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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灵山县志》（1914），10/125a-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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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清远县志》（1880），5/20b-21b。〔编者按：买粮基金，原文记载“毁于夷”，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并非毁于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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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东莞县志》（1911）〔译者按：应为1921〕，19/1a-b和1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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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泸州直隶州志》（1882），5/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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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富顺县志》（1931），2/2a-7a。该志2/26a：“积仓始光绪六年庚辰，由川督丁（宝桢）饬建，抽士民岁收市斗谷石百分之一，三年而止。每年春夏贷与农民，秋获加一以偿。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复奉文照抽一次。”该地方志的修纂者评价说，记载同实际贮存的粮食数量不相合。他在1925年试图得到当地政府保存的原始档案，但是只看到了钞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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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江津县志》（1924），5/59a-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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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镇雄州志》（1887），3/42a提供了事例。据说在云南镇雄州，各地最初修建的常平仓和社仓，在嘉庆时期亦就是在19世纪早期已不复存在。《黎平府志》（1892），卷三上42b所载黎平府各地的情况，概括如下表5-3：表5-3：黎平府的粮食储备情况《永宁州续志》（1894），4/5a，以下列言语描述了贵州永宁州的情况：“州属义仓向来分设各乡，兵燹迭经，颗粒无有。肃清后，改设州城。历任虽有捐施，为数无几。……现在实存京石义谷七百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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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Gray，China （1878），II，pp.57-58.作者没有对各种类型的乡村粮仓作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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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皇清奏议》，58/4a。这名署理巡抚是李湖。〔编者按：《陈社仓事宜疏》，乾隆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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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王仁堪（1849—1893）《王苏州遗书》，7/6a和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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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贵州布政使良卿的上奏，见《皇清奏议》，57/4b。其他省份也上报了与此稍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周锡溥（1775年进士，随后担任知县）在一封信中描述了湖南永顺县如何收集常平仓存粮的过程；这一过程，给贫户和富户，都带来了痛苦，见《牧令书辑要》，2/55a-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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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27/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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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给事中宋澍所上的奏疏。参见《皇清奏议续编》，4/2b。〔编者按：《筹补仓库钱粮疏》，嘉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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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曾国藩的一位朋友吴敏树写的一篇文章，见《巴陵县志》（1891），15/3a。吴在1832年考中举人，后来担任湖南浏阳县的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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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大清会典事例》，191/1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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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黄六鸿《福惠全书》，27/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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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大清会典事例》，189/1b〔译者按：应为21b〕。1802年到1806年间担任福建巡抚的李殿图就明确指出了这种非法行为还在盛行。其奏疏部分内容如下：“乃积久弊生，即无需接济之年，而亦以出陈易新为词，更或以青黄不接为请，竟至年无不动之仓谷，以为染指分肥之地。出仓既已短发，还仓又复浮收。……故良民虑及一出一入之扰累，不愿借领。”参见《牧令书辑要》，3/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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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Émile Bard，Chinese Life in Town and Country （1950），pp，91-92.〔编者按：宫中档奏折光绪二十三年张兆兰《奏请分别详报各省所属常平仓存谷数目事》（录副奏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档案号03-6677-089）所载原文如下：“再各省设立常平仓，均系领官款买谷存储，如遇歉收之年，减价平粜，亦可酌成赈数，洵为有备无患之良法，乃奉行既久，各州县移新掩旧，挪东补西，虽例有盘查，多未认真办理。迨至本任交卸，不能掩饰，始行查参。是以各省亏短仓谷之案，层见迭出。近闻各州县多有将存仓之谷变价，发商生息，年年存款，为数甚多，均有案卷可查。然掩饰腾挪，亦在所不免。迨该管上司指款提用，多不能如期报解。可否请旨饬下各督抚，通行各属，将仓谷实在存数若干、变价生息若干，每年分别造册，勒限咨报户部存案，不准丝毫挪动。一遇荒年，奉文指拨，即可克期报解，庶不至有名无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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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直隶总督李光地（1642—1718）所下的命令，见戴肇辰《学仕录》，2/30a-b。〔编者按：李光地《饬兴水利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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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赵汝愚的上奏，见俞森《荒政丛书·社仓考》，卷十上，1a，以及《康济录》，2/19b。朱熹也有同样的观点：“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游惰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见《崇安社仓记》，引自《康济录》，4/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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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例见《富顺县志》，7/1a-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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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陈宏谋1745年的上奏，见《皇清奏议》，42/1a-3a。〔编者按：庆复、陈宏谋联署《筹积贮疏》，乾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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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卢龙县志》（1931），21/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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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黄钧宰《金壶七墨·金壶浪墨》，5/4b-5a。该书中叙述了1860年发生的耸人听闻的“山阳赈狱”。〔编者按：山阳为淮安旧称，在今江苏，此案发生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浪墨》卷五记候补县李毓昌奉旨查赈遇害事，与正文所言不同，疑为二事，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