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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过州县官大洗牌之后，那些再度出山的进士们，自然想方设法分发到适宜省份。故离家远近、当地的关系网、自然环境、经济文化水平，都是考虑的因素。所以有人会分发几次，如癸卯科直隶进士刘春堂，鼎革之前任甘肃碾伯知县，民元后回籍，曾任直隶、山西交界的井陉知事，1914年冬，又分发到其同乡冯国璋主政的富庶的江苏，出任句容知事。[164]此外，虽有数十人觅得再出机会，不少人甚至重新“上岗”，但从上次丢官到再次补缺，常常要经历不少时间和诸多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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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8 辛亥鼎革前后癸、甲进士州县官变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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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8 辛亥鼎革前后癸、甲进士州县官变动统计-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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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8 辛亥鼎革前后癸、甲进士州县官变动统计-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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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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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后，升沉者不一，高者入九天，低者入九渊。”[165]在大量丢官去职的癸、甲进士州县官之外，亦不乏乘时而起之士，尤其是那些与袁世凯北洋系统渊源有自、关系密切者。安徽进士吕调元即是显例。1903年，吕调元中式癸卯科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直隶，当年六月二十日到省。袁世凯时为直隶总督，二人至迟在该年相识。彼时直隶设有课吏馆，即用知县到省，例须入馆肄业。在课吏馆的多次奖励榜中，吕调元两次榜上有名，分别列在财赋门和洋务门。[166]如果单从课吏馆成绩而言，吕氏显然并不那么突出，但馆课成绩尽管也影响补缺，而与上峰的关系和本人的办事才能似乎更为重要。吕调元正好具备后面的条件。1906年二月，吕调元到省仅仅两年半，袁世凯就奏请以其补授南宫知县。当年十一月，袁世凯举劾州县官，首举吕调元，谓其“志趣正大，实具干济之才，允为远大之器”，奏请交军机处存记。[167]其后调署吴桥知县，并于1910年受到直隶总督陈夔龙奏保，奉旨传令嘉奖。[168]看来此人定有过人之处，所以1911年五月，陈夔龙又奏请吕氏调补号称冲疲繁难的最要缺天津知县。[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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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鼎革之后，吕调元继续任直隶地方官。1913年1月19日，擢为河南南汝光淅观察使。短短几个月后，遽升至湖北民政长。[170]两年之内，从知县升至疆吏，除了那些带兵者外，能在文官系统内如此骤迁，不可谓非乘时崛起者。所以，其同年黄纯垓颇讶其升迁之速：“反正（1911）之冬，彼此俱县令耳”，仅仅两年之后，“已任湖北民政长”。[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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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调元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自身才干之外，与袁世凯、段祺瑞、张镇芳等人关系密切，无疑是重要因素。吕调元任天津知县时，与张镇芳当已熟识，所以调任南汝光淅观察使，正是张镇芳都督河南之时。其升调湖北民政长，据说系由其安徽同乡、时任湖北都督段祺瑞援引。[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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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吕调元相较，安徽进士王揖唐的例子则有同有异。王氏不仅与北洋系统徐世昌、段祺瑞渊源深、关系密，而且在鼎革之际，替袁世凯出谋划策，得到赏识和重用。民初又以魁首组织政党，厚植根基。所以短短几年内便外任封疆，内调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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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于甲辰科高中二甲第五名进士，榜名王赓，因在前十名，故传胪之日已先引见，例点翰林。不料因王文韶、鹿传霖“上下其手”，结果以主事用，签分兵部。随后与甲辰科同年陆光熙同赴日本学习陆军。陆光熙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考验奖励，遽升翰林院侍讲。1907年冬，王揖唐尚未毕业，就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赏识，经奏调出任东三省督练处参议。当日王氏在致陆军部尚书铁良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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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员拜别以后，因病滞留京中，兼旬乃能出发。比以沽、连俱已封海，又前回国时，行李书籍一切均尚遗置沈阳，势不得不取道京奉，冀由韩境东渡。不谓抵奉后，而菊帅（徐世昌——引者注）附片业已由吉拜发。司员以半途辍学颇非素心，再四坚辞，未邀允准，继思东省乃我国发祥之地，正群雄环伺之时，苟有寸长，即当自效，若犹固执求学之成见，不独无以副菊帅殷殷维系之盛心，即亦上负大帅（铁良——引者注）汲汲栽培之厚意。乃不获已，爰暂承乏东省督练处中参议一席。[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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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徐世昌内调后，王揖唐仍留吉林任督练处参议官。此后随戴鸿慈出使俄国，并游历欧美二十余国，事竣仍回吉林任职。[174]迨武昌起义爆发后，王揖唐极力主张独立，鼓动东北新军。因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袁世凯密电，希望将王揖唐调开，又考虑到王揖唐与徐世昌“感情极好”，故建议或由新任军谘大臣徐世昌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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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据吉林电称：吉省参议官王道赓力主独立，军界不免为其所惑。简帅（陈昭常——引者注）因病告退等语。现值时事多艰，人心未定，万不可因王赓之言稍变秩序，应请将简帅挽留，一面调王道往京。菊相与王道感情极好，或由菊相电调亦可。巽。篠。[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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