然汤化龙、梁善济于1914～1915年一度分任教育总长和次长，但癸、甲进士在教育部却无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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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7 1915年第2期《职官录》所见癸、甲进士京官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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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7是1915年的癸、甲进士京官名单。虽然其中少数人来自前清外官和谘议局，但绝大多数是清季中央各部院中的癸、甲进士。内中除了少数出身翰林外，绝大多数是部属出身。考虑到此表仅统计1915年夏季之时的京官名单，然1912～1914年曾任京官，其后外放、辞职、去世的癸、甲进士亦不乏人，在1915年之后又补京官的癸、甲进士更是所在多有，而且有的清季实缺京官在民国后做了外官。[153]所以，对照清季曾任京官实缺的癸、甲进士名单，可以得出几点认识，首先，整体上看，辛亥鼎革前后，虽亦不乏挂冠而去、不仕民国者，但各部司官中的癸、甲进士大多数在民国继续出仕。其次，从各部的情况看，度支部到财政部的转变过程中，癸、甲进士延续最大；邮传部到交通部次之；法部到司法部又次之；由于民初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廉和董鸿祎等趋新派掌管，原在学部兼差的癸、甲进士几乎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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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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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虽然翰林与部属也颇受震动，但总的说来，尚身处和平环境，然而守土有责的州县官，处境就大不一样。前文已述，鼎革之前，癸、甲进士实任司道府州县官者，足有一百数十人（详表6-7、表6-8和表6-9）。但经过革命的省份，官场多进行了大换血，因此癸、甲进士中州县官大多数丢官失业。故整体来看，癸、甲进士中的外官，在鼎革之际受到的冲击最大。当然，亦有数量可观的“失业”者随后重新“上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