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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只是推测。道光帝就在1835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中说：直隶、河南、山东、湖南、江西和广西等省的“教匪”聚集起来到处抢劫，并给他们的这种行动取了个吸引人的名字——“均粮”。[95]广东省一支“土匪”领导人就以如下的语言描述了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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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百姓本来出生在生活富足的时代，对朝廷也是忠诚的；我们的家庭在本村也受人尊敬，我们也在做好事，注意勤谨持家。但是由于连续发生水灾，庄稼颗粒无收，我们一贫如洗，因而所有行道的人们都不得不变成土匪。当我们遇到处境同样悲惨的同胞兄弟时，就一起到（广东）西部来，找一块求生的地方。因此，我们为了免于饥饿而死，不得不当土匪。[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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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领导人是在向清政府请求，而不是在发表革命的宣言，因此其语气相当缓和。其他“土匪”领导人的语气就十分激烈，广东韶州府洪门领导人的反抗宣言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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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朝廷只是满人的，他们人数虽然少，但是凭借着军队的力量，强占了全中国，掠夺中国财富。很明显，如果他们的军队仍然强大，那么他们中任何人都会掠夺中国的财富。……满人夺走了我们汉人十八省的财产，派狗官来压迫我们。难道我们这些汉人就心甘情愿吗？[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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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者的矛头不只是指向官府，也指向大地主。一名目击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人就指出，小摊贩、商人、文人和其他被迫参加反叛的人不断逃跑，留下来一心反叛的全部是农民。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他记录下来同南京附近的一些乡人进行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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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皆不识字而仇恨官长，问：官吏贪乎？枉法乎？曰：不知。问：何以恨之？则以收粮故。问：长毛不收钱粮乎？曰：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曰：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粮？曰：交则吾不足也，吾几子几女，如何能足？……汝不足，当别谋生理。曰：人多无足作生理，无钱作生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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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目击者补充说道：“忆寓陈墟桥蔡村时，通村千余家，并官历竟无一本，四书五经殆如天书……夫民皆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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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孝经》平黄巾”，是中国一句古老玩笑；向半饥半饿的人宣讲“完钱粮以省催科”“尚节俭以惜财用”“和乡党以息争讼”等，比笑话更糟糕，根本就是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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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补充的是，与朝廷为敌的聪明人，偶尔也会利用乡约宣讲系统来为自己服务。同治帝在1865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就说，在湖北省一些地区，乡人市民“多以讲约为名，敛财聚众，烧香结盟”。[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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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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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的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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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前几章，已经看到保甲和里甲这两种清朝统治乡村的体系，以奇怪的方式转变成与当初设置目的不同的东西。乡约讲习体系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在某些时候在不同的地区，它取得了教化乡人和市民以外的广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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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并不是清朝统治者的独创，这个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76年。是时，一名儒生草拟了一份《吕氏乡约》，制定了一项进行某种乡村自治的计划。[100]虽然他深受《周礼》的影响，但其基本思想又不同于《周礼》。他所草拟的乡约，是乡人自愿、自发的合作，在道德、教育、社会关系和经济互助等四方面共同努力。这种乡约，跟《周礼》中所描述的基层社会单位不同，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大约一个世纪后，理学家朱熹非常喜欢这个想法，并进行了改善。[101]明朝著名学者方孝孺和著名哲学家、政治家王守仁，积极支持乡约，并作了重要修正。[102]王守仁方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回归到古代的观念。[103]在清朝17世纪中叶推行乡约讲习体系之前，无论它经历了什么变迁，从来都不是专为控制大众思想而设计的工具。[104]清朝最初确定的乡约讲习制度，虽然并不是独创，却与传统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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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环境的改变也为清代乡约体系带来新变化。乡约吸收了与教化无直接关系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统治者原先指派给它的目的大多被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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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例清楚地表明，约正、值月越过他们作为教化者的职责，变成了当地争端事务的仲裁人。这一趋势在南方各省尤为普遍。例如，广东省一些州县的乡人聚集在讲约场所里，讨论决定大家都关心的事情。[105]表现出领导才能的讲约人，有时对乡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处理地方事务很公正，很有才能，使得他们在几十年中“为乡族所畏服”。[106]在广西一些州县，乡约拥有的权力和影响，比乡村长者和头人大得多，因而“武断乡曲，把持官府”。[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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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宣讲体系更大更重要的变化，是它取得了保甲制度的功能，这使它从思想控制工具变成了一种治安控制工具。正如一位非常著名的官员所指出的，这一变化发生得相当早，18世纪之前就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于成龙在1679年左右写了《慎选乡约谕》一文，笔者从中摘录一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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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设立乡约，慎选年高有德……每乡置乡约所亭屋，朔望讲解上谕十六条，所以劝人为善去恶也。至于查奸戢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赖焉。……凡有司勾摄人犯，差役不问原被告居址，辄至乡约之家，管待酒饭。稍不如意，诟詈立至。且于朔望点卯之日，肆行凌虐。倘人犯未获，即带乡约回话。……甚之词讼小事，必指乡约为佐证。……且一事未结，复兴一事。……无一宁晷。……因之年高有德，鄙为奴隶。殷实富家，视为畏途。或情或贿，百计营脱。而寡廉丧耻之穷棍，兜揽充役，串通衙捕，鱼肉烟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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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后，乡约从宣讲体系转变成治安工具的步伐加快了。不久之后，许多地方官员提到乡约时，好像它就是保甲，并把它当保甲来看待。[109]清廷自己最终也忘记了乡约的讲解职能，认为其“原来”的职能就是治安监控；道光帝就是这样的。他在1830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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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县设立乡约，原为约束乡里，稽察牌保，如有盗窃及不法匪徒，即应送官究治。[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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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一位中国近代历史学家要认为，很难确定乡约和保甲究竟是两种体系，还是一种体系的两个别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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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要变化是乡约吸纳了“团练”的保卫职能；或者更常见的，利用乡约的架构来组织团练。这种变化，在一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到19世纪中叶逐渐普遍。在广东佛山镇，一些长者1647年就组织了地方武装力量，防止“黄头贼”侵袭，称为“忠义营”，不久解散，但在1655年为打击海盗又恢复了。1662年，“忠义营”进行了重组，并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忠义乡约”。[112]英国人1842年要求进入广东省城时，省城周围的乡约，就发动自愿者，对抗“英夷”，保卫省城。这些自愿者就被称为“约勇”（“各约乡勇”的简称）。[113]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活动中，发现保甲组织是编组团练不可缺少的组织基础，但是由于“公正而肯任事者”认为充当地保或保长甲长降低了他们的身份，曾国藩乃决定用乡约的名字来取代。[114]大约30年后，张之洞指导山西省的乡民确立针对土匪侵扰的地方自我保卫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也是乡约、保甲和团练的融合。[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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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区也出现了乡约和团练的融合。在广西博白县，据称19世纪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组织：乡约指挥一批“长干”（即长时期服务），“守望稽查游盗”；“练总”率领一队“练勇”，“保卫村子”。该县城和乡村地区的人力配备如下[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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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方志的记载，陕西省洛川县“乡设团总一人，俗呼为老总；旋改团总为乡约”。[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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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约转变成地方自我保卫组织的绝大多数事例里，不论它被称为团练或其他名称，原来宣讲《圣谕》和《圣谕广训》的职都能消失了。不过，偶然也有一些还保留着，就像广东省的一些乡约组织。在花县，有名捐了官衔的绅士，“奉谕办团练，联合十余乡，倡为同安乡约。……在兰泮庙侧建修善堂，延聘声音清亮者，在善堂宣讲圣谕”。[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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