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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产量相对较高的华南省份，地方粮仓的生存要容易些，但是也很少能保持长期的繁荣。表5-1和表5-2反映的是安徽一些环境较为有利的地区的情况：[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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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883年庐州府地方粮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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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庐州府粮仓的存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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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南一些地区的情况和华北最差的情况差不多。在江西建昌县，常平仓的存粮先前为10，000多石，而到清朝统治的最后岁月里损失殆尽。[94]在浙江杭州府地区，其情况也类似，大多数常平仓、义仓和社仓在19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不复存在。[95]在江苏，一名充满事业心的巡抚1831年在其他官员和地方绅士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许多义仓，这些仓库一直服务了几十年。《续纂江宁府志》的修纂者解释说，设置这些新的仓库，是因为“常平仓今毁不存复，而社仓易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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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各地的情况也不均衡。一位地方志修纂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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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奉文捐设社仓，然多有名无实，惟和平知县张象乾竭力劝捐，乃建仓一百有二所，积谷一万三千石有奇。[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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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丰富的存粮不知保持了多久，不过从广东省其他地区如灵山、清远和东莞等地的情况来看，保持完整无损的时间可能并没有多久。在灵山县，康熙年间一名知县在县城里修建了许多常平仓；乾隆时期，另一名知县在乡下修建了许多社仓。但是在此之后，再没有听到更多关于常平仓的情况；至于社仓，据说在道光帝即位时（1821年）就已名存实亡。[98]至于清远县，虽然在1723年设置粮仓时通过居民捐献所得的存粮数量不清楚，但在1743年（乾隆八年），该县社仓所存粮食的总量为9，000石以上，而这些存粮在1854年因民变而损失殆尽；此外，用来购买存粮的基金共4，000多两银子，也在1857年因该省藩库被大火烧毁而丢失。[99]这个灾难使清远县的乡村粮仓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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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县乡村粮仓的变迁，可以作为其他地区变迁的缩影。方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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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中……若绅民所设明代有……四所，入国朝废。至雍正间复设有社仓……而乾隆间，部定莞仓，贮谷至九万七千余石之多。……虽日久弊生，又经红匪劫掠，然同治间档册仍存有二万二千余石。逮光绪之末，大吏饬县尽沽仓谷，拨仓廒地段归中学堂，自是而一朝之善政，扫地无余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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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省份的情况与此相同。在四川泸州，《赋役全书》所载的常平仓存粮为41，005石。根据《泸州直隶州志》的记载，其实际存粮某个时期曾经达到58，000石，可是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下降到8，275石。不过，社仓存粮却表现出增长趋势，即从9，139石增加到15，564石。[101]在富顺县，最初的5个乡村粮仓只有几个维持到19世纪末。1880年到1883年间，在总督的命令下修建了一些新粮仓。大约40年后，分布在县城和乡下的99个粮仓，其中66个粮仓的存粮呈现下降的趋势，8个粮仓的存粮完全被耗尽。[102]在江津县，1754年（乾隆十九年）设置起来的社仓实际上不久就被遗忘了，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官府再次发现有必要为居民解决存粮时，又修建了一些新粮仓，并取了不同的名字（济仓）；1880年（光绪六年），在乡村又修建了第三批新粮仓，并取了第三个名字（积仓）。[103]由此得出的印象是，即使在像四川这种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乡村粮仓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毫无疑问，在经济条件比四川要差的云南和贵州两省，乡村粮仓更容易匆匆收场。[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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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当初的意图是，在地方设置各种类型的粮仓，作为灾荒控制综合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这种体系变成了一种形式变化多样的大拼盘，其效用程度各不相同。地方机构是否有意愿或有能力来承担这项需要谨慎处理的困难任务，深深影响着各个粮仓的命运。只有在州县官员认真负责的情况下，粮仓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但是又不能保证其继任者也具有同样的管理才能。由于称职的官员相当少，大多数乡村粮仓寿命都很短；至少可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是这样的。一名西方作者在1870年代所作的观察，非常接近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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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所有为城墙保卫的城市，还是在许多城镇、乡村，到处都分布着朝廷修建起来的粮仓，里面的粮食应该是官府贮存的，这样，就可以在发生战争或饥荒的情况下，降价售卖给绿营士兵和穷人。这些粮仓最初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乐善好施，不如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满洲官员虽然很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什么比起半饥饿状态的人民更会对他们的统治带来威胁，……但是，他们对粮仓事业非常冷漠，听任粮仓空空如洗。我参观了许多大众粮仓，却很少发现哪个粮仓里有一点存粮，许多粮仓都处于破烂不堪的状态之中。[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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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当然不是一天就出现的。多年来，正是由于官员们的漠不关心，才让地方粮仓不堪使用。江苏省一些地区的经验，就可以作为说明的事例。1770年，该省的署理巡抚上奏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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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厅州属各社仓应贮之额，虽有二十六万九千余石，从严核实清厘，内中存价未买者有六万数千石，社长侵亏者六百余石，历年出借在民者十六万三千余石，稽其实存在仓仅四万余石。……江宁、淮安、扬州、徐州、海州、通州六府县属社仓积贮额共一十万六千九百余石，折价未买者五千六百余石，社长侵亏者四百四十余石，历年出借未还者一万三千八百余石，稽其实存在仓亦止六万八百余石。[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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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18世纪第三个25年结束之前，在江苏这个总体上富庶的省份，社仓里的存粮数量就低于清政府所规定的60%以上。这已经令人相当失望了，随后19世纪的状况更糟。由于粮仓里的存粮被完全耗尽了，所以当1880年代和1890年代镇江一些地区多次发生严重的饥荒时，知府不得不依靠乡绅和富户的紧急捐献，以及贮存在本地仓库里的漕粮济急。[107]就这样，在大约100年的时期里，镇江府正常的存粮制度随着粮仓存粮逐渐耗尽而被破坏了。清帝国其他许多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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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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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仓体系所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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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述的地方粮仓那令人失望的处境，是由各种各样的困难造成的。这些困难可以分为四大类：（1）存粮取得过程中的困难；（2）存粮分发过程中的困难；（3）粮仓监管过程中的困难；（4）社长任免过程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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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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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粮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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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官府管理的常平仓，在获得存粮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比义仓和社仓都要多。根据清政府的规定，常平仓存粮来自政府基金购买和富户捐献。这种方式容易给腐败的官吏带来非法牟利的机会。早在1766年，清廷就得知贵州省一些州县规定每户（不论穷富）必须捐献一定的数额，并自己把捐粮运到位于州县城的粮仓。这种非法强加在居民头上的负担，几乎同普通的土地税负担相当。[108]嘉庆皇帝指出了另一种腐败形式，在1800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中，他引述臣下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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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在本地派买仓谷，往往有短发价值、勒具领票及缴价飞洒等弊。[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