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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丁日昌《抚吴公牍》，43/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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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21a。〔编者按：彭鹏《保甲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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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陶元淳的文章，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10a。〔编者按：陶元淳《条陈四政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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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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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黄六鸿《福惠全书》，22/1a〔译者按：在2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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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680年代早期担任三河县知县的彭鹏（1637—1704）的评论，引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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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张惠言（1761—1802）《论保甲事例书》，引自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15b。戴肇辰的《学仕录》（13/25a）也收录了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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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大清会典事例》，158/2b。一些西方观察家也作出结论说，保甲组织并没能够上报犯罪，如G.W.Cooke，China （1858），pp.435-436.Legge，“Imperial Confucianism，” China Review，VI（1877-1878），p.369，从三个角度来论述保甲组织没有上报犯罪及犯罪分子的原因：“首先，真正关心人民大众的地方官员相当少，父母官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们的名望。他们害怕把有关其管辖地区发生的偷盗事件上报到高一级官府中去，除非这种上报所引起的调查在他们自己引导之下。……地方官深知这一点，因而总是报告说他们所辖保甲区内并无偷盗事件发生。……再次，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许多不知廉耻的乡绅和文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再也不能有什么进步；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所谓的讼师。这种乡绅、文人和讼师，全部都或多或少地同衙门联系在一起。强盗、小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相当大，他们有目的地把强盗、小偷隐藏起来，分享赃物。穷苦人……则不敢出头上报。其三，在许多情况下，乡人本身懒惰。他们虽然知道在自己所在的十户区内就有强盗、小偷，但是并不告发。他们愚蠢地认为：‘只要强盗、小偷不伤害我们，我们为什么第一个出头呢？’问题还不只是这些。有的乡人，不但不去告发，反而同贼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或许会廉价买下赃物，共同分享赃物。”看来，Legge的论述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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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张琦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引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26a。〔编者按：张琦《答陆劭文论保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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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1814年（嘉庆十九年）的一道上谕，引用了汪志伊的评论，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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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7，1799年（嘉庆四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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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大清会典事例》，158/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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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Jamieson，“Translations from the Lü-li，” China Review，VIII （1880），p.261：“十户制下的成员，不过是对相互之间的行为永远担保。……亦就是说，10人之中，要互相对对方的行为负责，整个王国都是这样。如果10个人中有谁犯罪，那么其余9人就应该把他告上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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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参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46页，引司马光1086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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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嘉庆帝1799年发布的上谕，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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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丁日昌《抚吴公牍》，34/2b-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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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 （1870），I，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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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黄六鸿《福惠全书》，21/1b和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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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吴文镕的评论，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8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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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清朝文献通考》，24/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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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黄中坚《保甲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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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1814年的一道上谕，引述了汪志伊的上奏，见《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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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这种情况正如一位著名的知县在官文中所说：“嘉庆十九年钦奉特旨编查，惟时卑职备员广东，窃见各属奉行保甲绝少稽查之实，徒滋科派之烦，是以该处绅士并齐民视保甲为畏途，求免入册。其入册者，相率减漏户口。推原其故，良由地方官疲于案牍，不能不假手书差，而一切工料饭食夫马之赀，不无费用，大约书役取给于约保，约保构之甲长，甲长索之牌头，牌头则敛之花户。层层索费，在在需钱，而清册门牌任意填写，以致村多漏户，户有漏丁，徒费民财，竟成废纸，此外省办理不善之由。”见刘衡，《庸吏庸言》，8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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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这类事例可以参见17世纪官员彭鹏的叙述，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74/21a；18世纪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12/6a；及19世纪丁日昌《抚吴公牍》，28/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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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王怡柯《农村自卫研究》（1932年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刊，第42页），引用的司马光在1086年奏疏中的说法。然而应该注意，宋朝时期的保甲制度包含服军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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