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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纯洁的乡人有充分的理由回避征召。清政府在竭力使社仓制度充分发挥作用之时，18世纪发生的一系列事例却证明，社长肩上担负的责任不只繁重，实质上也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它们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康熙帝本人也承认这一点。1720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朱栻请求建立社仓并提议在山西省修建灌溉工程，康熙帝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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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仓之事，李光地任巡抚时曾经具奏，朕谕以“言易而行难，尔可姑试”。李光地行之数年，并无成效，民多怨言。张伯行亦奏言社仓颇有裨益，朕令伊行于永平地方，其果有成效裨民之处，至今未奏。且社仓之有益无益，朕久已留心采访。凡建立社仓，务须选择地方殷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无权无役，所借出之米，欲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不肯还补，亦莫可如何。若遇歉收，更谁还补耶？其初将众人米谷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空缺之时，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矣。社仓之设，始于朱子，其言具载文集。此法仅可行于小邑乡村，若奏为定例，属于官吏施行，于民无益。[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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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清朝1679年下令在全国扩大设置社仓时，康熙帝的悲观论调就特别值得注意。在17世纪最后25年和18世纪开头的10年，对社仓体系进行了试验之后，[150]这位精明的皇帝被经验说服，不再对社仓寄予太大的希望。朱栻接下来的行动证实，康熙帝有这种想法是对的。这位请求在山西省设置社仓的官员撤回了自己的上奏，并恳求康熙帝收回派他完成管理山西乡村粮仓这一徒劳无益任务的成命。[151]在此事发生后不久，来自清帝国许多地方接连不断的报告，使康熙帝更加确信社仓管理者不可避免地处于最为难的处境。陈宏谋——社仓体系最热烈的倡导推行者之一——1745年上奏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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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省社仓，社本无多，自雍正七年……荷蒙世宗宪皇帝隆恩，将应减之五分耗羡暂收两年，代民买谷，以作社本。……州县因有责成，则又视同官物，不但社正副不能自由，即州县亦不能自主，凡遇出借，递层具详。……百姓急需借领，而上司批行未到……兼有以不须出借为词者，及有霉变，则又惟社正副是问。故各视为畏途，殷实之人，坚不肯充。[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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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长的素质都相当差，即使是粮仓存粮靠捐献而来的地方也是如此。在陈宏谋汇报陕西情况的同一年，湖北巡抚晏斯盛也几次上奏清廷，汇报地方粮仓情况。其中一道奏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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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捐民借之社谷，有久经逃亡故绝者，未议豁除之条，致社仓有不实之数，州县责之社长……比追敲扑之不免，此亦良法之未周者。……社长皆视为畏途，将经理无人。[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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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道奏折〔译者按：实为同一奏折〕中，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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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丰稔之年，家有盖藏，价值平减，有不能借出及不能全借之处，州县往往止核成数，有本谷一千者，必报息谷一百，不问其曾经借出与未经全借，社长亦不无掣肘，或致虚赔利息。[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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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江苏巡抚李湖，在1770年的上奏中汇报了江苏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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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各属，凡系乡曲谨愿之人，无不畏避社长一役，盖缘经营出纳，不惟虑招乡里尤怨，与顽户之抗欠赔垫。其最为苦累，交代盘查，按月按季册报折报等事，地方官以社谷掌于社长……总惟社长是问。奔走城乡，致多浮费，加以胥役之驳诘……一充社长，便无休息。[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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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署理巡抚指出，乡村居民经常被任命担任社长，无论他是否愿意。因此，很难希望这样任命的社长会热情或有责任感地管理粮仓。江苏最初规定，任职者的一任任期为十年。由于让一个乡人这样长时期地承担重任并不公平，因而在1757年把任期缩减为三年，1758年又缩减为一年。不设法改善环境，而以缩短任期来解决问题，真是十分可笑。李湖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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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社长视同传舍，寅接卯替，彼此故避虚交，互相蒙蔽，遂致春借秋还，皆成虚套。且一社之中，公正堪充社长者不可多得，一年一换，需人过多，惟凭乡保举报，按户轮当，遂多任非其人。[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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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取消官府干预，情况就会变好。没有政府监督，也会出现困难。正如同一份资料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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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仓谷石，原定规条，专责社长收掌出纳。……但春借秋还，地方官竟不稽查比追，社长徇情滥借与土棍强借不偿之弊，势所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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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居民发现社长之职可以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因而热切谋求此职。不用说，比起不愿意担任社长的人来说，让这种人担任更糟糕。[157]因为剥削而引起的争吵时有所闻，被怀疑徇私的不良管理更使得政府决心加以干预。一部地方志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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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长之狡者，每岁以虚数呈报而侵蚀已多。其乡民之悍者，又借口于典守之不公而攘夺不已。于是守土者思有以弭其害，则令以谷入县仓，而董其事以胥吏。……官主之，则谷为官有。……而所藏谷价日以销磨。[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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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与乡村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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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地方机构一样，乡村粮仓也容易受到当地乡绅和士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但他们常常给粮仓体系带来混乱。回顾历史，社仓在12世纪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善意的绅士的努力。为社仓诞生作出很大贡献的朱熹，叙述了使他在这个时期设置第一批社仓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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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民饥矣，盍为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赈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俄而盗发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刘侯与予忧之，不知所出，则以书请于县于府。时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溯溪以来。……民得遂无饥乱以死。及秋，又请于府曰：“……请仿古法为社仓以贮之（以纾民急）。”……为仓三……司会计、董工役者，贡士刘复、刘得舆，里人刘瑞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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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结果令人满意，因而那些深受朱熹的思想和方法鼓舞的乡绅努力在福建、浙江、江西等省建立了许多社仓。[160]实践证明，这些粮仓或多或少也有成功。朱熹正是从这些成功的案例中相信社仓的可行性，因而在1168年〔译者按：原文误为1811年〕上奏提议，考虑在全国范围内设置社仓，并描述了崇安社仓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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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四年，臣熹居崇安之开耀乡，民艰食，请到本府常平米六百石赈贷，无不欢呼。于是存之于乡，夏则听民贷粟于仓，冬则令民加息以偿。每石息米二斗，如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居掌管，凡十有四年，以六百石还府，现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故一乡之中，虽有饥年，人不缺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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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朱熹及其追随者创立起来的社仓，几乎毫无例外归功于乡绅和士子的努力。亦即是说，社仓最初的产生并不是作为一种地方机制，也没有证据显示在全国推行之后就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人们很容易认为社仓实质上就是饥荒救济的地方机构，并不适用于帝国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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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及其追随者创设社仓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亨利·格雷（Henry Gray）爵士在谈论义仓和社仓时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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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粮仓（常平仓）一样，这些社仓设置的目的在于防止饥饿的百姓发动起义。深受神权和人权压迫之乡人，为了起码的生存，很容易聚集起来，从事掠夺或拦路抢劫活动。[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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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观察，他认为所有地方粮仓设置的心理根源，从设置并维持它们的人来说，“并不在于他们慷慨大方的慈善心肠，而在于其自我保护”。这个论点得到中国作者的印证，有位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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