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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明史》，78/1a概述了明朝的制度。关于清朝时期黄册的记述，可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13/2891和13/2893〔编者按：13/2891和13/2893见于《续文献通考》，所述为明朝事。清代户口相关记载见《清文献通考》，19/5023〕；刘世仁，《中国田赋问题》，第87—88页；及《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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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王庆云《熙朝纪政》，3/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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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续文献通考》〔编者按：原文误为《清续通考》〕，2/2786。明朝第一本鱼鳞册是在1387年（即洪武二十年）完成的，第一本黄册是在1381年（即洪武十四年）完成的。有关明朝鱼鳞册和黄册的编辑程序，《续文献通考》〔编者按：原文误为《清续通考》〕，13/2891和16/2931作了叙述。松本善海（Zenkai Matsumoto），《明代における里制の创立》，《东方学报》1941年12卷1期，第109—122页，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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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大清会典事例》，157/1a。《清朝文献通考》，19/5024，提供了另外的材料，说登记种类有四，即军、民（普通百姓）、匠（工匠）和灶（盐户），根据纳税人能承担的税率情况，各分上中下三等。《明史》（77/1b）和《续文献通考》〔编者按：原文误为《清续通考》〕（16/2913）含有关于明朝情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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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清朝文献通考》，19/5024；《大清律例汇辑便览》（1877），8/2a-b；及吴荣光的《吾学录》，20/5a-6a。吴总结惩罚如下：脱漏或隐蔽的所有户、丁和其他人，都要登记入册。对未能发现脱漏或欺骗行为的里长的惩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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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清朝文献通考》，19/5024。给予奖励的做法在1717年终止执行。有关这一情况，可以参见《清朝文献通考》，19/5026。《清朝文献通考》（卷19各页）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各页）中都记载了清王朝各个时期上报的户数和丁口数。笔者可以在这里列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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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大清会典事例》，15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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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清朝文献通考》，19/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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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朝文献通考》，19/5025。户部作出的一项决定：“康熙五十五年，户部议以编审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倘开除二三丁，本户抵补不足，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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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大清会典事例》，157/1b；《清朝文献通考》，19/5025。署名O.P.C.的作者认为“土地税是康熙帝永久地固定的”。参见他的文章“Land Tax in China and How Collected”，China Review，VIII （1881），p.291。〔编者按：应为1880年，391页。〕很明显，该作者混淆了“丁”和“粮”的概念。康熙帝固定的是丁税或劳役，而不是“粮”或土地税。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p.30，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清政府在1712年采取的措施，使居民在登记册上登记姓名比以前要积极些，正如Richard Wilhelm在Chinese Economic Psychology，p.17中指出的：“在18世纪之初雍正帝的统治之下，清政府采纳了一种基本税法，引进了一种节制的土地税。……雍正帝还废除了之前的人头税。这一措施的结果之一，就是人口迅速增长。”即从1724年的统计数字25，284，818增加到1753年的102，750，000。不过，作者所认为的雍正帝“引进了节制的土地税”和“废除了之前的人头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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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丁税合并到土地税，虽然在雍正即位之前，清政府并没有批准，但是已经在一些县区实行了。王庆云《熙朝纪政》3/16a：“自并丁赋以入地粮，罢编审而行保甲，于是黄册积轻，鱼鳞积重。”虽然黄册的确失去了其地位，但是鱼鳞册是否取得了重要地位，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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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57/1b；《大清历朝实录·高宗朝》，130/1a-3a；《清朝文献通考》，19/5028。1740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其中一部分这样说道：“其自今以后，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具折奏闻。朕朝夕披览，心知其数，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各省具户口数目，着于编审后举行，其如何定议，令各省画一遵行，着该部议奏。”户部随后上奏说道：“应令各督抚，即于辛酉年编审后，将各府州县人丁，按户清查，及户内大小各口，一并造报，毋漏毋隐。”参见《大清历朝实录·高宗朝》，131/4b-5a。清王朝中央政府其他官员进一步考虑之后，作出下列结论，上奏清廷：“户部议行岁查民数一事……难据作施行之用……应俟辛酉年编审后，户口业有成数，令各督抚于每岁仲冬，除去流寓人等，及番苗处所，将该省户口总数与谷数，一并造报。”乾隆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参见《大清历朝实录·高宗朝》，133/5b-6a。乾隆帝还采纳了户部下列建议：“每岁造报民数，若俱照编审之法，未免烦扰。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土著流寓，原有册籍可稽。……番疆苗界不入编审者，不在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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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大清会典事例》，15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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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大清会典事例》，157/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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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王庆云《熙朝纪政》，3/9a-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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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明史》，78/6b中概括地解释了“一条鞭”法。该制在1581年（万历九年）最后采纳之前，就已经经历了一段发展时期。《续文献通考》，2/2793和16/2915-2919，简略地叙述了“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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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王庆云《熙朝纪政》，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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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清朝文献通考》，19/5026。编者评价说，1723年（雍正元年）清廷批准以前，这种做法在广东省也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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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大清会典事例》，157/6a。1821年（道光元年）发布的一道上谕，部分内容如下：“山西通省州县，向来丁徭地粮，分款征收，嗣因分民输纳维艰，节经奏准，将丁徭银两，归地粮摊征，已有八十一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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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王庆云《熙朝纪政》，3/19a，有这么一段话：“而户册所谓富民、市民者，拥赀千万，食指千人，不服田亩，即公家一丝一粟之赋无与焉。”该书成于1862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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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大清会典事例》，157/4a；《清朝文献通考》，19/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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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为了回答雍正帝发布的一道旨令，清政府中央九卿和科道上奏建议，由皇帝下旨指示直隶巡抚检查该省的土地登记入册情况，以便于在直隶有效推行丁税的公平摊派，“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最终的结果是，清廷决定在每地赋银一两摊入丁银0.207两，一起征收。参见《清朝文献通考》，19/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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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57/4a-6a。税收一体化的程序，在乾隆帝即位初期就已经大部分完成。最后得到批准的县区，是在1821年山西省的大约20个州县。关于详细资料，可以参见《清朝文献通考》，19/5026。根据王庆云《熙朝纪政》3/13a中的记载，在奉天府、山西、广西和贵州的一些地区，丁税仍然是分开征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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