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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之前，袁嘉谷、郭则沄、杨兆麟在浙江分任司道府实缺，王寿彭任湖北提学使，方履中、邵章分署四川、奉天提学使，郭宗熙任吉林交涉使，刘谷孙任甘肃提法使，杨熊祥、王彭、张铣均任实缺知府。革命过程中，诸人基本都遭遇了丢官甚至“逃亡”的命运。王寿彭身处武昌，自不必说。新疆焉耆知府张铣死于革命暴力，最为惨烈。[154]奉天、吉林大局尚稳，邵章、郭宗熙境况稍好。身在浙江的袁嘉谷、郭则沄和杨兆麟均在独立后离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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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谷于八月二十四日在湖州听闻武昌失守，八月二十八日回到杭州，九月初一日到谘议局开会。其时谘议局议长癸卯科进士陈黻宸、副议长甲辰科进士沈钧儒及大部分议员均主独立，陈黻宸负责劝说巡防营协统贵林放弃抵抗，沈钧儒负责鼓动巡抚增韫赞同独立。[155]九月初三日，袁嘉谷面见增韫商议对策，感觉“无用兵之力，亦无用兵之理”，竟无解决之术。九月十三日上海失守的消息传至杭州，风云更紧，袁氏顿觉“满街愁惨”。这时，他亦附和和平独立。所以，当十四日在巡抚衙门聚议时，绅士数人“均有难言之隐”，袁氏虽自知下策，仍“主张剪发，改中华国，用黄帝纪年，以消众谋”。不料当晚抚署被焚，杭州城全归民军。十五日袁嘉谷即命夫人携眷先赴上海，次日袁氏亦抵沪会合。[156]陈曾寿于八月下旬护眷自武昌抵上海，后来说“各省逃官”皆集于沪。[157]袁嘉谷也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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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在革命中丢了官，但上述诸人都是癸、甲二科中的佼佼者，鼎革之后，除了刘谷孙和去世的张铣，其他人均仕民国，且多能左右逢源。郭则沄、邵章、杨熊祥、王彭后来皆任京官。方履中任四川道尹。郭宗熙鼎革后再仕吉林，宦途颇显，官拜吉林巡按使。袁嘉谷和杨兆麟均当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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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革命洪流中，癸、甲进士中的上百名实缺州县丢官者更多，并有人不幸死于兵乱之中。癸卯科湖南进士黄兆枚，原是吏部主事，在辛亥年吏部被裁后，改官直隶州知州，分发安徽，不料甫至即遇革命，痛吟“得官偏遇国亡时”以归。[158]与黄兆枚尚未补缺不同，其同乡同年黄纯垓系直隶交河知县，逊国诏下，颇有亡国之痛：“鄂变发生，各省响应，曾不数月，遂致国体改易，三百年之帝统，四万里之领土，一旦倾覆，亡也忽焉，哀哉此祸，亘古未闻。余官虽微者也，当此覆地翻天，朝社奇变，岂能漠然视之，而不一动于中也乎。”又云：“新旧代谢，士夫倾向，人各不同，余亦自有志耳。今逢岁除，而辞位诏下，报纸传到……今日何日，盖故君之思，亡国之痛，大清已矣，有心人念此，无穷期矣。余独何心，能不悲哉。”[159]不久，交卸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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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并无战事，黄纯垓之去职，自由其出处大义使然。两湖、四川等地颇有交火，暴力甚多，湖南浏阳知县、癸卯科进士钟麟全家殉难。[160]此外丢官归乡者更多。甲辰科四川进士苏兆奎，“历任湖南宜章、零陵等县知县，靖州直隶州知州，保升知府，捐升道员”，鼎革后回川，办理团防。[161]甲辰科陕西进士田明理，曾任四川灌县知县、署绵竹知县，鼎革后回到陕西，经巡按使委充公署内务科科长。[162]类似的例子尚多。此外，自然也有继续任职的癸、甲进士州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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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官在鼎革前后出处浮沉的样态甚为丰富。不过，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类：鼎革前后升迁他调、继续任原地原官、去职后绝意仕进、丢官后寻求再出。表6-18据可靠材料，统计了癸、甲二科进士中的65位州县官，在鼎革前后至1920年代初的变动情况。由于资料有缺，且难以穷尽，未能统计进来的当仍不少。但据此表统计出的几组数据，还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癸、甲进士中的州县官在鼎革前后出处浮沉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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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65位州县官约占鼎革前癸、甲二科实缺州县官的2/5，这既有资料不全的因素，亦说明许多州县官在鼎革中或被迫丢官、或主动去职，且民国后未再出山，因此在官场没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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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鼎革前后仍在同一省任知县和知事的癸、甲进士仅有23人，占65人的1/3强，且受革命波及较小的直隶一省就占9人之多，足以说明癸、甲进士州县官在鼎革之际受到了巨大冲击，许多人丢了原缺。且直隶一省虽有9人之多，但考虑到直隶在鼎革之前，癸、甲进士实缺知县高达20多人，于此亦可见即使直隶这样相对和平的地区，州县官在鼎革前后仍发生了剧烈变动。虽亦有像吕调元那样，由天津知县直升观察使、巡按使者（详下文），但更多的应该是像黄纯垓那样，由知县任上去职交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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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癸、甲进士州县官在鼎革中大量丢官，但回乡之后，一些人在本籍处于仕幕之间。且民国官员不再严格“回避”，所以不少人辛亥回乡后，在本省任知事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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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65人中获得升迁、调至中央、当选议员者，虽不乏人，但绝大多数还是寻求继续担任熟悉的“亲民官”。由于这些进士大多数做过实缺官，所以在民初有保荐免试知事的条件。于是经由地方军政大员保荐，就成了那些丢官者“光复原物”的一条捷径。1914年，有人劝黄纯垓找癸卯科同年吕调元，觅一保荐免考知事，便可出山。黄氏答书峻拒，颇觉义正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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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关怀政治，颇有经世之志，本非隐逸一流，惟身逢世变，自壬子引疾告归以来，忧愤余生，遂觉以退闲为安，意懒心灰，不复作效用于世想矣。今弟以保荐免考知事相期，岂知知事是兄已弃之官，刻下即有达官要人知兄荐兄，慎重相属，求其复收故物……其首肯与否，尚未遽定，而况肯仰面向人，屈节蒙耻而谋之乎。吕君燮甫（即吕调元——引者注）与兄乡、会同年，均在直隶，反正之冬，彼此俱县令耳。虽非深交，情意亦颇熟习。兄旋里而后，及去腊，因事小住长沙，阅报始知其已任湖北民政长。当时湘鄂密迩，兄未往见，迟之至今，亦未尝以一书通问候。岂疏慵当如此哉。盖恐其轻我，以为寄情尺素，眷念故人，或有萌生仕进之意。故下笔矜慎，遂默默也。今闻彼调陕西巡按使，相距益远，倘贸然一出而就之，其意何居。岂可借口于流览秦中形胜，遂侈壮游耶。然则无谓之举，负我初心，兄之必不为此枉道而轻进也，亦明矣。[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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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过州县官大洗牌之后，那些再度出山的进士们，自然想方设法分发到适宜省份。故离家远近、当地的关系网、自然环境、经济文化水平，都是考虑的因素。所以有人会分发几次，如癸卯科直隶进士刘春堂，鼎革之前任甘肃碾伯知县，民元后回籍，曾任直隶、山西交界的井陉知事，1914年冬，又分发到其同乡冯国璋主政的富庶的江苏，出任句容知事。[164]此外，虽有数十人觅得再出机会，不少人甚至重新“上岗”，但从上次丢官到再次补缺，常常要经历不少时间和诸多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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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8 辛亥鼎革前后癸、甲进士州县官变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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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8 辛亥鼎革前后癸、甲进士州县官变动统计-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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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8 辛亥鼎革前后癸、甲进士州县官变动统计-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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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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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后，升沉者不一，高者入九天，低者入九渊。”[165]在大量丢官去职的癸、甲进士州县官之外，亦不乏乘时而起之士，尤其是那些与袁世凯北洋系统渊源有自、关系密切者。安徽进士吕调元即是显例。1903年，吕调元中式癸卯科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直隶，当年六月二十日到省。袁世凯时为直隶总督，二人至迟在该年相识。彼时直隶设有课吏馆，即用知县到省，例须入馆肄业。在课吏馆的多次奖励榜中，吕调元两次榜上有名，分别列在财赋门和洋务门。[166]如果单从课吏馆成绩而言，吕氏显然并不那么突出，但馆课成绩尽管也影响补缺，而与上峰的关系和本人的办事才能似乎更为重要。吕调元正好具备后面的条件。1906年二月，吕调元到省仅仅两年半，袁世凯就奏请以其补授南宫知县。当年十一月，袁世凯举劾州县官，首举吕调元，谓其“志趣正大，实具干济之才，允为远大之器”，奏请交军机处存记。[167]其后调署吴桥知县，并于1910年受到直隶总督陈夔龙奏保，奉旨传令嘉奖。[168]看来此人定有过人之处，所以1911年五月，陈夔龙又奏请吕氏调补号称冲疲繁难的最要缺天津知县。[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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