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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缴税和官吏盗用贪污公款，本身并不意味着清政府财政的崩溃。因为清政府的总收入，并不全部来自“地丁”和“漕粮”，还来自于许多其他税种，其中包括关税、盐税、特别物资的专卖税（榷税），如茶榷和特许费（如牙行经纪许可）。[242]19世纪又增加两种重要的新税源：海关税和厘金。这些旧税和新税的收入在18世纪和19世纪稳定增长，而普通“地丁”税的重要性却相应下降。表4-2所列数字虽然不全面，但足以说明这一趋势。[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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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地丁税和其他税的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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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不能说是准确的，因为它们无法查核，有些学者也不认同，[244]但是可以以之来表明一般的趋势：在18世纪前半期，清政府土地税和徭役税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占80%以上，但到1865年所占比重急剧下降到不及40%，而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只占30%多一点。随着地丁税地位的日益降低，作为地丁税征收的辅助性工具的里甲组织，也不可避免地丧失其在清王朝税收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里甲组织最终失去了作为独立的乡村控制工具的地位，其对税户进行登记入册和征税的职能转入一些保甲组织人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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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甲组织的崩溃，虽然并没有给清王朝带来财政崩溃的痛苦，但却造成了其他严重的困难。到了19世纪，土地和徭役税的收入虽然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但它们仍然给许多纳税人带来源源不断的苦痛。地方官员及其走卒、履行里甲组织原来职能的清政府在乡村的代理人，仍然继续剥削或压迫广大乡村大众；乡绅继续利用其特殊地位，以牺牲其乡邻为代价，为自己牟取好处。在整个清帝国面临着此起彼伏的社会危机，而清政府失去大部分的威望时，因税收征收中的不公而引起的仇恨，最终引发了地方动乱，因而酿成了19世纪的大规模动乱。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叛乱——太平天国，其最初的部分力量就是来自对税收体系不满的乡村大众。当时的一篇叙述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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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逆焰初张时，所过粤西州邑，搜刮赀粮，每遇富室巨家，必掘土三尺。粤西绅士，匐匍入都叩阍，呈诉冤苦。……逮逆党由长沙陷武汉，虏劫之局一变屡变，始则专虏城市，不但不虏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贼于乡村从不肆杀……然于官幕吏胥避居家属及阀阅之家，其抄愈甚，且杀人而焚其庐，并追究收留之家，谓之藏妖，亦焚杀之。……故贼所过之处，我官幕眷口至无人收留，有露处松林，寄宿破庙者。[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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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起事者精明地利用了清政府在财政体制中所犯的错误，但是他们自己也犯了错误，未能找出解决税收问题令人满意的方法。他们提出的乌托邦式的“天朝田亩制度”仍然停留在纸上。定都南京之后，公共收入就成为他们必须迫切解决的行政问题。为了获取全额的税收，他们设立了等级森严的乡官制度，从各种组织中的有产户挑选人员来担任乡官，以之承担实质上同旧里甲组织一样的职责，即登记税户，催促缴税。[246]在这种新制度中，里甲组织一些旧有的、人们熟悉的不法行为——包括敲诈勒索、盗用公款——又出现了。[247]太平天国起事者无力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财政制度，并不奇怪。他们建立的政权本身寿命短，充满了困难，根本不可能对社会习惯和政治习惯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事实上，考虑到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成员的素质，就要怀疑他们是否会比清王朝统治者更有能力，来解决乡村社会中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困难的税收问题。[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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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魏源（1794—1856）《古微堂内集·志编三》，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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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些收入包括盐税、货物通行税、营业税、注册费，在19世纪还包括厘金和海关关税。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6及卷28—31。关于对清王朝的赋税制度的简略叙述，可以参考Huang Han-liang （黄汉梁），The Land Tax in China（1918），part II。不过，黄汉梁对税收概念和征税方法的研究，并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目前的需要。Ch’en Shao-kwan （陈邵宽），The System of Taxation in China in the Tsing Dynasty，1644-1911 （1914），所据资料有限，错误很多。至于George Jamieson的文章，“Tenure of Land in China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XIII （1888），pp.65-68，则较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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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清会典事例》，177/6a-b；和《清朝通典》（1936），7/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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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清会典事例》，177/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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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朝文献通考》，1/4859。参见王庆云《熙朝纪政》（一名《石渠余纪》），3/1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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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朝文献通考》，1/4857；《大清会典》（1908），18/1a；和《户部则例》（1791），7/1a-13a。有关其他土地的种类，包括“官地”（政府经营的土地）、“学地”（学校所有的土地）和“旗地”（分配给旗人的土地）等。见《户部则例》（1791），卷5—6。在江苏省一些地方，1亩等于240平方步；1步大约等于当地的5尺或5英尺。而在其他省区，1亩可能等于360平方步，有的多达540平方步。参见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上海文明书局版，6/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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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清会典事例》，162/1a-13a；《户部则例》，卷5—7；和《清朝续文献通考》，4/7536。关于税额的变化情况，可以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3/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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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冯桂芬（1809—1874）《显志堂集》（9/2b）指出，江苏省和浙江省一些特定地区承担的税额过重，可以追溯到12世纪晚期（亦即南宋绍熙年间）。其他可以参见魏源《古微堂外集》，4/47a；梁章钜（1775—1849）《退庵随笔》，8/2b-3b，和《浪迹丛谈》，5/19a-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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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朝文献通考》，1/4860及4/4891；《大清会典》，18/1a-8b，提供了下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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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户部漕运全书》（1875），1/1a-8b的记载，这些省区包括：山东、河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北和奉天府。有关漕粮的征收规定，可以参见《户部则例》，卷34—41。用货币来取代谷物征收的赋税做法，可以追溯到汉代。参见刘世仁《中国田赋问题》，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45页和134页。关于对漕粮的总叙述，可以参见《清朝文献通考》，25/239和43/5251；《清朝续文献通考》，31/3092-3012；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the Ch’ing Dynasty”，Far Eastern Quarterly，XI （1952），pp.339-354。Hinton的博士论文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1845-1911 （1950），对漕粮征收问题，作了有益的开创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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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顺治时期法律上规定的税额，见《清朝文献通考》，1/4855-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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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朝文献通考》，3/4872。关于在土地税上征收超额的附加税数量情况，可以参见Horse B.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1913），pp.83-88。马士（Morse）相当多地吸收了Jamieson 的著作Land Taxation in the Province of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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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洛川县志》（1944），14/8b，引1809年刊本，对此问题作了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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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庆云《熙朝纪政》，3/41a-42a，简略地叙述了同这一合法过程有关的故事。在1644年到1724年间，虽然清廷的规定在事实上经常被置于不顾，但是征收这样的“耗羡”，是非法的。还请参见《清朝文献通考》，2/4863和3/4871。关于清政府1724年规定的税额，可以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64/1a-3a；和《户部则例》，14/1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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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户部则例》，1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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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清会典事例》，164/13a。还可以参见织田万的《清国行政法分论》第5卷，第92—97页。〔编者按：见《清国行政法》第6卷，第29—32页，“地赋的免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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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户部则例》，卷110—111（总蠲恤）和卷112—113（部分蠲恤）。其他有关的参考资料有：《大清会典事例》，卷276—277（贷粟）、卷278—281（蠲赋）和卷282—287（缓征）；《户部漕运全书》（1875），卷4—6（漕粮的蠲缓升除）；《蔚州志》（1877），7/6b-9b；《翼城县志》（1929），4/24b；《洛川县志》（1944），13/7b；《同官县志》（1944），14/2b-3a；《续修庐州府志》（1885），卷首，1a-31a和15/8b-19a；《蒙城县志书》（1915），4/24b；《巴陵县志》（1891），16/1a-14b；《富顺县志》（1931），5/7a-8b（关于各地的豁免交税和延期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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