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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癸、甲进士在寒山社中颇占重要位置。表7-3、表7-4和表7-5显示,癸、甲进士在三次社友统计中,分别为11人、20人和10人,分别约占社友总数的1/8、1/8和1/10。除了社长关赓麟外,郭则沄、何震彝、顾准曾、朱汝珍、温肃、林步随、何启椿、李景濂、吴璆、饶孟任、刘敦谨、王揖唐、袁嘉谷等人皆是个中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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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福建人多诗钟好手,寒山诗社成立最初两年,闽籍社友总数仅次于粤籍,但在1915年2月至1917年11月的“动荡期”内,闽人也流失数人,连郭则沄都未再赴会。这或许与社址迁移和人事纠纷有关,但另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有二,一是闽、粤流派之争,二是有大力者欲扭转京师盛行诗钟(类似联语)之风,回归作诗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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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闽人陈衍(石遗)和郭则沄。闽派陈宝琛诗钟最工,某次颇赏一卷,“而同社非闽派者,皆不以为然。即闽派中之陈石遗,亦不谓然”。原来陈衍称颂另一卷,但“同社皆谓此童子初学对偶所为”,[140]令陈衍不无尴尬。其实,陈衍对民初“都下最盛诗钟之会”的状况颇有意见,自称“余颇苦之”,故与樊增祥、左绍佐、周树模、江瀚、易顺鼎、俞明震、吴士鉴、梁鸿志、黄濬等人另立春社,赋诗而不作诗钟。[141]前文已述,樊樊山于1915年入都,而俞明震于1918年去世,所以春社约在1916年至1917年活动,正是寒山诗钟相对萧索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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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则沄也曾明言不喜作诗钟,[142]民初颇思恢复其先辈所创的击钵吟,以自张门户。这是他创立蛰园诗社的重要考量。据说“京朝士大夫退食之暇”,以诗歌为乐,乃“百余年来风尚”。其间虽“体裁屡变”,独闽籍先辈“所创之击钵吟”流传弗替。尤其自前湖北巡抚郭柏荫以至郭则沄,四世皆参与击钵吟雅集,以故士流津津乐道,谓击钵吟乃郭家所擅。所以郭则沄颇以恢复振兴击钵吟自任。郭氏有一段自述,既描述了清末民初京师诗社风气的变迁,也道出了其创立蛰园诗社的缘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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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忆髫龄侍宦,宣南每集,辄一效为(击钵吟)。先公(郭曾炘)亦乐许之。一日大雨,诸父执咸集,檐溜淙淙,与吟唱互答。诗罢,积潦平阶砌。呼奴子负客出,相顾为笑。会重葺虎坊新馆(福州新会馆)成,辟榕荫堂为觞咏地,每岁首张灯夺锦,传唱至夜深,挈载以归,未尝不乐而忘倦也。庚子奉母避乱而南。癸卯(1903)再至都,犹时与吟。己酉(1909)自辽幕外简,省亲京邸,则时彦方尚折枝(即诗钟),此事几废。国变后,折枝益盛。林丈畏庐尝以余言一举社事。陈子仲骞之联珠社,关子颖人之稊园社,亦先后并作。余竟不获继乡先辈余绪,勉图修举,心窃愧之。庚申(1920)蛰园成,请于先公,集社于园之结霞阁。入社者不限乡籍,月一集,集必二题,寒暑无间……樊山丈执牛耳,好典博,浸成风气,与乡先辈标格小异,然亦极一时之盛矣。[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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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清季闽籍京官曾经的击钵吟活动,给郭则沄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民初诗钟盛行之时,稊园诗社、联珠社虽也有击钵吟节目,说明喜新厌旧的士人好尚已在渐变,但是,像关赓麟主持的稊园诗社只是以诗钟兼击钵吟而已。况且,由“外省人”接续闽人先辈创立并擅长的击钵吟活动,令郭则沄“心窃愧之”。因此,郭氏1920年创立蛰园诗社,决计专作击钵吟,既是追寻和恢复闽籍京官击钵吟诗的“传统”,也是对宣统以来北京盛行诗钟风气的一种反动。蛰园诗社成立后,声名鹊起,得与老资格的寒山、稊园鼎足而三,也折射出1920年代京师诗社风气从诗钟到击钵吟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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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钟为两句,似联语,甚至有意与诗句区别。所以樊山曾说:“同人谓作诗钟,以不似诗句为佳。”[144]与此相对,击钵吟则是“赋诗”,具有“命题限韵,斗捷夸多,因难见巧”的特征。[145]命题有景、有人、有物、有事,多涉典故,比如“小斜川”、“苻坚母祈子西门豹祠”、“明思宗撤洪经略祠祀观音大士”、“王摩诘画雪里芭蕉”等。赋诗为七言绝句,比如“柳敬亭说书”限“讥”韵一题,樊山赋诗曰:“池北谈馀偶见讥,两生行里极歔欷。梅村厚汝渔洋薄,义士屠沽孰是非(渔洋谓其人与屠沽无异)。”郭曾炘诗云:“纵横捭阖此才稀,一别恩门泪满衣。易代休夸吾舌在,茸城悍帅不堪依。”丁传靖诗曰:“宁南座上掉锋机,才出吴陵姓已非。一样绛云楼下妾,春风爱傍柳依依(敬亭与柳如是皆托姓柳)。”[146]相较于游戏色彩更浓的嵌字诗钟,击钵吟更像是七言绝句创作,因题目多含典故,似可寄托更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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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园诗社社友共计80人,癸、甲进士有8位:郭则沄、关赓麟、靳志、温肃、郭宗熙、胡嗣瑗、何启椿和林步随,均为名手。若从省籍来看,福建人自然最多,足有20多位,占1/4强。不过,蛰园社作的“标格”与清季纯正闽派已有距离,毕竟经历了鼎革前后十余年的流衍。[147]前文已述,郭则沄认为这是樊山好典博而社友附和的结果。1928年八月十六日,郭曾炘在翻阅宣统元年闽籍同乡的击钵吟稿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诸人“笔阵纵横,各极其才思,大都以造意为主,不以隶事为能,与今之稊园、蛰园风气迥别,洵为闽派正宗,亦可谓极一时之盛。曾几何时,而地坼天崩,风流云散”。[148]三个月后,郭曾炘驾鹤仙去,盛极一时的蛰园诗社亦随之消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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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诗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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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宣南三社在1928年相继散局,但癸、甲进士的诗词结社活动并未就此消歇。事实上,郭则沄与关赓麟等人又在天津和南京做起了坛坫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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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民国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后,郭则沄随之脱离宦海,此后在天津营建栩楼,迁居沽上。至迟在1925年9月,郭则沄又开始在天津组织“栩楼吟集”,作诗钟。[149]在此前后,郭氏与李放等人成立冰社,赋诗谈艺。[150]1927年正月十五日,郭曾炘日记称:“晚冰社会期,愔仲为主,就栩楼设席,到者为白栗斋、查峻臣、叶文泉、周立之、李又臣、李子申、林子有、郭侗伯、徐芷升、任仲文,社中每会皆拈题分韵,是日即以上元雅集为题,余分得桥字。”[151]其中胡嗣瑗(愔仲)和郭宗熙(侗伯)皆系癸卯科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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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1928年五月末,冰社活动开始由拈题分韵赋诗,变为填词之会。这一转变,或许与北洋政府覆亡、政府南迁相关。1930年秋后,冰社改名须社。[152]其正式成员有20人,内中5人为癸卯科进士:郭则沄、郭宗熙、胡嗣瑗、章钰、陈曾寿。“社外词侣”13人,其中陈毅、邵章、钟刚中为癸、甲进士。[153]1931年五月十二日,填词满百集后,须社告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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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传庆曾引杨寿枏《须社百集觞客小启》一文,记述须社最后一次集会的情形。《小启》有云:“是日会者客五人:闽侯陈弢庵宝琛、天门陈止存恩澍、宁海章一山梫、常熟言仲远敦源、闽侯何寿芬启椿。主十二人:遵化李子申孺、长洲章式之钰、闽侯周熙民登皞、无锡杨味云寿枏、吴县徐芷升沅、秋浦周立之学渊、贵阳胡晴初嗣瑗、天门陈仁先曾寿、济宁许佩丞钟璐、闽侯郭啸麓则沄、宜兴李又尘书勋、黄陂周君适伟。社友他适者四人:长沙郭侗伯宗熙、闽侯林子有葆恒、保定王叔掖承垣、商邱陈葆生实铭。社友已逝者二人:宛平查峻丞尔崇、白栗斋廷夔。”[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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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须社最后一集在杨寿枏的云在山房举行,所以这段记述对于理解须社的结局非常重要。不过,《小启》类似于请帖,所述与会人物和情节容与社集实情有别。事实上,亲历者胡嗣瑗的日记,为了解须社散局的缘由和境况提供了新的线索。胡嗣瑗《直庐日记》1931年五月十二日云:“晚间词社一百集,在杨寿枏宅,外请陈宝琛、陈止存诸人。郭则沄以与宝琛避面不至,且怂恿社中多人不至,亦大可笑。作诗钟一唱乃散。”[155]看来须社百集,社长郭则沄竟未与会,且怂恿多位社友不到,结果百集大会仅作诗钟一唱,便草草收场。郭氏之所以如此行事,乃因其此时与陈宝琛有矛盾,遂避免见面。产生矛盾的缘由似为陈宝琛儿媳妇与郭氏因经济纠纷在天津涉讼。[156]因此,仅据杨寿枏的《小启》来讲须社最后一次社集,就与当日实情有些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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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随着社友的凋零与他适,在1931年初,须社已显衰象。正月到二月,五次社集,胡嗣瑗仅到两次。三月初三日,“同社春稧(原文)集饮”,到者仅九人,“视往年萧索多矣”,胡氏不禁“为之感叹”。这种情况已预示着须社面临散局的命运。二月十九日为98集,所以三月初三日当是99集。[157]此后两月无会,须社事实上已陷于停顿。因此,五月十二日百集大会,更像是一个告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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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冰社、须社的填词活动仅历时三载,并不算长,且散局之时还颇有人事纠纷。但该社当日与沪上著名词社沤社“南北相望”,[158]影响甚大。陈声聪就说:“此为北方词社重张坛坫之最盛时期,与沪上朱古微之沤社相犄角。”[159]须社词作后来由郭则沄编辑,经词坛盟主朱祖谋、夏孙桐选定,刻印出版,都五卷,取名《烟沽渔唱》。[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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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则沄早早脱离宦海不同,关赓麟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直任职交通部。1928年政府南迁后,关氏继续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做官。在南京时期,关赓麟又立清溪诗社,继续主持风雅。癸卯科进士、交通部同僚顾承曾对此颇有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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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关君颖人降情文苑,纂述逾尺,尤劬于诗。游衍北都垂三十年,为寒山、稊园两社主盟,与诸前辈名士相赓和。英谈隽句,思风遒举,牵拂之雅,盛极一时。洎乎政府南奠,以扶轮大雅往应嘉招,仍综轨政,括囊流略,因时厘整。然诗事迄未肯遂废,又立青溪诗社,耆宿时彦常相过从。[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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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诗社成立于1930年,“规制一承稊园。东南才俊云集,多至七十余人……茶陵(谭延闿)幕府多湘籍诗人,与者尤盛”。[162]当然,内中不少成员是宣南三社的旧人,如关赓麟、靳志、顾承曾、关霁、宗威、冒鹤亭、侯毅等,均为社中巨擘。[163]至1936年,关赓麟将1930年至1933年的社作编成《清溪诗社诗钞第一辑》出版。游洪范在序言中说:“庚、癸四载,人各有诗,颖人先生点定付钞,都为一集。”[164]但好景不长,抗战军兴,靳志、关霁、宗威、侯毅等人西行入重庆陪都,关赓麟则北返故都,重整稊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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