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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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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方案的新颖之处主要在于改变了所有制观念，由此导出了不同的预防灾荒观念。灾荒救济，并不是政府发起、富户响应的慈善事业，而是社会体系本身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太平天国的理想，毫无疑问不同于通过分布地方粮仓网以预防灾荒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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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太平天国起义者并未将他们的“田亩制度”付诸实施。讨论他们的理想是否比传统的粮仓体系更可行，没有什么意义。太平天国起义领导人的行政经验相当有限，即使他们的“天朝”能抵挡曾国藩所率领的军队进攻，而能否成功地推行其准共产主义计划，也值得怀疑。但至少有一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对物质环境作决定性的改善，那么农业生产总量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样，清帝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丰荒相通”，虽然可能会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难以解决全国的灾荒和经济匮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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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清会典事例》，166/1a-167/5a，概括了清政府在1644年到1889年间采取的垦荒措施。还可以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14；《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5；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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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1652年到1911年期间，清朝采取的灌溉和防洪措施，可以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6—9；《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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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点见《大清会典事例》卷278—287。地方志通常记载了各有关地区获准延期缴纳或豁免的恩典。其基本规定，可以参见《户部则例》，尤其是卷112—113的记载。其中一项规定部分内容如下：“凡地方被灾，该管官一面将田地成灾分数依限勘报，一面将应赈户口迅查开赈，另详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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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大清会典》（1908）19/5a-b中的记载，清政府制定了12项内容广泛的处理灾荒的措施：（1）备祲（预防性措施，包括垦荒和治水）；（2）除孽（根除害虫，包括蝗虫和水蛭）；（3）救灾（救助受灾地区的紧急措施，包括河堤整修）；（4）发赈（向灾民散发粮食或钱财）；（5）减粜（降价出售粮食）；（6）出贷（粮食借贷）；（7）蠲赋（豁免交税）；（8）缓征（缓期交税）；（9）通商（“奖励商人”，以求达到粮食向受灾地区流通的目的）；（10）劝输（鼓励绅商损资救荒）；（11）兴工筑（雇佣灾民从事公共工程）；（12）集流亡（灾区复苏）。王庆云《熙朝纪政》，1/3b-7b，概括了清政府的复苏措施。《钦定康济录》（1739）和俞森（湖广巡抚）《荒政丛书》（1960），叙述了清朝建立以前的中国政府采取的复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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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央政府的粮仓——正式名字叫“仓庾”——位于清帝国首都及其附近地区，总数为13个，粮食贮藏在许多粮仓里。负责管理这些粮仓的，是两名“仓场侍郎”（粮仓管理员），一名是满族人，另一名是汉人。他们手下有18名助手，叫“仓场监督”（粮仓监督员）。《大清会典事例》在卷184—188中对这些仓庾作了描述。该书卷189—193“积储”条目下，还描述了地方粮仓。Chi Ch’ao-ting（冀朝鼎）在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第6页中评价说：“除了供给首都的需要之外，漕粮也是国家储备不可缺少的来源，特别是为了制止可能的造反；也就是说，为了供养一大支集中的兵力，以便在一旦预防性措施失效之后，就来镇压这种造反。”〔编者按：译文参考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这段评价并不能用于地方粮仓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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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设的正规粮仓”（the Ever-Normal）一词，是Henry A.Wallace首先使用的。参见Derk Bodde，“Henry A.Wallace and the Ever-Normal Granary，” Far Eastern Quarterly V（1946），pp.411-426。清代地方粮仓分类如下：（1）常平仓；（2）预备仓（即清政府在安徽、河南、四川和西藏设置的粮仓）；（3）旗仓（设在盛京、吉林和黑龙江的粮仓）；（4）社仓；（5）义仓。参见《大清会典》，1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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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钦定康济录》，2/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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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清会典事例》，193/4b〔编者按：应为193/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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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清会典事例》，193/4b〔编者按：应为193/1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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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655年（顺治十二年）和1679年（康熙十八年）所颁布的规定，见《大清会典事例》，189/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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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户部则例》，3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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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679年颁布的规定，见《清朝通典》，13/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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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则上谕提到，在设置粮仓的地方，地方官要“管其出纳”，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8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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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清会典事例》，19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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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户部则例》，28/3a-5b和8a；《钦定六部处分则例》，27/43a。Lu Lien-tching（卢连清），Les greniers publics，p.152：“两种类型的粮仓，其组织结构是相同的；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其地理环境各不相同。”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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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u Lien-tching，Les greniers publics，p.40：“事实上，两种类型的粮仓性质是相同的，它们时而被指定为慈善性质的粮仓，时而被指定为市镇财产。”John Henry Gray，China：A History of the Laws，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1878），II，p.58也没有对义仓和社仓作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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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户部则例》，2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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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清会典事例》，190/1a；《清朝文献通考》，卷34—37；《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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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户部则例》，27/1a-26a，记载了18个行省和顺天府、奉天府及青州府所辖各州县适合设置多少个常平仓的情况。还请参见《清朝通典》，13/2095；以及王庆云《熙朝纪政》，4/20a-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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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清会典事例》，190/1a。1691年（康熙三十年）清政府对直隶省贮存额情况的规定是这样的：大县为5，000石；中等县为4，000石；小县为3，000石。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清政府对全国各省贮存量的规定是：大县10，000石；中等县8，000石；小县6，000石。然而，山西和四川的贮存量不同。在山西，大县、中等县和小县的贮存量分别为20，000、16，000和12，000石；在四川，分别为6，000、4，000和2，000石。1748年，全国各省粮食贮存量总数为33，792， 330石，亦即是说，比之前的48，110，680石减少了14，318，350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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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Lu Lien-tching，Les greniers publics，chapter 9.“Réglementalion des sanctions et lois prohibitives”（处罚和禁止条例）概括了主要措施，方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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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户部则例》，28/6a；《大清会典事例》，19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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