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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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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集市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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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A.H.Smith）在19世纪末对集市的一般特点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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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乡村集市的次数差别很大。在大城市里，市场每天都开放，但是在乡村，这样就会浪费时间。有时，集市隔天进行，有时隔两天进行。不过，较为普遍的时间安排按农历月份的划分而定。……如果每5天举行1次集市，那么每月要举行6次。……不同的集市是根据它举行的日子来命名的，比如“一六市场”，指集市是在每月的1日、6日、11日、16日、21日和26日里举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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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的不同地方，集市的名称是不同的。大体说来，华北集市叫“集”（聚集），而华南集市称“墟”，西部则称“场”。[38]不论名称是什么，其功能和安排基本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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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引用地方志中的一些描述。根据《卢龙县志》的记载，该县乡村集市的安排如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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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卢龙县的乡村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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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华北集市典型的情况，虽然北方其他地区的集市，在货物交易和集市日期安排等方面稍有不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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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通常设在买卖者走路就可以到达的地方。[41]虽然偶尔也有买卖双方来自邻近各县，但是路程也不是很远。[42]由于集市场所的分布要按照其服务的乡村的需求情况而定，因此，乡村集市之间的距离以及集市同县城之间的距离各不相同，乡村集市通常坐落在离县城相当远的地方。至于县城，通常拥有自己的市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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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州县拥有的集市数量是不同的，从十几个到几百个不等。我们根据19世纪地方志提供的材料制出下表，可以反映出其间的差异相当大，无疑是由各地繁荣程度不同所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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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经济需求并不是只由乡村集市来满足。有些城镇，事实上就是十分发达的市场；还有一些拥有“商业街”的村庄，也具有集市的雏形。下文对于两个这种村子的描写，可以窥见19世纪晚期华北的情况。根据一些英国军官在1880年代所作的调查，位于枣林（Tsao-lin）到北京路上的延朝（Yen-chao）村，就是一个“坐落在稠密树林里的村庄”。该村有条“长500到600码，两旁商店林立”的街道。坐落在天津到德州路上的绍店（Shawtyen）庄，也是一个大村子，其商业发展的程度几乎同小城镇相当。调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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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外观显示了农业的繁荣。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大规模的集市。2到8头牛、马驹或骡子拉着的二轮马车，满载的独轮小车，搬运工等，运着货物朝着集市奔来。在该村的村郊，早已搭建起几个临时铁匠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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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志》（直隶，1850），记载了各种各样乡村交易所的例子。[46]正如表1-1到表1-4所示，拥有“商业街”的村子，人口相当多，其繁荣程度也明显比普通村子高。这种村子似乎代表了普通村子和常规市场（如我们所知，也设在村庄里）之间的过渡阶段。它们与集市的区别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它们并不像集市那样，是正式地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它们所服务的区域也要比集市有限得多。不过必须承认，要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有时候也是颇为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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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的情况同华北的情况大体上相似，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名称有别。在南方省份，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两省，乡村集市通常称为“墟”；而在西部省份（四川、贵州和云南），则通称为“场”。[47]在某些县，集市通常称为“市”，意即“市场”。例如，《处州府志》（浙江，1877）就说，处州府辖下的各县，“市”的举行日期与其他各地类似，按照1—6、2—7和3—8的模式进行。[48]即使在“场”一词非常流行的云南，乡村集市有时也叫“市”，例如南宁县。[49]根据《长宁县志》（江西，1901），“乡市曰‘圩’，三天一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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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集市数量各不相同，但南方各省的集市变化幅度很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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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市上进行交易的货物，大多数为当地的物产。特别是在那些人口较少、经济落后的地方，交易就仅限于少数种类。例如在浙江处州的集市上，“自米、粟、鱼、盐、布、缕而外，他无异物”。[52]可是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特别是在广东南部，情况就不一样，乡村集市提供的货物远远超出了普通农民的简单需求。九江儒林乡（南海县下属的一个主要基层组织）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根据《九江儒林乡志》（1883）的记载，该乡有许多集市，“大墟”（主要集市）是其中最有名的。虽然赶“大墟”的规定日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3—6—9模式，但其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多数集市。它拥有26条街道和小巷，并由7个次级集市组成，买卖丝绸、布、家蚕、家禽、鱼等等。杂货店有1，500多家，“万货丛集”。[53]以此来看，它实际上属于小城镇，而不是乡村集市。无论如何，它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很可能是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沿海随着商业发展而获得非凡的繁荣，才造成这样的结果。[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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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最后一种自然形成的单位是“镇”。当然，各省镇的规模、大小是不同的。最小的镇几乎难以和乡村集市分别开来，就像直隶定州所辖的明月镇和东亭镇。明月镇仅仅只有两条街道，而同样属于定州的乡村集市子位村却有3条街。东亭镇上有22家杂货店，仅比五女村集（当地的一个乡村集市）多7家。较大的镇，如广东省的佛山镇和江西省的景德镇，则是相当繁荣、人口稠密的社区。美魏茶（William C.Milne）在19世纪中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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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现商业的普世力量方面，佛山镇或许是最为典型的。该镇可以称为“中国的伯明翰”。它坐落在广州市西南面12英里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大镇，据说其居民达到一百万。穿过该镇的水道和河流上挤满了穿梭来往的船只；河流两岸，人烟相当稠密，住房、店铺、货栈、工厂和商行林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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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提供了另一种超大型城镇的事例。根据美魏茶的看法，景德镇这座大镇是“中华帝国四大著名国内市场之一”。[56]他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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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作为瓷器的生产基地而知名。……到过该地的人们，认为它是一个人口相当稠密的村庄或者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镇。它沿着一条美丽的河流延伸3英里，几座漂亮的山形成一个半圆形拱卫在侧，提供了大部分制造瓷器所需的泥土。……如果传言可信的话，那么至少有500家瓷窑在不断地烧制瓷器。……该镇的人口，虽然公开的说法是将近一百万，但这个数字如果削减一半，可能更接近于事实。一句谚语可以证明这一点：“景德镇日耗万石米千头猪。”[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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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城镇在形式上仍然属于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部分，并没有并入城市，但是这种体量和类型的镇，已经不再是标准的乡村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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