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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东莞县志》，3/4a中所引洪穆霁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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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浙江巡抚王元曦的饬文，引见李渔《资治新书》初集，3/1a-2b。〔编者按：《严饬官兑漕米牌》。〕还请参见金安清的文章〔编者按：《浙江南米截漕利害说》〕，引见《清朝续文献通考》，3/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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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33a-34a，描述了江苏和浙江一些地区发生的此种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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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戴肇辰《学仕录》，11/7b-8a所引体仁阁大学士蒋攸铦1799年的上奏。〔编者按：《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亦收录此篇，为阿林保与蒋攸铦联署。两处均未标明日期。按，本篇原始出处为奏折，两江总督阿林保、江苏巡抚蒋攸铦《奏为密陈漕务实在情形酌议办理章程事》，嘉庆十四年九月初三日，档案号03-1752-00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还请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1中收录的1826年（道光六年）清廷发布的一道上谕。该上谕部分引述了陶澍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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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戴肇辰《学仕录》，11/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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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9/37a-38b〔编者按：应为12/34a-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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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大清历朝实录·宣宗朝》，435/9a-10a；《大清会典事例》，207/4b；《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3-7514，1826年（道光六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和柏葰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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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冯桂芬《显志堂集》，2/27b-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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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魏源《古微堂外集》，4/34a-35b。黄钧宰《金壶七墨·金壶浪墨》，4/6b-7a的记述，更简略。我们不能把这一暴动同曾国藩在其《曾文正公书札》中（2/20a-b）上奏的叛乱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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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一道上谕，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7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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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魏源《古微堂外集》，4/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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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清朝续文献通考》，3/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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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大清会典事例》，17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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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清朝续文献通考》，3/7522；《大清会典事例》，17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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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丁日昌《抚吴公牍》，22/1a-b和20/3b〔编者按：应为22/3b〕。根据丁日昌所说，“绅户每石，有全不完者，有收二千余文者，有收三千余文者……乡户、民户，则有收至六七千文者，甚有收至十五六千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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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大清会典事例》，17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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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户部则例》，12/2a，“有贡监生员借立儒户、官户名目，包揽侵收入己者，照常人盗仓库钱粮律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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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李因培1762年的上奏：“士子身列胶庠，一切公私杂役，不得仍与名顶充，例禁已久。今浙省士子窜身经商里役者不一，一曰庄书，管田粮底册推收过户等事。一曰圩长、阧长、塘长，管水田圩岸修葺堵御等事。此专系浙省名色，各省如此类者，皆乡民公推。”引见《清朝文献通考》，24/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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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冯桂芬《显志堂集》，1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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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清朝文献通考》，4/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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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清朝文献通考》，2/7510。关于类似观点，可参见何士祁（1822年进士，江苏川沙厅事）《钱漕》，《牧令书辑要》，3/7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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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冯桂芬《显志堂集》，9/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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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在各自利益发生冲突之时，经常伙同劣绅狼狈为奸进行欺诈勒索的衙门走卒，就会起而反对地主、绅士等人。例如，据载，1854年一名很有势力的衙门书吏，负责税粮登记，他“于奉到缓征恩旨，匿而不发”。参见《大清历朝实录·文宗朝》，140/2a-b。即使在绅士之间，也存在着不平等，冯桂芬《显志堂集》，10/1a-b：“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我们在正文中所引的冯桂芬的话，表明他认为“绅”和“衿”之间存在着差别，而其原因不过是绅士和文人在同税收相关的事务中各自地位有分别。然而，冯桂芬并不是19世纪唯一作出明晰分别的作者，此前的一些作者也因税收制度之外的原因区分过“绅”“衿”。例如，1720年代清廷下令颁布的手册《州县事宜》，29a就说：“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政府（至少是含蓄地）认为“绅”（他们是在职的或退休的官员）和“士”或“衿”（他们是未来的或有希望任官的人）之间存在着区别。在清王朝统治早期，严格禁止士去拜访官府，并且禁止他们参与同地方行政有关之事务。参见第三章注释11和第四章关于“乡学”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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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戴肇辰《学仕录》，7/7b。〔编者按：任启运《与胡邑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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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绅士都卷入这种非法行为中去。有很多事例表明，那些影响较小的绅士，常常成为地方官吏和衙门走卒的牺牲者。受到敲诈勒索行为危害之程度，要看牺牲者享有的影响或地位如何。1859年发生于会稽（浙江绍兴）的一个事例，就说明了这一情况。督察院上奏说，绍兴知县同书吏狼狈为奸，所收税粮大大超过规定的数量，非法征收的达到18，000石以上，给他们带来的非法收入达到100，000两以上。当地人李慈铭在其日记中评价指出，该地官员及其走卒已经在税收中形成一个敲诈数额多少的固定表格：大户所交税额必须超出法律规定的25%到30%之间。纳税比率随着纳税人影响和威望的下降而提高。零田小户要缴纳超过规定的60%之多。李家由于祖上的荫庇，并且拥有足够多的土地（超过一万亩），只需要多缴38%——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但是同何氏、章氏和陶氏等家族相比，就显得过多，这些家族缴纳的额外税都是最轻的（“不及三钱”）。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8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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