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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寒山诗社成立之日，正值民国时局渐定之时，名流纷纷入京，恰为诗社迅速壮大补充了人才。截至癸丑腊月，“曾纳社费、赞成社章”的正式社友已达86人，所以易顺鼎在癸丑除夕日说：“社之盛也，岁在癸丑。”[108]在此背景下，“名下士以不入寒山社为耻”，[109]故社友人数持续猛增，迨1914年一百三十会时，入社者已多达168人。不过，一份截至1915年1月10日的《寒山诗钟社姓名住址录》显示，此时社友已降至158人，且其中33人或出京，或已故。而在1915年2月至1917年11月，曾经到社之正式社友共计108人。[110]此后时局扰攘，社友减少，可以想见。因此，从社友人数看，1914年为诗社最盛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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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下半年，寒山诗社还先后迎来了两件标志性大事。其一，10月5日，即中秋后一日，寒山诗社举行百期大会。主事者先期拟定“小启”，邀约社友和特约来宾。当日雅集从早上9点至晚上10点，题目兼备诗钟诸体，会费较平常倍之，由关赓麟、郑沅、罗惇曧、王式通、李景濂、袁嘉谷、袁克文、黄节等26位社友捐赠589种书画玩物，作为名列前茅者之奖品，“一日之集，最称盛举”。[111]据社友许宝蘅所记，当日“到者将五十人”，[112]较平日社集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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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百期大会后不久，诗坛耆宿樊增祥（樊山）北来入社，“同人欢宴，迭为宾主，谈艺尤进”，[113]群推樊山为主盟，成为寒山诗社发展中又一盛事。1915年1月23日，曾广钧（重伯）、章华（曼仙）等人在寒山诗社公宴樊增祥，就是一例。[114]1915年春，关赓麟编《寒山社诗钟选乙集》10卷，特将百次大会一日之诗钟独列卷6，同时将樊增祥入社后，与社友欢宴谈艺之作编为卷9，足见此二事在寒山诗社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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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诗社之兴衰，既与时局和风气密不可分，也与主事者关赓麟的浮沉直接相关。社集之出版就是明证。寒山社诗钟选甲、乙二集，均由关赓麟编辑而成，分别于1914年和1915年出版发行，而《丙集》却迟至1919年方才问世。其重要原因，即为1915年6月关赓麟被弹劾而卸任京汉铁路局长。[115]随后寒山诗社不得不从京汉铁路同人会（东单牌楼二条胡同）迁出，先至南城江西会馆，再移西城铁路协会。[116]所谓“社址迁移，人事纠纷”，以致《丙集》“递迟数年，良非得已”。[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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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社址移置宣南后，稊园诗社于1915年秋同时并起。先是1914年9月，关赓麟“买宅东安门外官豆腐园……取稊米太仓之义”，名之“稊园”，11月迎养乃父关蔚煌于园中。[118]此地位于京城中心，“群贤觞咏，许为得所”，逐渐成为诗钟雅集的又一场所。1915年1月24日，许宝蘅曾记道：“三时到稊园，关颍人之新居，作诗钟。”此后数月，许氏屡赴诗钟雅集，时在东单二条胡同的寒山社，时至东安门外稊园。[119]迨1915年秋，寒山诗社迁往宣南江西会馆，因社集往往至深夜方罢，住在城内的社友颇觉“弗便宵征”，稊园诗社因之特起。[120]后来寒山诗社再迁西城铁路协会，位于东城的稊园诗社，便与之东西“对峙”。[121]由于稊园与寒山皆由关赓麟主事，社友亦多重合，故樊增祥谓“稊园与寒山同源而异流者也……譬诸一家而分爨者，人皆两利而俱存之”，丁传靖称稊园之滥觞，“即寒山之支派”。[122]两社的渊源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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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14年秋冬稊园落成，为稊园诗社的成立创造了条件，那么1915年6月关赓麟被劾卸任京汉铁路局长，则是寒山诗社被迫迁址，稊园诗社最终告成的现实动因。陈声聪曾说：“癸丑上巳，梁任公招集都人士百余人，修禊于西郊三贝子花园，喧动一时，于是关颖人即据以创立稊园诗社。”[123]似有未谛。王鹤龄说：寒山诗社“开始活动地点在宣武门南，后在东单二条胡同。民国三年关赓麟家稊园落成，遂活动于南池子大街南湾子胡同之稊园”。[124]亦可再商。昝圣骞说：“寒山、稊园两诗社，一先一后，皆由关赓麟所创立，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影响较大的诗社。”甚是。惟谓“寒山诗社最迟于1912年初即已成立，稊园诗社继起，1913年由关赓麟创于稊园”，[125]尚需核实。寒山、稊园两诗社并立之后，虽然时局愈来愈乱，社友渐少，但酬唱吟咏不断，颇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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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后的1920年秋，郭则沄在东四二条胡同建成一座园子，因其表字蛰云，故取名蛰园。郭曾炘、则沄父子遂在该园的栖霞阁成立蛰园诗社。[126]蛰园诗社不作诗钟，以击钵吟闻名，每月一集，频率虽不及寒山、稊园，但主人郭氏家世显赫，父子均系进士，文名籍甚，早为寒山、稊园两社巨擘，且此时郭则沄位居国务院秘书长之要津，因此蛰园诗社一经成立，就有后来居上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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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寒山、稊园、蛰园鼎足而立，号为宣南三社，每月数集，京师诗社遂盛况空前。几次整数大会，均编有特集，尤值得注意。1923年重九日，适值稊园200次大会，循例展于九月十二日举行。九月初一日，樊增祥撰“招客启”，同时丁传靖拟“小启”，特邀两社同人届时赴稊园雅集。[127]甲子腊月（1925年初），蛰园迎来50次大会。随后郭则沄编成《蛰园钵社第五十次大会诗选》，樊增祥、王式通均作序阐扬。[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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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期来看，稊园诗社为两周一集。据樊山所拟招客启，1923年寒山诗社已届500次大会，看来寒山诗社每周社集的习惯至此仍在保持。不过，随着时局变迁，社友凋零，1923年之后，寒山诗社难以维持每周一集的高频率，亦改为两周一集。[129]所以直至1927年三月初七日，寒山诗社方迎来600次大会。从亲历者郭曾炘的日记可知，虽然关赓麟斯时仍在竭力主持，但诗社的衰落似已不免。郭氏在为“寒山社六百会”捐助了奖品后，“初拟不赴”会，但架不住关赓麟“一再电话相邀”，还是勉强一临。只是社友到者仅“二十余人”，“且晚饭后多先散，存者不过十余人而已”。[130]与前此大会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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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底定北京。首都易地，北京改名北平，成为故都，不少政府旧人纷纷南下。关赓麟、靳志（仲云）就是其中代表。郭曾炘于当年五月十二日接靳志南京来信，得知其已任外交部秘书。不久，关霁、关赓麟兄弟亦南下就职。迨七月十二日，诗社巨擘宗威因赴东北大学任教，亦将出都，郭曾炘不禁担心蛰园诗社“恐不成局面”。[131]其实，有郭氏父子在，蛰园诗社尚可勉强维持。而寒山、稊园二诗社，则随着主人关赓麟兄弟的联翩南下，已然岌岌可危。迨宗威出关后，寒山诗社就此关门。从1912年冬至1928年秋，历时16载，“共集会六百数十次”。[132]稊园诗社在1928年九月仍有活动，[133]甲戌（1934）和丙子（1936）新年，稊园诗社和关赓麟在南京成立的清溪诗社仍有联合外课之举，[134]但早已不复旧观。直至抗战爆发后，关赓麟北返，稊园诗社才又接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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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稊园如此，蛰园亦然。随着政局变迁，吟侣星散，维持诗社，颇觉困难。有鉴于此，1928年十月二十六日第96次社集后，郭曾炘对郭则沄表露心曲，希望“赓续至百集”，就鸣锣收兵。[135]岂料十一月郭曾炘溘然长逝，郭则沄哀痛致疾，蛰园诗社遂亦戛然而止。至此，盛极一时的宣南三社就在1928年散局，恰与北洋政府的覆亡相伴，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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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南三社的成员与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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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南三社虽然并称，其实成立有先后，主人各不同，成员同异参半，社作有别，流派自分，故值得稍做比较，以明当日诗社的派别分合和风气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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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诗社专作诗钟。相传诗钟产生于福建，后流播于广东、两湖、江浙、京师等地，晚清时期已在文人士大夫中间颇为流行，至民初尤盛。其体格大抵分为建除体和赋物体。建除体又称嵌字体，“拈取平仄各一字，分嵌于第一字者，曰凤顶，亦曰一唱”，比如“陆、名一唱”，关赓麟有句云：“陆沉一洒诸人涕，名殉难忘烈士心。”分嵌于第二字者曰“燕颔，亦曰二唱”，比如“路、当二唱”，罗惇曧有句云：“无路请缨怜弱冠，何当剪烛待平明。”此下嵌字递推，分别叫鸢肩（嵌于第三字，即三唱）、蜂腰（四唱）、鹤膝（五唱）、凫胫（六唱）、雁足（七唱）。比如“白、宫七唱”，袁励准有句云：“历下才人传曳白，胜朝大案说移宫。”此后争奇斗艳，花样翻新，又将两字嵌于不同位置，比如“一嵌于上句之尾，一嵌于下字之首者，曰蝉联格”，将一字嵌于上句之首，另一字嵌于下句之尾者，曰魁斗格，一嵌于上句第二字，一嵌于下句第三字者，曰轱辘，一嵌于上句第三字，另一嵌于下句第二字者，曰卷帘，甚有将三字分嵌于两联者，不一而足。赋物体或称咏物体，又分分咏、合咏两格，“凡一事一物及人名地名，择其轻重宽狭，雅俗虚实，最难配置者命题”，为分咏格，比如“王荆公、蟹”一题，高步瀛咏道：“是谁作俑三经义，笑尔横行一世雄。”“如仅命一题，作一联对句者”，为合咏格。此外又有变体曰“笼纱”、“晦名”等。[136]寒山诗钟社诸体兼作，而以“建除体为最多”，“盖命题积久而易同，用思因难以见巧”。[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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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钟又分闽、粤二派，互相争衡。宗威曾总结道：“诗钟作法，大概分为闽、粤两派，湘派与粤派相近。粤派尚典实，闽派尚性灵。典实派简称为典句，性灵派简称为白句。尚典实者，率诋闽派为空疏。尚性灵者，率诋粤派为板滞。实则源分流合，各有专长，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非定论也。”[138]杨寿枏亦指出：“诗钟一体，闽、粤人最擅长，闽派以雅隽为主，粤派以典丽为宗。近年都下著名之寒山社，则粤派也。”[139]寒山诗社既由粤人关赓麟兄弟主持，其中巨擘易顺鼎和樊增祥又系两湖诗人，与粤派相近，故该社为粤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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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寒山诗社社友的省籍分布来看（详表7-3、表7-4和表7-5），该社成员几乎各省皆有，显示出京城第一大诗社成员来源的广泛性。但在诗社最盛的1913年至1914年，广东人占据了诗社成员中的压倒性多数，湖南人紧随其后，从人员构成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寒山诗社的粤派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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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寒山诗社社友省籍分布之一（截至1914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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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寒山诗社社友省籍分布之二（截至191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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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寒山诗社社友省籍分布之三（1915年2月至1917年11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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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15年2月到1917年11月期间，社友明显减少，尤以广东人为甚。究其原因，厥有二端：一是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后，许多粤籍国民党议员及相关人士随后纷纷出京；二是1915年6月关赓麟被劾卸任京汉铁路局长，随后寒山诗社迁出京汉铁路会原址，加以人事纠纷，赴社之粤人遂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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