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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这一时期的主要叛乱和暴动，包括1774年山东王伦领导的民变，1793年至1802年发生的影响到直隶、河南、陕西、四川和甘肃等省的白莲教叛乱，王三槐领导的“教匪”运动（白莲教叛乱的一部分），1800年到1804年刘之喜在西南领导的民变和1813年林清在北京领导的民变等等。参见《剿平三省邪匪方略》（1810）；《剿捕林清逆匪纪略》；《故宫周刊》，195—236期；以及稻叶岩吉（I.Inaba）的《清朝全史》（中译本）第三册，第1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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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清会典事例》，15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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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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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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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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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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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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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大清十朝圣训·仁宗朝》，101/22b-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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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大清十朝圣训·仁宗朝》，101/25b-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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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大清十朝圣训·仁宗朝》，101/24b-25a。还请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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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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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60-7761。关于“联名互保甘结”，还可以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58/2b，和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5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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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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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该上谕部分内容是：“有习邪教者，准五家首之，无则五家连环具甘结。”引自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39a-b〔译者按：39应为3〕。《圣谕》十六条中第七条和乾隆帝1746年发布的关于指示地方督抚加强保甲组织、镇压“倡为邪说，敛钱作会”者的一道上谕，都表明清朝皇帝很早就关注了“异端邪说”。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58/1a。然而在18世纪结束之前，“异端邪说”对于统治者来说还未发展成相当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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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大清会典事例》，158/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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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8。编者是针对1810年嘉庆帝发布的一道上谕进行评论时作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清朝皇帝认为保甲制度相当重要，但是相对说来，他们并不注意保持保甲组织结构的一致性，也不注意术语的统一。结构不一，名称相异，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译者按：原文无乾隆〕、嘉庆等朝都存在。看起来，嘉庆帝区别不了里甲制度和保甲制度。在他发布的一些上谕（特别是1815年和1816年的上谕）中，他谈论起来，好像“里长”就相当于保长（《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60）。我们综合前面所讨论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绘成表3-1，以此表明顺治朝到嘉庆朝在保甲组织术语方面动摇不定的情况：表3-1：保甲组织术语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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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于成龙写了一篇名为《弭盗安民条约》的文章，包括了他自己关于保甲制度的主要思想。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74/24-28）和戴肇辰《学仕录》（2/4b-10b）收录了他的这篇文章。有关于成龙个人传记，可以参见Arthur Hummel （恒慕义），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II，pp.93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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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黄六鸿《福惠全书》（1893）。另一著名知县彭鹏，运用保甲制度也相当成功。戴肇辰在其《学仕录》中（1/25a-26a）叙述了彭鹏的《保甲示》，提出了公众关于保甲制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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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汪辉祖《学治臆说》（1793），卷下，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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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陈宏谋（1696—1771）《培远堂偶存稿》（1897），43/11a-12a。〔编者按：见《稽查丐匪檄》，乾隆二十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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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自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36—240页。清政府在1813年（嘉庆十八年）下令在全国推广使用叶佩荪的《保甲制度运行事例》。杨景仁《筹济编》（1883）17/7b-14b〔编者按：应为卷二十七“严保甲”〕，叙述了叶佩荪《事宜》的主要特点。按照杨景仁的记载，叶佩荪在1780年代担任湖南布政使期间，设计出一套“保甲规条”来推行保甲制度。叶佩荪之子（时任清政府内阁某部侍郎）在1813年将这套措施上奏清廷，很快得到采纳在全国推广。〔编者按：叶佩荪之子名叶绍楏，时任刑科给事中。〕杨景仁还强调说，推行保甲制度的“循环册”方法，是叶佩荪1781年担任湖南布政使时就设计出来的；“循环册”构成了1813年清政府采纳推行的叶佩荪式保甲制度的一部分。汪辉祖（见注49）则在18世纪成功地推行了保甲制度。他在其《病榻梦痕录》（1886），卷下，9a和32b中，叙述了他在1787年和1788年担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和道州知州时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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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刘衡《庸吏庸言》，91a-96b。然而，官员们的汇报不可能完全正确。一些知县会对他们的上司作过于乐观的汇报，而上司又故意地或不经意地向清廷作同样的汇报。河南巡抚于荫霖在1900年的一份奏折中所反映的问题，提醒我们对下列这种官员们的所说可以完全相信：“至保甲事宜……编查丁口，及一切支更宁夜，成规具在，地方官非不禀报举行，而劫掠之案，仍层见叠出者，臣愚以为，条例不患其不密，患在考察之未真；法制不患其不详，患在奉行之不力。”〔编者按：原书未注明引文出处，查本段出自《于中丞奏议》，卷八，86页《查明阌乡县劫案请将知县参革并增定缉捕章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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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史列传》，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版，43/34b-35a。湖南省似乎是少有的推行保甲制度取得相当成功的省份之一。在湖南一些地方，保甲制度得以推行了大半个19世纪。举例言之，《湘乡县志》（1874年刊，3/52a）就说：1815年（嘉庆二十年），通过保甲登记入册和人口检查，得知湘乡县的总人口为91，690户，583，205人（包括妇女儿童）；1868年（同治七年），又经过登记入册和人口检查，发现总人口为85，122户，537，289人〔编者按：查原志，应为537，218人〕；1871年（同治十年），为85，131户，537，289人。然而，这些数字不一定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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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1840），26/4a-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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