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2200
[40] Yang Ch’ing-kun，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p.3对华北集市总的情况作了如下解释：“集市日期间隔的长短，因地方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大体上，在华北乡村和华南广东省的乡村，每5天举行一次集市，即‘逢五’集。在西南地区的云南省，是每6天举行一次集市。但是在经济特别发达、很有必要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地区（比如在许多规模较大的商业城镇，市场是长期存在的），就会每3天甚至2天举行一次。”他还在第25页中说：“相邻地区的集市什么日期举行，必须安排好，这样就不会发生冲突。如果某地赶‘一六集’，那么临近地区就赶‘二七集’或其他不相冲突的日子。这样乡人有什么紧急需要或特别需要时，就可以在5天之内赶一个以上的乡集。”杨庆堃所谈的虽然是20世纪早期的情况，但是他的陈述同样适用于19世纪。
1703092201
1703092202
[41] 关于这一点，虽然笔者手头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但是上述杨庆堃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19世纪的情况提供线索。他这样写道：“10个基本乡场有效服务范围为1.3英里（3.6里），平均偏差为0.14英里。18个不大不小集市的有效服务范围为2.5英里（6.2里），平均偏差为0.2英里。一个中心集市通常为两种地区的居民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定期或经常赶集的邻近地区居民；其次是较远地区的居民，他们因在邻近地区集市很难买到想要的商品，偶然前来。县城里的中心集市，其服务的邻近地区主要范围为4.3英里（12里），较远地区范围为8.2英里（23里）。……决定一个集市服务地区范围的主要因素是路程。”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p.14。
1703092203
1703092204
[42] 参见《洛川县志》（1944），9/6a-b，引1806年旧志。它对陕西洛川县的情况作了如下叙述：“各乡村会集，或每月一日……或每月三四日，皆系本地居民交易，或韩城、白水接界附近居民往来交易，无远地商贩。”
1703092205
1703092206
1703092207
[43] 根据《莘县志》（1887，1/12b-13a）提供的材料，笔者列出下表，可以反映有关情况：表1-6：集市的变化情况
1703092208
1703092209
[44] 参见《正定县志》（1875），6/85a-7/27b；《抚宁县志》（1877），8/16a；《滕县志》（1868年修，1908年重刊），5/9a-10b；《睢州志》（1892），1/5a-6a；《郁林州志》（1894），3/1a-19b。乡村集市并不是一致地分布于乡村之中，举例来说，据说河南确山县较大的村子有一到三个集市，而几个小村子一个都没有。参见《确山县志》（1931），1/6b。
1703092210
1703092211
[45] Bell，China （1884），I，pp.72，154.
1703092212
1703092213
1703092214
1703092215
[46] 这种事例在《定州志》（1850），卷六和卷七中到处可见。我们从该志中引用的材料或许有用：表1-7：乡村集市与乡镇
1703092216
1703092217
1703092218
[47] 广东省信宜县总共有22个墟，下列的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该表是根据《信宜县志》，卷二之三〔编者按：应为卷二之四〕，1a-b所提供的材料制成的。表1-8：信宜县的墟市关于墟的补充材料，可以参见《佛山忠义乡志》（1924），1/31 b；《阳江志》（1925），2/56a-59a；《恩平县志》（1934），7/13a。根据《佛山忠义乡志》，1/31a的记载，广东习惯上把每十天举行的集市称为“墟”，把每天举行的称为“市”。根据《博白县志》（1832），5/26a -27b的记载，“墟”一词在广西的使用也很广。举例言之，博白县有38个墟，分布在距离县城几里到百里以上的乡村。墟的时间安排，是根据1—4—7和3—6—9的模式进行的。乡村集市称为“场”的，看来起源于四川。根据《铜仁府志》（1890），2/9b的记载，“赶场”一词出现在《蜀语》中，“很早以前”就在贵州使用了。《蜀语》是记述四川风俗习惯的著作。在四川，“场”这一名称的使用延续到最近，其事例可以参见《新繁县乡土志》（1907），6/7b-8b和《盐源县志》（1891），2/3b-5b。云南省也经常称集市为“场”，如《镇雄县志》（1887），3/11a中就这样说道：“于集市上买卖，曰赶场。”
1703092219
1703092220
[48] 参见《处州府志》（1877），24/2a。
1703092221
1703092222
[49] 这种事例可以参见《南宁县志》（1852），3/22a-23a。
1703092223
1703092224
[50] 参见《长宁县志》（1901），2/8a。
1703092225
1703092226
[51] 参见《香山县志》（1923），5/13a-b〔编者按：应为1873年版《香山县志》〕；《信宜县志》（1889），卷二之四，1a-b；《清远县志》（1880），2/20a-b；《博白县志》（1832），5/26a-b；《泸州直隶州志》（1882），1/41a-43b，2/31b-32b，和2/50a-b；《湄潭县志》（1899），2/21a-23b；《长宁县志》（1877），2/8a。
1703092227
1703092228
[52] 参见《处州府志》（1877），24/2a。
1703092229
1703092230
[53] 参见《九江儒林乡志》（1883），4/76a-82a。在该乡，其他集市就不那么繁荣了。
1703092231
1703092232
[54] 我们还可以指出另一个特殊现象。在广东、四川和另几个西南省份，乡村集市是在桥上进行，这类例子可以参见《东莞县志》（1911年修，1921年刊），20/1a-4a。一些西方作家观察了中国各地的乡村集市，留下了他们的描述。举例言之，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 （1870），I，269：“1865年9月17日这一天，我们是在靠近直隶省定州的一个名叫明月店的市镇度过的。在我们下榻处外面几棵大树的林荫之下，恰好就是猪市。许多马车大致呈圆形停下来，骡子被绑在树干上，而在猪市中间，许多猪站着、躺着。……猪的尖叫声、人们的讨价还价声，相当可怕。街头巷尾挤满了人。”E.C.Oxenham描述了他于1868年在保定府附近乡村集市上所看到的现象：“各种大宗粮食在出售。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村妇们忙于纺织和出售棉纱。……棉花来自该省的南部，人们将家中不用的纱线运往北京。长条的蓝色棉布也有很多；还有的货物就是水果、原棉及简陋的中国农具，此外再看不到其他货物。”Williamson，Journeys，II，398.E.T.Williams，China （1923），pp.111-113：“几年前4月的一个早上，笔者来到了安徽中部一个名叫‘大柳树村’的小村。当时，乡人们正在赶集，街上呈现出买卖繁忙的景象。……笔者穿过村门进入村子后，遇到了赶着一群骡子的商队。骡马车上装满了桶桶麻油，奔在通往南京的大道上。在骡马车后，跟着一长串独轮手推车，上面装着鸦片、油、棉花、粉丝或中药。……这天，其他商队赶来，返回时带着煤油、火柴、纸张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手工业产品。……同时，售卖大白菜、大蒜、萝卜、鸡和鸡蛋的农民，同他们的主顾在讨价还价；站在店铺里的店老板，这一天的生意同街上的农民一样，也很不错。……在大路旁，一些老板摆上桌子，提供热茶和水烟，那些想休息的乡人，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享受个够。与此同时，通常有一群游手好闲的乡人拥挤在茶馆里，唧唧喳喳地谈论天下的‘大事’。……街道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夜幕降临前，村子又回复惯常的沉闷。借着太阳的余晖，可以看见农民们跋涉在群山的小径上，人人肩上都挑着担子，担子里面装着这一天赶集的收获。”
1703092233
1703092234
[55] W.C.Milne，Life in China （1857），p.307。佛山这座繁荣的城镇，拥有一部修得相当好的方志，1923年版的有20卷。
1703092235
1703092236
[56] Milne提到的“中华帝国四大国内市场”，分别是广东省的佛山镇、江西省的景德镇、湖北省的汉口镇和河南省的朱仙镇。
1703092237
1703092238
[57] Milne，Life in China，pp.278-279；Robert Fortune，A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1857），pp.247-259。两部书对浙江东部比较繁荣的城镇举行集市的情况有生动的描写。
1703092239
1703092240
1703092241
1703092242
1703092243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582]
1703092244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二章 基层行政组织体系——保甲及里甲
1703092245
1703092246
为了有效地控制乡村，清政府大体上遵循前朝行之有效的政策，并大量采行其方法，确立了两大基层组织体系。它们架设在第一章中所述的自然的社会组织基础之上，而不是取代它。这就是说，清王朝一方面确立了保甲组织体系，用于推行控制治安的事务；另一方面确立了里甲组织体系，该体系最初设置的目的在于帮助征收土地税和摊派徭役。
1703092247
1703092248
但是，由于官方方案在应用时缺乏一致性，以及体系自身在运行中发生了变化，它们在名称和实际运作中都产生了相当多的混淆。事实上，这种混淆使得一些学者相信保甲和里甲就是同一个组织体系，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有位学者意识到了这种混乱，却未能使自己摆脱影响。[1]跟许多其他学者一样，他未能认识到基层的治安体系和税收体系原本就是两个结构功能不同的组织体系。
170309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