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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1日，山东大学正式开学，学生共1046人，分为40班。据说王寿彭为了堵住反对者之口，拟邀北京教育名流出任各科学长，文科学长即请梁漱溟，可惜未果，王氏遂自兼文科学长。[69]1928年，国民革命军攻入山东，张宗昌垮台，王寿彭也离职而去。值得注意的是，在山东大学成立一年之后，北京政府潘复内阁的教育总长刘哲，亦受命合并北京国立八校为京师大学校，且刘哲亦以教育总长兼校长，[70]几与山东大学之成立如出一辙。由于京师大学校起用了江瀚、孙雄、史鼐等“旧人”，且采取了禁止白话文、禁止学生入党、整顿学风等“反新文化”举措，后来人多讲此一段北大历史为复古逆流。考虑到北京大元帅府内张作霖、张宗昌、潘复、刘哲的地位和角色，则山东大学与京师大学校之成立和运行，实体现了当时北方主政者与“旧派”学人的办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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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癸卯科进士、经济特科“状元”，宣统年间曾任浙江提学使的袁嘉谷，在云南东陆大学及其后身云南大学教授国学多年。他的高徒张连楙曾记述讲学盛况：1923年，“云南初办大学，校长董雨苍（董泽——引者注）君聘先生主讲国学，每周两点钟。听众全校学生外，好学之士往往临时加入，面叩笔录，至公堂可容五六百人，座常为满。先生所授以经学为主，旁及考据、词章、义理，因材施教，不限一科，命诸生各习所好，期其大成。至暑假则专讲诗法，一日不辍。下课后，诸生趋前问难，至绕膝两三点钟始散”。[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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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谷曾有一篇题为《史学谈》的演讲，颇足代表他的史学思想。首先，袁嘉谷对钱玄同、顾颉刚等新文化派学人倡导的疑古思潮颇致不满。他既反对今文学派为了托古改制而推翻尧舜的讲法，更对顾颉刚“大禹是爬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一则担忧，“如此说来，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降至三千年去了”；再则批评道：“读书本应怀疑，但一味的怀疑，那末真理就永无发明的一日了。”其次，袁嘉谷认为中国之所以立国长久，盖有三因：除“素重君权，君相借赏罚以维持治绩”，以及“因果报施愚民之说，以救济一般人民”之外，作用更大、势力最大的正是史学家。“因为史学把当时的大忠大信或大奸大恶的人事，都一一记了下来，传之后世，使后世之人得而批评。设使没有史学家的记载，那末穷凶极恶的人，更得无所忌讳了，故史学家是很重要的。”可知袁嘉谷非常看重传统史学的褒贬功能。最后，他很推崇《资治通鉴》，认为“记叙得宜，探讨最精。另有考异，辩证既多，征信亦确”，因此如果整理中国史，“应当师法于此”。同时，袁氏认为整理国史，还有三事须注意：一是废弃正统，按年记叙，“免却正统纪年的无谓纷争”；二是减少名讳，国号、庙号、徽号、年号一概取消；三是“帝王一家之事皆可不管”。他认为如此编纂历史，“则眉目必十分清楚，且深合平民精神”。此外，在本纪、列传、世家之外，须加入几类：“第一是开物成务的。第二有功德于民的。第三是安内攘外的。如班超、张骞、郑和这些都是应当详细记载，竭力表彰的。”更重要的是，儒林之外，“史学家也要特别表彰的，因为没有史学家，就无所谓史学了，所以应当要特别尊重他们”。袁嘉谷特别强调他所谓的“史学家，乃马、班、陈、范、荀悦、王隐、臧荣绪、王劭、裴松之、裴骃、李德林、李百药一流，并不是坊间书集中的那些作汉高帝论、留侯论、秦皇汉武合论的词章家”。[72]看来，袁嘉谷一方面受新史学影响，排除帝王，注重平民，但另一方面也非常看重中国传统史学的褒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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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癸卯科翰林赖际熙、区大典与胡适、许地山等新文化学人在香港大学的交锋，可以看作最后的进士传承旧学和抵拒新文化运动的典型事例。第六章已述，辛亥鼎革前后，赖际熙、区大典等粤籍翰林携眷出京，但并未回乡，而是寄居香港。1913年香港大学文学院成立后，赖际熙与区大典受聘港大，讲授中国经学与历史课程。[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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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方蓬勃兴起，并向南方传播之时，赖际熙、区大典鉴于港大“中西并习，畸重畸轻，立格既严，造才转隘，乃思广其途以育士，宽其格以储材”，于是成立了国文大学专科，欲以经史为经，以政治为纬，昌明正学，延道统，存人心，造通才。[74]似有针对新文化运动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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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1923年，赖际熙又召集癸、甲同年，“仿广州学海堂之例”，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聚书讲学，欲以此“宏振斯文”。[75]此后在赖际熙等人推动下，香港大学于1927年成立了中文系，赖际熙、区大典成为专任教授，分别讲授中国历史与经学，赖氏并扮演系主任的角色。1929年以后，他们先后将其癸卯科同年温肃、朱汝珍聘至港大中文系，担任中国哲学与文学教授。这样，港大中文系就成了癸、甲广东翰林的一个聚集地。诸人在港大中文系以中国经史课程为主，强烈拒斥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76]1932年，赖际熙因年事已高退休，而区大典仍在任教。然而，港大当局在此前后正酝酿中文系的课程改革。北大史学系教授陈受颐等新派人物被邀请来港大提出改革建议。1935年，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南下，更在港大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胡适激烈抨击港大的中文课程和教学，说港大的“文科比较最弱”，中文教学完全掌握在几个旧式科举文人手里，完全脱离于中国大陆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经历的中文教学改革大潮。1935年9月，在胡适的推荐下，新文化学人、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入主港大中文学院，随即进行课程改革，取消了经学的独立设置，将其分解于文、史、哲课程板块之中。[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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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地山改革之初，区大典虽未被解聘，但课程钟点和薪水都受到削减。赖际熙、区大典此前的学生，此时协助许地山改革的陈君葆，周旋于许、区之间，在日记中颇记录了当日“新旧”此长彼消之原委。[78]在1937年1月11日欢送区大典的茶会上，双方还在针锋相对地“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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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先说：“欢迎易，欢送则难，因为欢送时的情感，总是不欢的。”区大典接着有针对性地“慨夫言之”：“古人七十而致仕，故尔也应告退。这廿多年来长大学的教席，不曾造就甚么特出的人材，殆因自己学问疏浅的原故。”而许地山的答词也颇有讥刺：“区先生去我们都有点舍不得，但想到他年事已高，又不敢烦他老人家同我们班少年人在一起厮混了。”港大当局负责人的发言，则承认中文学系当年筹款，全是赖际熙的功劳，而目前改革方案的实施，区大典等旧式科第教授，“遂成了过渡期间的牺牲者”。[79]至此，新文化的浪潮后来居上，赖际熙、区大典等癸、甲进士在港大传承经史诗文旧学和抵拒新文化的努力便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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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癸、甲进士还有直接参与和推动海外汉学的活动。甲辰科探花商衍鎏在鼎革之际丢了官，后迁居青岛。1912年在尉礼贤的推荐下，商衍鎏受聘于德国汉堡大学，协助著名汉学家傅吾康之父福兰阁教授组建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系，直到1916年离开汉堡回国。[80]福兰阁在自传中曾这样评价商衍鎏：“一位知识极为丰富又最可信赖的中国帮手，他为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帮助。”与此同时，福兰阁用西学框架研究中学，所以强调受过所谓的现代科学训练，因此在他眼中，“商衍鎏还不能算作此类新式学者”。同时，福兰阁注意到，“商衍鎏的接受能力非凡，全身心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故对每个新问题“很快就能发现有价值的材料”。但在变化了的环境里，商氏“对自己拥有的丰富的经院知识评价并不过高”，曾一再肯定“欧洲汉学家比中国文人更懂得利用中文原始材料”。当然，商衍鎏在汉堡大学领略到了欧洲汉学家的特长，说此话时自有几分真心，但“寄人篱下”，说几句恭维话，也在情理之中。无论如何，商衍鎏的中国古典知识对像福兰阁这样的西方汉学家，“却常常具有重要的作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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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商衍鎏晚一些，癸卯科进士王天木于1920年受聘美国夏威夷大学，担任中国历史与文学教授，当日《申报》报道称：“前浙江高等检察厅厅长王天木君，为美国夏威夷大学聘请，任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科教授，定于今日乘中国邮船公司轮船中国号放洋。王君为北京人，原籍浙江，前清癸卯科进士，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士。历任政界、司法界、报界各要职多年。对于中西文学、历史、哲学及一切政法诸学，深有研究。此次赴美任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教授，定能于中美二国文化上有所尽力也。”[82]作为癸、甲进士的代表，商衍鎏与王天木分别在德国和美国进行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不可谓非中国科举精英的流风遗韵在西方学界的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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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民国时期在大学任教的癸、甲进士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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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国时期，也有一批癸、甲进士活跃在一些类似书院的机构中，继续着传承旧学的工作。七七事变之后，一批科举“老辈”在北平成立了古学院，意欲通过招生讲学、整理研究古籍、研讨学术等活动，“保持固有文化”，阐明发展“古代遗传之学术艺术”，使其流传不坠。其中郭则沄、甘鹏云、高毓浵、田步蟾、李景铭等癸、甲进士均是其中要角。在古学院学人整理校勘的古籍中，尤以《敬跻堂丛书》八种为代表，郭则沄对此颇多贡献。[83]古学院与表7-2所列大学有所不同，似介于书院与学校之间。在此前后，郭则沄还“兼领国学书院”，在“物色研究院新生”时，曾特致函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请其介绍辅仁大学文科毕业生二三人，“以文科或史科优美者为合格，月致津贴”。[84]在大学、书院之外，亦不乏设帐授徒的癸、甲进士。1930年8月15日，癸卯科翰林陈云诰为人题主，贺葆真为襄题，得知陈氏“民国以来授徒自给”。[85]九一八事变之后，癸卯科进士、精研易学的尚秉和“在京寓为生徒讲《易》”。[86]抗战期间迁居四川的商衍鎏，见到了同年川人衷冀保和贺维翰，因“两人均授徒讲学”，所以商氏赋诗赠其曰：“抱残守缺经生志，马帐诗书启后贤。”[87]这样的情况想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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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民国期间，在大学、书院内外，诸多癸、甲进士在做着传承旧学和抵拒新文化的工作，其流风遗韵散播之广且深，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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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诗词结社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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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赋诗填词是文人士大夫的必修课程，结社雅集颇为流行。虽然1905年科举停废，但士人结习难除，此后数十年间，诗词结社遍布南北。作为最后的进士群体，以关赓麟、郭则沄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进士，先后成立寒山、稊园、蛰园、冰社、须社、清溪、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主持坛坫，守先待后，既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造成了广泛影响，实为最后的进士不可忽视的流风余韵。不过，在新文化主导的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没有这些人及其结社活动的位置。实则癸、甲进士组织、参与的诗词结社活动，既是20世纪前半叶旧体诗词盛衰史和旧文人生活史的见证，也是理解进士群体在后科举时代精神世界与最终命运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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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南三社的盛衰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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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北京，政党林立，社团繁多，其中诗社就颇为盛行，寒山、稊园、蛰园先后成立，各具特色，号称“宣南三社”，[88]成鼎足之势。三社元老宗威（子威）有谓：“民国初元，名流麇集旧都，于时创设寒山社，恒为诗钟之戏。稊园继踵，每届社集，间以击钵吟。而蛰园钵社亦同时竞起焉。”[89]甲辰科进士、坛坫盟主关赓麟（颖人）说得更为显明：“都中故有朔社、潇鸣社，皆诗钟雅集，未久歇绝，不足骖靳。是时鼎峙之社三，类别各殊：寒山社之诗钟，郭氏蛰园社之击钵吟，皆限即席而成，稊园社乃兼钟、钵二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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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关赓麟、郭则沄（啸麓）两位癸、甲进士在宣南三社中扮演了主事者的角色。社友杨寿枏（味云）曾说：“辛亥以来，日下名流多诗酒之会。寒山诗钟社则樊樊山、王书衡、宗子威诸君主之。蛰园诗社则郭春榆、啸麓乔梓主之。稊园诗社则关吉符、颖人昆仲主之。”[91]杨氏的说法大致不差，惟寒山诗社其实亦由关赓麟主持。熟悉内情的宗威就说：“民国初年，余任北京教务，常以课暇入寒山诗钟社。社为南海关颖人、顺德罗瘿公、汉寿易实甫诸君所创。”[92]夏孙桐之子夏纬明亦谓：“自辛亥以后，京师文坛首有寒山诗社之组成。樊樊山、易实甫皆为巨擘。主其事者，乃关颖人赓麟也。”[93]此外，闽籍社友刘孟纯也说关霁（吉符）“又介予入寒山、稊园两社，皆颖人先于蛰园所创者”。[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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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甲辰科进士，寒山诗社、稊园诗社主人关赓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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