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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清廷法律规定纳税人要亲自交税，把税钱投入安放在衙门大门前的官柜中。但在事实上，地方官员经常无视这一规定。这就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前述类型的不法行为。结果，纳税人深受各种各样敲诈勒索手段的危害。广西《容县志》就记载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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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县中官设银店征粮，有忠信、公和、义昌、裕和四店。时赋耗无定章，任意浮收，凡征银一两者，加收银七八钱，其不及一两者倍之，至二三分之户，则收至二三钱不等，民苦无告。嘉庆五年奉上谕严禁州县私设官店以杜浮收，抚宪谢因出示遍饬各属，凡征收粮赋，须设柜大堂，听民自封投纳，毋许胥吏侵蚀。颁示下县，而邑令某匿示不宣。八年四月，诸绅愬诸府宪，奉批后官店虽撤，而征柜设于库房，重戥留难，浮收如故。九年四月，诸绅上愬臬宪，批札既下，始在大堂设柜，而复有东省游棍勾结丁役，钻充柜书，浮收益甚。八月，诸绅控之藩宪，事未得直。延至十一年开征时，柜书又行变计，凡完粮者，概不给收数清单，意图蒙混。嗣经诸绅于署内廉得其浮收总册，因钞粘分赴抚藩臬各辕呈禀，已奉牌提究，而柜书内有奥援，阴为沉匿……六月，诸绅逼得将前情奔告制宪，始奉严檄，由司饬府提讯……怀集令审讯二次，苍梧令审讯二十二次，十二月府宪复亲提研鞫，尽得其历年串同舞弊情形，各书役等按论如律。因酌定加耗章程，凡征银一两者加纳四钱二分，多少递算。……诸绅欲言而有征，因于是年勒碑垂后。[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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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例虽然并不典型，但是相当能说明问题。它反映的事实是，衙门走卒的地位虽然低，但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拥有非常大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期望里甲组织能够战胜这股令人生畏的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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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以认为，把税钱投入安放在衙门大门前的官柜里，或者固定加耗，就能解决税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到衙门来交税，本身对于乡人来说是个苦难。《慈利县志》（湖南，1896）的修纂者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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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民惮入城，当二忙时，或因循失期，或展转属他人，而有忘误……吏辄代完，悉收其券票，更卖与奸侩，至逋赋家坐以抗粮，则妇儿鸡犬不宁，索唯所欲，尽产物犹不免破家相踵矣。[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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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不法行为，它是清政府准许以货币代替实物交税的做法所衍生出来的。税额通常按银两结算，[168]但是，纳税人（尤其是小户人家）的收入是以铜钱计算的，因而他们不得不将铜钱兑换成银两，而且通常是在官府特别指定的地方兑换。就像上引西方作者所指出的，这就为地方及衙门走卒玩弄银子兑换率提供了机会。19世纪前中期，银价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点，因而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根据一位著名高官的说法，在清王朝建立初期，兑换率是700铜钱兑换1两银子。在雍正帝和乾隆帝在位期间，兑换率虽然开始上升，但是还未超过1，000铜钱兑换1两银子；而在19世纪早期，却跳到每两银子能兑换2，000铜钱的程度，到咸丰帝和同治帝在位期间，则达到了每两兑换5，000或6，000铜钱的高度。[169]不论银价高涨的原因是什么[170]，都必然给人民大众尤其是所交税额相对较少的乡人带来极大的痛苦。按照规定，税额摊派以银两计算；铜钱价值贬值，就必然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最早在1657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规定30%的税收可以通过铜钱缴付，并且正式公布于众，但是不久之后就抛弃了这一规定。[171]这样，因兑换率上涨而导致的所有损失，就完全落到了纳税人的头上。另一方面，无论是牟取私利，或仅仅只是自我保护，税吏在收税时都不会忘记采取对他们最有利的兑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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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事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828年（道光八年），道光帝在一道上谕中，引用了一名御史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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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近年征收钱粮，折钱日加日多，如宁海州每银一两折收京钱四千二百，诸城县每银一两折收京钱四千二百六十。本年黄县以加增钱粮滋事，则借银价昂贵为辞。现在他州县亦皆持此说，日加日多，靡有底止。[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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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道光帝在另一道上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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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河南本年银价大钱一千四百有奇，地方官征收钱粮中新郑、禹州、许州、灵宝等州县，每两竟折大钱两千及两千二三百文，较之去年各加二百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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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60年后，一名美国外交官观察到一个玩弄兑换率的相当恶劣的事例，终于导致地方的反抗。在一个离清帝国首都很近的地方，海关税兑换率为每两2，000铜钱。在某一天，知县却擅自抬高到4，000铜钱，不久又提高了兑换率。随即，反抗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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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任的知县把兑换率上涨到5，000文铜钱才能兑换1两银子。这一规定表面上在平静中得到乡人遵循。这样，知县错误地认为其管下居民不敢反抗，因而在几个月后，又把1两银子的兑换率提高到6，000文。这时，乡人不满情绪虽然高涨，但还是遵循了。而知县还不满足，又提高到7，000文。此时，乡人谈论组织反抗，但还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知县还未知足，在自己任期到半之前，又进一步提高兑换率，规定8，000文才能兑换1两银子；这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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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的不法行为终于引发了危机。乡人们举行集会，决定通过都察院向皇帝提交请愿书。……请愿书根据集会的决定准备好了，由三名有影响的文人带到首都。……但是，不但请愿书丝毫未看就被退回，而且每人还被重打50大板，被罚交一小笔藐视法庭费。三人凄凉地、垂头丧气地返回。知县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把兑换率又正式提高到每两兑换9，000文。……乡人们立即集会，更仔细地起草了请愿书……由三人再一次带到首都。这次，乡人们成功了。那名胆大妄为的知县被罢黜，丢掉了乌纱帽，永远不得再为官。[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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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有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不法行为。例如，在江西一个地区，清政府为税收而规定的银钱比价为1，000文铜钱，而税吏却抬高为每两要1，885文。由于1830年代晚期每石谷物只值800文，因而农民们要卖二至三石粮食，才够交纳1两的税银。[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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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官吏来说，由于玩弄兑换率所得利润非常诱人，因而在那些本来规定可以用实物缴纳的地方，也千方百计采取用折银的办法。《铜仁府志》（贵州，1954）就记载了下列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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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坡头乡民输将踊跃，是年届期征收，民咸赴仓完纳，司仓者故难之，不为遽收，欲其折价，冀可中饱浮费也。[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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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之役的爆发，使清王朝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清廷认识到由于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毁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大大降低了，因而要求地方官在收税时，一半收铜钱，一半收银两。[176]可是州县官员却仍然要乡人用银两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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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种类繁多、横行全国、地方官员及衙门走卒都卷进去的不法行为，负责里甲组织的人又能做些什么，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维持税收程序呢？他们不过是在县以下基层组织中服务的普通纳税人。清王朝建立初期曾公布一项法令，规定里长、甲长有权控告非法强加负担的州县官员。[177]这一法令基本上也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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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绅士与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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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绅士是造成乡村骚乱的又一原因。绅士妨碍了税收制度，特别是里甲体系的正常运行。这里所说的绅士，包括曾任过官职的退休官员、大地主和士子文人等。拥有大量土地、有义务缴税的绅士，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常常能保护自己不受差役或税吏的侵犯；这样，官吏的敲诈勒索，就主要落到了普通百姓的头上。绅士甚至利用自己的地位，把自己应该交的份额，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或者与官吏、衙门走卒狼狈为奸，共同压迫普通百姓。[178]严格说来，未能通过任何官方举行的考试，或者没有取得什么官位爵位或头衔的文人，并不是绅士，但正是他们备考攻读，以求晋身的事实，使得地方官经常给予他们特别的礼遇，乡人也对他们给予几分尊敬。他们自然会利用所能得到的特殊待遇，在交税问题上谋取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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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理论上所有耕地都要交税，但是在清廷的眼中，所有纳税人并不是平等的。纳税人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清王朝一建立，就给予官吏和绅士种种特殊免税权和其他特权，使他们处于优于人民大众的地位之上。[179]官府对特权阶层的纳税人，比对普通百姓有更多的照顾和恩惠。取得“贡生”“监生”或“生员”头衔、有义务缴纳土地税的士子，如果“发现”自己不方便及时缴税，可以推迟2到6个月的时间；而普通人必须按照官府规定的期限缴纳。[180]绅士阶层更可以免服“杂色差徭”。[181]清王朝统治者继承遵循上古以来的传统，[182]甚至在正式进入北京以前，就准许那些服从新王朝统治的生员免服徭役。在这之后几年，清廷又在1635年规定所有举人家中可以有4名丁口免服徭役。到了1648年，顺治帝又进一步决定扩大免税范围，推出了一系列措施，给予不同层次的官吏和士子不同的照顾。在这些规定之下，品秩最高官员的家庭成员多达30人可以免服徭役；最低层次的士子，也可以有2人免除徭役。这一慷慨的措施持续到1657年，清政府才改变了规定，此后只有本人才可以免役，其家庭任何成员都不再享有特权。[183]为了防止有人滥用，有名巡抚1726年设法取消这一特权，但清廷又重申了1657年的规定，[184]并持续到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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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税并入地税一起征收，使丁税摊派变成以土地而不是以人为基础，丁税也成为土地的附加税。这一措施，对上述特权产生了一些影响。在法律上，绅士本人可以免除普通丁税和杂七杂八的差役，不管他们是否拥有土地；在事实上，所有无地者都没有缴纳丁税的义务，[185]不管他们是特权者还是普通百姓。因此，这一税制变化，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绅士成员来说，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拥有土地的绅士，虽然要缴纳土地税，但是比起普通的土地所有者来说，他们享有免纳丁口附加税的优势，并在事实上经常免服所有其他力役。换句话说，假如土地数量和所应交纳的土地税相同，他们要缴纳的税还是要比普通百姓来得少。对于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绅士来说，其经济上的优势是相当实在的。既然自康熙晚期以来各地丁税税额就固定下来，不再增加，那么准许拥有土地的绅士免税，就使额外的负担落到了普通土地所有者的身上。这一情况，既刺激了普通土地所有者去追求特权地位，也刺激了无地的绅士去获取土地。[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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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一开始就认识到绅士可能会滥用被授予的特权，几乎在给予绅士阶层特权的同时，就采取措施，防止他们逾越法律的界限。但是由于很多享有特权的人都倾向滥用特权，使得清王朝的税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政府（它努力铲除欺诈行为）同绅士（他们竭力把自己的特权发挥运用到最大范围内）之间的一场斗争。绅士所采取的欺诈行为，主要表现在完全不交税、把应交份额转嫁到其他人身上，或者包庇那些并不拥有合法免税权的逃税者等方面。[187]一系列社会因素为这些欺诈行为提供了机会，清廷对纳税人的不同态度要为这种情况负直接责任。纳税人户通常被分为“绅户”（“宦户”和“儒户”属这一阶层）和“民户”，又分为“大户”和“小户”，还有“城户”（就是不住在乡村的地主）和“乡户”（即农民）。[188]这一划分，虽未得到清政府认可，但是在实际中，社会地位不同，得到的待遇也不同。对于那些拥有社会威望、政治影响或经济势力的人户，清政府给予特殊照顾。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人户还成为另一些压迫者。而且，尽管乡绅和官府之间偶尔发生利益冲突，但在总体上，他们或多或少总是保持亲密关系。官衔较高的绅士，其威望或影响就相当大；大多数绅士和渴望取得绅士地位的文人，都深知为官之道——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州县官员经常发现，面对种类繁多的州县事务，很有必要寻求这些人的协助或合作，因此，他们宁愿无视或玩弄清廷规定的措施，也不愿意招致绅士的敌意。这样，官员对于绅士的犯罪行为就经常熟视无睹，甚至在可疑问题的处理上达成默契。结果，拥有绅士地位的人就有条件欺骗清政府的正常税收，或者剥削平民身份的纳税人。与大多数乡人一样是普通百姓的里甲代理人，根本就无力采取什么方法来维持法律规定的税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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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皇帝采取措施，设法终止绅士拖欠缴纳土地税的不法行为。1658年，在里甲制度推行整整10年之后，清政府下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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