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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王庆云《熙朝纪政》，4/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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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汪辉祖在1790年的记述，以如下的言语概括了更令人扫兴的情况：“换斗移星，权归胥吏，而有名无实，窒碍多端，初犹藏价于库，终且库亦虚悬，而仓愈难信矣。”参见《学治臆说》，56a。即使是清朝中央政府的粮仓，也摆脱不了贪污和错误管理的危害。1879年早期，南新仓因95，000多石的存粮被贪污盗用而导致存粮不足的事情被发现，并上报到慈禧太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癸集第二集，69a-b和83b，引述了关于这一事例的两道上谕。1890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粮仓缺额几乎达170，000石，被发现上报。参见户部尚书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29/65a-72a和30/13a-21a。这些事例载于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引见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1956），pp.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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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清史稿·食货志》，2/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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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清史稿·食货志》，2/22a；《大清会典事例》，191/3a。这一时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但地方粮仓的作用被忽视了。例如，陕西在世纪之交发生的大饥荒，是采取紧急捐献和“鬻爵”的措施进行救济的。关于这一情况，参见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1902），pp.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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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Walter H.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1926），pp.65-68：“满洲政权被推翻而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各省所保留的大众粮仓被取消。……据说，为了‘支付革命费用’，粮仓存粮在1912年被卖掉，但是民主政权并没有重新填补存粮，粮仓作为最重要的制度现在被抛弃了。……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由于官吏腐败的原因，粮仓制度的作用就开始消失。”Mallory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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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容县志》，10/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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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参见Chu Co-ching（竺可桢），“Climatic Pulsations during Historic Times in China，”Geographic ReviewXVI（1920），pp.274-282；该文讨论了从公元元年到1900年发生的自然灾害。还请参见Alexander Hosie，“Droughts in China，A.D.620-643，”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II （1878），pp.51-89；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 pp.75-76，引Hosie的上述文章；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pp.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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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p.15：“在中国，人口总密度仅为每平方英里238人。无论怎样，这个数字并不能表明中国人口众多的特点。中国总人口的一半，所占土地仅仅为该国的1/4。”他在第17页中又说道：“在这种人口过多的情况下，征收贮存粮食是不可能的。好收成并不能带来粮食剩余，仅能在短时间内使人们吃得好些。”Mallory所提到的情况，是指20世纪前几十年，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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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Mallory， China：Land of Famine，pp.84-85：“根据E.H.Parker教授在China（London，1901，p.27）中所说，全中国1734年的总户数为26，500，000户（实际上，Parker统计的数字为25，500，000户）。如果每户的人口为5人，那么总人口数就为130，000，000人。Parker教授继续说道，在18世纪到来之前，中国任何时候的总人口都未达到100，000，000人。到1762年，一下子就涨到200，000，000人，这一数字在随之而来的一个世纪中又翻了一番。就今天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来说，这个增长率还是比较慢的。”Parker的估计虽然不怎么正确，但还是表明了中国人口增长的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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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p.5.Cf.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p.76：“如果‘饥荒’一词的含义是因缺乏粮食而引起大范围的饥饿流行，那么中国一些地方的确是在忍受着饥荒的折磨。”在饥荒特别盛行的地区，虽然募集存粮的确并不困难，但是并不能保证这样的存粮会起作用。例如，19世纪早期四川的情况就是如此：“捐办义田，收租积谷，原议为歉年赈恤贫民之用，惟川省历少歉年，道光四年以前，此项租谷已积至二十余万之多。饬即查明……社仓每年借粜各法，繁琐难行。徒滋弊窦。”参见刘衡的《庸吏庸言》，72a-b。刘衡还建议，1825年（道光五年）后收集的存粮，部分用于其他方面。参见同书，73a-7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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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p.73，引John L.Buck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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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由于清帝国各地的气候和社会环境不同，因而地方粮仓体系在一个地方证明可以运作起来，在另一个地方就不一定。1739年的进士黄可润就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南方仓储，不能大有益，以地热湿，难耐久，人多而诈。……北方仓谷可十余年不坏，人朴直，里民户保乡地识认，无不还者。”参见《牧令书辑要》，4/1a-b。该作者对华北环境的叙述虽然有几分过于乐观，但是他对各地气候差别的观察是正确的。气候影响粮仓体系的方式不同于社会环境，在气候适宜的地区，获取存粮要容易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地区比起那些很难获取存粮的地区来说，贮存粮食并不怎么需要。参见注182所引刘衡对四川情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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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明史》，7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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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沔阳州志·食货志》（1894），4/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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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这一文件收集在萧一山所编著《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南京国立编译馆，4/1b-2a；向达等编《太平天国资料》，第一章，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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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六章 思想控制：乡约及其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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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宣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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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追随以前各朝统治者的脚步，采取思想控制手段，试图维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掌控。他们发现，强调社会责任和人伦关系的宋代的程朱学派，是达成这一目的最有用的工具。皇帝们不断表达对孔子的尊敬，过去的儒者只要言行被认为对帝国控制是有用的，也不断地被神圣化。[1]从顺治到乾隆的各代清朝皇帝，时常组织人员对儒家经典加以注解，论述宋代的新儒学，刊印朱熹著作——只要他们认为是可行或明智的，就会援引士人的帮助。[2]为了建立这种判断思想与行为绝对标准的“官方儒学”（imperial confucianism），[3]新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就是争取士人的认同，尤其是争取那些明朝遗留下来、仍然效忠于明朝的士人的支持。清朝建立者充分认识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士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体认到控制士人，实际上就是控制整个国家。他们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恢复科举考试。顺治帝在进入北京后，立即下令在1644年举行了第一次乡试。接着在1646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试。1679年，康熙帝下令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博学鸿词”科。[4]通过这样那样的措施，清朝统治者努力取得士人的支持，把他们的思想和精力引上“正途”，使他们不致产生危害统治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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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清朝统治者也没有忽视控制人民大众思想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大多数乡人都是目不识丁的，用来控制士人的方法对他们并不适用，因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通俗教化方法——其中最有趣的就是乡约宣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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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宣讲应该是顺治帝创立的。他颁布了《六谕》，要求各省区、各旗的臣民不要违背伦理道德，过一种平静的生活。[5]为了把《六谕》的意思清楚地向臣民解释，每州县都要任命一名乡约，定期向居民讲演。礼部1659年决定，乡约及其主要助手由各地居民从60岁（实岁59）以上、声誉卓著的生员中指定；如果当地没有这样的生员，那么也可以选举60岁或70岁以上、名声好的普通人来担任。每月初一和十五，乡约在其助手的帮助下，必须解说《六谕》，并将其所在邻里之间的善行劣迹记录下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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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年，乡约宣讲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顺治帝颁布《六谕》15年之后〔编者按：应为18年后，上文提到顺治帝颁布《六谕》是在1652年，康熙帝颁布《圣谕》是在1670年〕，其继承者康熙帝为指导其臣民的言行举止，颁布了一套新的行动指南，这就是著名的《圣谕》。《圣谕》有16条，自公布之时起，就取代了最初的《六谕》，成为乡约宣讲的主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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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个世纪后，1724年雍正帝明确说，《圣谕》十六条还是过于简短，无法让“无知乡人”充分理解。因而，他撰写了长达10，000字的《圣谕广训》。[8]为了使乡约宣讲更有效，清政府在1729年增加乡约人数，除了一名约正（乡约头人）之外，还要选出三至四名“朴实谨守者”来担任“值月”，每月轮流协助约正工作。在人口特别稠密的乡、村，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作为讲解乡约的舞台，叫作“讲约所”。每月初一和十五，要进行讲约，乡里的耆老、士子和街坊百姓都要参加。三年一任期满之后，如果约正和值月的工作卓有成效，且诚实无过，那么就会经由各省督抚的推荐而得到相应的奖赏；相反，怠惰废弛者就会受到惩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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