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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记得上述保甲组织结构和里甲组织结构大约是在同时（即1644年和1648年）正式建立的，我们就不得不认为它们是被刻意弄得不一样，以便它们能继续保持各自特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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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志的修纂者承认保甲和里甲之间的作用不同。《容县志》（1897）的修纂者在谈到户口编审时就指出所谓“里役之户口”和“排门之户口”的不同。他进一步解释说，第一种户口编审，“据丁田成役而言，口即其丁也”。在这种情况下，“里管甲，甲管户，户管丁”（“丁”指承担赋税的成年男性）。第二种户口编审，“据散居之烟户而言，口即其男妇也”。在这种情况下，“一地方（指保甲代理人，参见第三章）管十甲，甲凡十烟户”。该修纂者补充说，第一种是“以田为率”，第二种是“以屋为率”。[36]他所谈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他所描述的保甲组织，偏离了政府原来所规定的方案，但是，他指出的二者之间功能性的区别，基本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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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者也指出了相似的区别。说明该县有2个都、4个厢和12个保的事实后，《长宁县志》（1901）的修纂者提出“丁粮（徭役和粮食税）统之两都，烟户属之厢保”[37]。除了名称上存在着一些混乱，该作者所作功能性区别无疑是正确的。《贺县志》（1890）的修纂者尽管采用了不太准确的用语，但是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赋税体系和治安体系之间的区别。他说，1865年知县重新编组了该县的粮户（即承担缴付税粮的人户），共为18个里、18，802户。大约25年后，在1889年，另一名知县对保甲作了修改，为31个团、31，502户。[38]“团”在这里被用作保甲单位的名字，1团平均包括大约1，000户。因此，它相当于官定的名称“保”。戈涛在《献县志》保甲部分的序言里 ，简括地论证了整个问题，指出：“里甲主于‘役’（劳役，即税收），保甲主于‘卫’（防卫，即治安监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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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的定义，保甲和里甲这两种体系的功能的确有一点是重叠的。两者都被指定在一特定区域内对户口进行编查，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存在着区别。进行里甲登记的目的在于确定缴纳的赋税额；进行保甲登记的目的，则在于按照可靠的各特定地区的户数、居民的情况，来调查潜在的犯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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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的不同，里甲的户口登记任务还是（在乾隆初期）转移给了保甲，很多事例表明，甚至税收事务也转移到保甲代理人的手中。或许正是这一转移，使得一位当代学者相信“里甲之形式，实不过保甲组织形式中之前一阶段耳”，换句话说，“乾嘉以前之里甲制，与乾嘉以后之保甲制，实为完成清代整个保甲制度之两个阶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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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同清廷在1648年（即1644年确立保甲组织4年之后）正式创设里甲组织的事实是相矛盾的。该观点还忽略了嘉庆之后（据上引学者的观点，此时是保甲组织的“充分发展”阶段）里甲和保甲都衰败的事实。无论有没有得到朝廷的明确批准，里甲组织的主要职能在18世纪都交给了保甲组织，只因为前者早些出现衰退。职能的转移，实际上是先前不同的体系混合在一起了，而不是单一体系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过渡。的确，各种事实都表明，清朝统治者有目的地设置了两项不同的制度，各自具有特别的、独立的职能，作为避免赋予任何地方代理人更多权力的措施。随后发生的事（职能的重叠），出乎了他们的预料。如果说清朝统治者默认了这种新情况（特别是户口登记），他们也只是接受一个既定事实，而不可能在法律上批准保甲集里甲的职能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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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和里甲这两个体系经常采取由地方官吏负责推行的做法，以及它们的职能经常发生重叠的事实，加上人们对这两种体系在名称使用上漫不经心的态度，使得人们很容易认为二者是同一体系。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志的修纂者对这两个体系的真正意义和功能存在着误解，或者由于他们手中所掌握的资料不足、不正确，而散布了他们自己的混淆观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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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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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乡村建制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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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是另一个官方建制。它虽然在事实上至少同保甲和里甲之一有某种关联，但是在概念上与两者都不同。在这里有必要扼要地解释一下社的组织形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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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的一个早期刊本，清廷在1660年（顺治十七年）采纳一项关于在帝国的乡村地区设置里社的建议。据说，毗邻居住的多少不等（在20户到50户之间）的人户构成一社，这样，每个区域的居住户，“每遇农时，有死丧病者，协力耕作”。该书在后来版本不再提到此事，但是许多地方志都记录了社在许多地方实际存在着，[42]这证明了17世纪政府的命令并非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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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邯郸县志》（1933）引1756年版旧志，指出：“本县初有二十六社、四屯，后改屯为社，今凡三十社，每社各分十甲。”[43]《滦州志》（直隶，1898）作了类似的描述，指出1896年进行人口统计时，滦州“统计六十五屯社，一千三百四十七村庄。……通共七万五千六百九十七户，男女大小五十六万一千六百六十七口”。[44]《睢州志》（河南，1892）将当地的村庄大部分称作社，如梁村社、安乡社，等等。[45]同省的临漳县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该县的乡村地区划分为8个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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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也存在于华中和华南的省份。在湖北省一些地区，社显然已经取代了里，宜城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光绪湖北舆地记》，宜城县的乡村建制安排如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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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据《光绪湖北舆地记》，西乡29村，南乡37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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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化县、竹山县和竹溪县也存在着相同的情况。[48]在华南地区，社出现在南海县和信宜县（均属广东省）[49]、同安县（福建省）[50]和南昌县（江西省）[51]。根据《南海县志》（1910），该县的乡村被划分为58个堡（不同于保甲之保），有些堡再划分为乡，另一些堡则划分为社。乡和社都再划分为村。《九江儒林乡志》（1883）就描述了九江（南海县的一个行政区划）的不同划分情况：在该堡，村被再划分为社。[52]在信宜县，社是都或乡的下层单位。[53]奇怪的是，在南昌县，社仅在市区存在，每个社均包括数量不等的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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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说明社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追溯“社”的历史根源。“社”这个名词最早的出处之一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齐国致赠1，000个社给鲁国。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注释家杜预解释说：“二十五家为社。”[55]在隋朝（586—617），“二十五家为一社”，它主要是向土地神和谷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单位。[56]随着历史的发展，社获得了其他功能，在隋朝和唐朝，它同乡村的粮仓联系在一起，承担了赈济饥荒的任务；[57]这实际上是后来所有王朝的地方基层组织中非常重要的工作。[58]在元朝，社成为一个正式成立的农业事务的中心。1270年，忽必烈颁发《农桑制十四条》，要求农村中每50户组成一社，并任命熟悉农业的年长者担任社长，负责“教督农桑”，并指导社内居民的一般行为。[59]在明朝，社的规模又一次得到扩大，其控制乡村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强化。明太祖在1368年（洪武元年）岁末下旨，规定每100户组成一社，每社修建一个祭坛，作为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场所。他修正地继承了元朝的里社制度，命令华北地区的居民“以社分里甲”。[60]这种规定的确使社同税收组织体系联系在一起。1375年（洪武八年），他命令对参加社坛（即乡村祭坛）祭祀的农民，宣读“抑强扶弱”誓文；[61]通过大众的宗教，社成为皇家控制人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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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笔者用最简短的语言交待了社在清朝之前的历史演变情况。清政府所设想的社显然最接近于元朝的体系，即是说，它主要是一个提高或促进农业生产的组织。清代的社取得了一些其他功能，那都是它的前身在某个时期曾经拥有过的。例如，在广西贺县，据说社实质上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乡村组织。根据《贺县志》（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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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八家或数十家共一社，二、六、八月皆致祀，聚其社之所属，备物致祭，毕，即会饮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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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社实际上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中心。1883年，张之洞（时任山西巡抚）的一份奏折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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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查：晋俗每一村为一社，若一村有二三公庙，则一村为二三社。社各有长，村民悉听指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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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明代一样，社更经常地与里甲结合在一起（因此被称为里社），成为税收体系中之一环。《祥符县志》（1898）的修纂者写道：“里甲：凡七十九社，雍正四年（1726）割去山东曹县新安社，实存七十八社。每里置经催一名，以督赋课。”[64] 在直隶邯郸县，社同样变成一个税收单位。1855年，知县卢远昌“逐社”仔细地查阅了税收登记簿，因此能消除此前盛行的“窜社跳甲”的弊端，也就是“社名在东而地在西者，社名在北而地在南者”。[65]在某些事例中，社事实上被当作与里相当的单位，例如17世纪的山东青州道[66]和19世纪的直隶抚宁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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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隋唐时期一样，清朝时期的社也同乡村粮仓联系在一起。关于社仓（社区粮仓），俟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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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1935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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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ina Review，VIII （1880），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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