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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参见安徽巡抚福润1895年〔编者按：应为1896年〕在奏折中的描述：“缘兵燹后鳞册既失，版籍不清，绅族豪宗，交相侵占，以多报少，以熟报荒，地方官明知，不敢过问。平民习见之而相率效尤，积而愈多，官恐激而生事，未收核实清量之效，先蹈办理不善之咎，亦遂隐忍不发。”引见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18/17b。〔编者按：《皖抚奏陈变通清赋办法疏》，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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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我们将在第十章探讨针对税吏的暴力活动，与这一问题有关的资料可以参考：雷维翰在1853年的上奏，以及1861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引见《清朝续文献通考》，2/7517；傅衣凌在《财政知识》（1943年第3卷，第31—39页）上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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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参见1661年（顺治十八年一月己卯日）的一道上谕，其部分内容如下：“钱粮系军国急需……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引见《大清历朝实录·圣祖朝》，1/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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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参见《州县事宜》，引自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第2卷第9期，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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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参见1728年（雍正六年二月丙申日）的一道上谕：“任土作贡，天地之常经。守法奉公，生民之恒性。断无有食地之利而不愿输纳正供，以甘蹈罪戾者。何以钱粮亏空，拖欠之弊积习相沿，难以整理？此则胥吏中饱之患未除也。或由包揽入己，或由洗改串票，或将投柜之银钓封窃取，或将应比之户匿名免追，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引见王先谦，《东华录·雍正》，12/10b。《清朝文献通考》，3/4875中也收录了这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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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5/7a-8b（1844年的一道奏折）及11/40a-41b（1846年的一道奏折）。有关1652年到1884年间流行的拖欠行为及相关应对措施，可以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175各页。厘金（19世纪中叶以来，清政府征收的一种新税）也深受盗用、贪污之害。例如，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25/43a，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条：“是日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太后与上南向前后坐……圣意谓督抚多不肯实心任事，厘金安置，闲人交代，每多亏项。”还可以参见《翁文恭公日记》，30/44b，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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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户部则例续纂》，23/4a-15b；《清朝文献通考》，41/5232，1728年（雍正六年）发布的一道上谕；《清朝续文献通考》，66/8225和66/8228；陈康祺《郎潜纪闻》，14/8b-9a；《大清会典事例》，172/6b，1807年（嘉庆十二年）发布的一道上谕；《清史稿·食货志》，2/10b-11a。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谕：“正杂各项赋税，每年短征在一千一百多万两以外，各省短征之数，以安徽及江苏之江宁为最多，苏州、江西次之……除四川全完外，均亏缺一二分。”引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荀学斋日记》庚集下，86a-b。大体说来，自清王朝建立以来，江苏的税收问题就特别严重，参见江南巡抚韩世琦1667年之前某个时间签发的布告〔编者按：《行藩司督征钱粮檄》〕，引见李渔，《资治新书》，二集，1/7b。关于19世纪安徽的情况，可以参见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18/17a收录的安徽巡抚福润1896年的奏折。关于江西的情况，可以参见包世臣1836年所写的一封信，《齐民四术》，3/19a-b。关于江苏的情况，可以参见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11/12b-14a、12/30b-32a，在1846年奏折中给出的1841到1846年的一些数据。〔编者按：《查明江安苏松两粮道漕项奏销比较款数目折子》，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二十四日；《苏省道光二十五年地丁奏销比较分数折子》，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同时期的一些作者认为江苏情况之所以严重，是在于税收负担过重，参见冯桂芬《显志堂集》，9/3a-5a；和陈其元《庸闲斋笔记》，6/7a-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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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清朝文献通考》，卷27—31各页和40/5225-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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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王庆云《熙朝纪政》，3/35a。关于19世纪后半期的情况，可以参见魏源《圣武记》（1842），引自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卷8，咸丰二年八月一日；A.H.Exner，“The Sources of Revenue and the Credit of China” ，China Review，XVII （1888），276-291；《知新报》（1897），25/14b，引德国方面的材料；Parker，China （1901），p.197；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111；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1908），p.321，引Robert Hart的文章；Joseph Edkins，Revenue and Taxation（1903），pp.55-57，pp.66-68，所引各种资料。有关盐税的资料，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5—40各页；关于杂税，可以参见同书，卷29—32和41—48各页；关于厘金，参见卷49—50；关于关榷税，参见卷29各页；关于海关税，参见卷31各页。翁同龢（1880年代，他处在对财政状况有发言权的职位上）在《翁文恭公日记》中（25/91a，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日）说：“阎公（阎敬铭，户部尚书）见起，力陈部库支绌，寅吃卯粮。”还参见其《日记》30/7a，光绪十七年二月一日。翁同龢当时是户部尚书，“部库正项待支者止六万，明日不敷发”。还请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己集，89a-b，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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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参见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一章，第4页；朱偰的《中国田赋问题》，第9—10、17—24和7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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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张德坚《贼情汇纂》（1932），卷十《虏劫》。〔编者按：原文为抄本，并无页码，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引文在777、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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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9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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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科派》〔编者按：文海版在第787页〕。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18/24a，叙述了他从南京到安徽的视察途中所看到的情况。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中这样报告说：“粤匪初兴……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今则民闻贼至……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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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前文已指出，清朝统治者从明王朝那里继承了这一问题。虽然清政府努力设法解决，但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结果。清代制度复刻了明王朝后期流行的一些设置粮长的做法。根据《明史》，卷78，《食货二》的记载：“成、弘以前，里甲催征，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黄六鸿《福惠全书》（1694）卷六中的叙述，详细地描绘了清王朝统治早期流行的不法行为。其中一些不法行为，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仍然存在，其形式随着历史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稍有不同；1909年（宣统元年）度支部（即以前的户部）一名小京官的上奏，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引见《清朝续文献通考》，5/7540。刘世仁《中国田赋问题》，第85—92、105—113和159—165各页中指出，一些腐败行为在帝国灭亡后存活下来，继续然害着大众。《食货半月刊》1936年第3期第237—248页，载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试图揭示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税收制度对农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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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五章 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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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粮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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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虽然认识到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就无法让行政体系运作，但是也意识到维持足够收入的最佳方法就是保障百姓的缴税能力。因此，清政府注意保护农人的土地，推行垦荒、[1]保护水利（包括灌溉和防洪）等措施。[2]同时，清政府设法减轻农人频繁遭受的苦痛，帮助他们预防自然灾害。对于遭受灾害地区的纳税人，清政府依法准许延期或豁免税赋。[3]清政府还建立一套地方粮仓体系，在灾民处于极端困难而需要粮食救济时，可以采取售卖、借贷以及直接赈济等方式，从粮仓里取出粮食分发给他们。在清朝的整套乡村统治体系中，灾荒控制所占地位非常重要，清政府对它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保甲或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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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所采取的灾荒控制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但也不免受到官吏无能、冷漠和腐败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无论灾荒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有多大，都随着清朝走向灭亡而消失。遍布全国各地的粮仓网——灾荒控制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更是如此。在本章里，就来讨论粮仓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尤其注意分布在乡村中的粮仓。至于与灾荒控制体系无关的其他乡村组织方面，只是偶尔涉及。这里并不打算讨论整个灾荒控制体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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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确立的地方粮仓体系（应该把它从清政府中央粮仓体系中明确区分出来）[5]，包括三种独立而又互有关联的粮仓：“常平仓”（常设的正规粮仓）[6]、“义仓”（公益粮仓或设在乡镇的粮仓）、“社仓”（社区粮仓或乡村粮仓）。大体说来，这三大类型的粮仓，其区别在于它们的所在地和管理的方法不同。关于它们的地点，据说：“常平与义仓皆立于州县，惟社仓则各建于各乡，故凡建于民间者，皆社仓也。”[7]虽然所有的社仓都分布在乡村，但并不是所有的义仓都设置在城市里。根据1679年（康熙十八年）颁布的一项措施，清政府鼓励地方居民在城外的乡镇和乡村集市设置义仓。[8]1742年（乾隆七年），清政府又规定除了设在县城内，还要在“巨乡大镇”设置义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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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仓同其他两类粮仓的区别在于，它所贮存的粮食，部分来自于官府；主要是用官款购买的，当然也接受乡绅富民的捐献。[10]而另一方面，义仓和社仓，其贮存的粮食主要由私人捐献，前者来自乡镇或乡村集市里的商人捐献，[11]后者来自乡村邻里居民的捐献。[12]常平仓和义仓及社仓之间的又一（或许是关键性的）区别，在于前者实质上是政府性质的，因此由地方官员直接管理；[13]而后两者，虽然总是在官府的监督和检查之下，却是由各当地居民自行管理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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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所有其他制度一样，粮仓体系在结构上并不是严格统一的。一些省区，比如陕西和广西，其社仓叫“官置社仓”，因为其贮存的粮食是用官款购买来的，或者来自常平仓。[15]此外，尽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要将义仓和社仓区别开来，仍然很困难。虽然两者整体上存在着区别，但是它们的名称有时会交换使用，好像它们是一样的（关于清朝粮仓制度的历史回顾参见附录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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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粮仓的组织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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