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3661
1703093662
名为佥报殷实，竟不稽查田亩，有田已卖尽，而仍报里役者。有田连阡陌，而全不应差者。[200]
1703093663
1703093664
为了解决问题，清政府下令在土地占有的基础上重组里甲组织：
1703093665
1703093666
将通邑田地配搭均平，每图编田三千亩零，每甲以三百亩为率。不论绅衿民户，一概编入里甲，均应徭役。[201]
1703093667
1703093668
这一严厉措施实行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已知的是，到19世纪中叶，这种新式里甲组织编组方法已经停止运行，在劳税义务的决定上“甲田之多寡无关轻重”。[202]
1703093669
1703093670
1690年，清政府第一次颁布了全国一体施行的措施：“直省绅衿田地与民人一例差徭。”这项决定是应山东巡抚（佛伦）的上奏而作出的：
1703093671
1703093672
凡绅衿贡监户下均免杂差，以致偏累小民。富豪之家，田连阡陌，不应差徭，遂有奸猾百姓，将田亩诡寄绅衿贡监户下，希图避役。应力为禁革。[203]
1703093673
1703093674
然而上述措施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效果。10年之后即1700年，清廷又发布一道上谕，重申必须根除当时还在继续存在的劣行——诡寄滥免，并补充指出衙门走卒和普通士兵也纷纷“效尤”，企图逃避徭役责任。[204]
1703093675
1703093676
1726年，清政府又采取行动，“详定绅衿优免之例”。四川巡抚（罗殷泰）显然被公然滥用免服力役的特权激怒了，因而上奏建议取消所有优免的规定，以之作为防止逃避徭役的有效措施。经过户部和九卿详议之后，清政府作出如下结论：
1703093677
1703093678
绅衿只许优免本身一丁，其子孙族户冒滥，及私立儒户、宦户包揽诡寄者，查出治罪。[205]
1703093679
1703093680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取消了1690年的规定，只是表明清王朝当局在澄清稍显混乱的状况。在清王朝统治的早期，田赋根据土地征收、徭役根据人头征收，很容易在这两种基本税收之间划清界限，也很容易把徭役摊派在有义务承担的各种丁口身上去。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两种税很早就有合并在一起征收的倾向，亦即是说，人头税在事实上已经变成土地的附加税，这条界限就不再清楚了。与此同时，正常的丁税额自1712年以后就固定下来，但是杂七杂八的差徭却不断冒出来。由于差徭征收的税额增加越来越多，丁税在所有徭役税的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相当小。
1703093681
1703093682
这一趋势引出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拥有绅士地位的土地所有者，是否应该缴纳所有这些税，包括承担各种各样的差徭和普通丁税呢？
1703093683
1703093684
土地拥有者毫无疑问是很清楚正确答案的。他们知道清王朝的法律给予他们特殊免税待遇，是免除他们自身的一份丁税。法律对其他各种徭役并没有说明，但是他们紧紧抓住这一基本原则，认为拥有士绅地位的人可以免除所有形式的力役，不管他们拥有多少土地。因此，他们竭力不让自己的土地承担任何力役，并且企图常常能够得逞。事实上，一些绅士甚至更过分，还利用他们的地位非法牟利。
1703093685
1703093686
地方官员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们从实际而非法律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地方官认为，既然所有力役实际上都是以土地为根据进行摊派的，那么，拥有土地的人就应该承担，而不管其人地位如何。让绅士（他们实质上是土地所有者）免税，政府（或他们自己）是承担不起这个损失的。他们常常充满理由地指出，给予拥有土地的绅士特殊照顾，就等于增加了普通纳税人的负担。
1703093687
1703093688
清政府1690年规定所有差徭都应向土地拥有者征收，而不管各人地位如何，显然是支持地方官看法的。这样，清政府授权向拥有土地的绅士征收差徭。当它在1726年再次确定免除丁税特权之时，表面上支持了上述绅士们的看法，但是带有一个重要的含蓄的保留。在拥有土地的绅士要求免除所有力役——为数众多的差徭和普通丁税——之时，清政府就坚持执行以前颁布的制度，每个拥有土地的绅士只能免除一个人的丁税，换句话说，绅士们必须承担所有形式的差徭。虽然差徭和丁税在理论上都是徭役，清政府免除其中之一而征收其余各种，做法或许有点矛盾。总之，拥有土地的绅士必须承担各种各样的差徭是相当清楚的。
1703093689
1703093690
一些享有特权地位的人，对清政府规定的冒犯，远远超过单纯地逃避他自己应承担的税额。其中最令清政府烦恼的，用官方术语说就是“包揽钱粮”：替别人完纳（或拖欠）钱粮，以从中获取非法利益；换句话说，滥用免除丁税的特权，来包庇那些没有这项特权和渴望免除部分或全部税责的人。山东省提供了一些早期的事例，根据1690年的官方记载：
1703093691
1703093692
山东绅衿户下地亩，不应差徭。……更有绅衿包揽钱粮，将地丁银米，包收代纳，耗羡尽入私橐，官民皆累。[206]
1703093693
1703093694
大约同时，湖南省也发生了类似事例。清王朝当局在1696年的一道指示中说道：
1703093695
1703093696
湖南陋习，里甲之中，分别大户小户。其大户将小户任意欺压，钱粮皆大户收取，不容小户自封投柜，甚且驱使服役。嗣后小户令出大户之甲，别立里甲，造册编定，亲身纳粮，如有包揽抗粮勒索加派等弊，该督抚题参治罪。[207]
1703093697
1703093698
“包揽钱粮”，并不只是发生在这两个省，也不只是富有的绅士大地主才有这种行为。雍正帝在1724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就能反映这一问题：
1703093699
1703093700
闻有不肖生员、监生，本身原无多粮，倚恃一衿，辄敢包揽同姓钱粮，以为己粮。秀才自称儒户，监生自称官户。……迟延拖欠，不及输纳，通都大邑固多，而山僻小邑尤甚。[208]
1703093701
1703093702
在一些县区，衙门所派差役发现无力对付势力强大的绅衿欠税者。1815年（嘉庆二十年），一道上谕提到：“潮阳、揭阳劣衿大户包纳抗拒，甚至差役不敢下乡催征。”[209]根据另一资料，广东省另一县东莞的纳税人，也常常“附势力之乡”，以逃避摊派在他们身上的力役。知县屈从于乡绅的势力，对税责调整也毫无作为。[210]
1703093703
1703093704
漕粮的征收也给“包揽”的许多特殊方法提供了机会。许多虚假行为（包括未经批准而加税、在征收和运输过程中进行敲诈勒索）自清王朝建立以来就一直伴随着漕粮制度而存在。[211]1760年代之后，此种不法行为在一些地区变得更加严重了。[212]清政府的任何规定都无法对这些不法行为发挥遏阻作用。到18世纪末，一些高级官员认为问题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有一名官员就在1800年左右〔编者按：应为1809年〕向清帝提交了一篇惊人的报告：
1703093705
1703093706
制臣访闻，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此三项内，缙绅之米仅止不能多收，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州县受制于刁衿讼棍，仍取偿于弱户良民。其安分之举贡生监所加多少不一，大约总在加二三之间。所最苦者，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违。……且乡僻愚民，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伊等贿托包户代交，较之自往交漕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是以迩年包户日多，乡户日少。[213]
1703093707
1703093708
政府代理人尤其受到那些能够利用诉讼作为保护（或冒犯）工具的“包户”阻挠。这名官员继续说道：
1703093709
1703093710
包户揽纳米石，为数不少，到仓时，官吏稍为查问，即抗不交纳，或将湿碎短少之米，委之仓外，一哄而散。赴上司衙门控告，转须代为看守。[214]
[
上一页 ]
[ :1.7030936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