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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江西南昌县这个对推行乡饮酒制度非常热心的地方，出席乡饮酒者的社会地位情况，也与上述几县的类似（表6-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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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南昌县出席乡饮酒客人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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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出席乡饮酒的宾客拥有地位或头衔者不到总数的1/3，尽管在清朝早期应邀出席的宾客中拥有举人以上头衔者所占的比例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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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显示了南昌县出席乡饮酒“大宾”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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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南昌县出席乡饮酒大宾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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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七品以上官员（主事为六品；知县和教谕为七品）和举人以上士子的出席，表明南昌县比其他许多州县更重视乡饮酒。但是，这些当地著名之人不但在应邀出席客人中只占少数，而且在拥有举人头衔以上的士子总数中也占少数。1647年到1910年间，该县不少于159名的士子考中了进士；在1646年到1909年间，有752名举人；在1644年到1910年间，有592人得到了各类贡生的称号。[157]这就是说，在出席乡饮酒的客人中，159名进士中只有3名出席，752名举人中只有5名出席，592名贡生中只有41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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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出席很少，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偶然的。这似乎是乡饮酒礼本身存在着某种缺陷的表现。我们已经指出了选择客人出席的标准并不统一。如果挑选工作认真地进行，这也还不算什么坏事。然而，自相当早的时候起，地方官就听任乡饮酒礼蜕变成可笑的东西。17世纪中叶，江南提学道（张能鳞）在一文告中就指出，当时对宾客的挑选是漫不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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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凭开报于学博，学博任寒暖于诸生，以保结丛贿赂之门，以宾礼加佥壬之辈，致令姱修者羞与为俦，旁观者蒙口而笑。[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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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官员则这样描述江西某府地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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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往时推举正宾，不论德而论财，择身家殷实者，借斯典以荣之。府县经承，儒门学斗，及不肖诸生，视为奇货，恣行蚕食……是以富民闻之，如避汤火。[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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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知县黄六鸿，描述了17世纪后半期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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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岁以再行……乃司牧者恒视为具文，而举废无时，竟有终其任未一举行者。夫额赋存留支款，例有乡饮开销，岂径没为中饱，而使大典湮坠乎？即间有行者，官长听吏胥指唆，令〔乡〕约地〔保〕开报，与斯典者，不问素行何人，而止择其家道殷实。乡饮之后，牧宰师儒，餐厚币致谢，而执事之人，以及胥役莫不需索，居为奇货。以故乡人闻其开报，如陷身汤火，每有自暴其过，及褫衣以示杖瘢者，不亦大可笑乎？于是，稍知自爱者，以乡饮为不足重，而耻于居之。[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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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似乎一直持续到18世纪。陕西巡抚陈宏谋在1746年发布的一份文告中这样描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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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贿滥举，或按名需索，或贪利多举而不报上，并纵容县丞、典史、教官、礼房、家奴人等勒索银两，所办酒馔短价派买。[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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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学政1762年上奏清廷，汇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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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烦剧地方，视为不急之务，数十年间并不举行，而一二偏僻小县，每岁两举，每举数人……而曾经犯案，或健讼久著，或素行鄙啬，家资温饱者，亦得厕身其列。[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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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前，即1737年，礼部自己也认识到乡饮酒礼的普遍衰败，并对地方官渎职情况作了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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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该地方官徇情滥举，固属不职。乃亦有实系齿德兼优之人，而一种不肖之徒，于未举之先，设计需索，及举行之后，又复索瘢求疵，声言冒滥，希图讹诈。以致地方官亦多瞻顾，每不举行。[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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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没有指明那些“不肖之徒”是谁。礼部所描述的情况很难确定只在一些地区存在，还是全国共有的现象。不过很明显，早在18世纪结束之前，乡饮酒就对中等地位以上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一些举足轻重的士绅避免参加乡饮酒礼，因为那样有失身份。[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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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等于说，乡饮酒礼对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地位低微的市民和乡人，渴望在地方上占一席之地，可是又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而这种官方主持的仪式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敞开了大门，因而非常乐意应邀出席。[165]这些人一般没有什么“功名”，因而对他们来说，任何官府给予的荣誉——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虚幻的——都具有特别意义。一些出席乡饮酒的普通人僭越地身着顶戴，这就证明他们非常渴望爬上社会的阶梯。例如，据报告说，18世纪60年代浙江省所有应邀出席乡饮酒的长者都身穿八品或九品服色，即使政府并没有给予他们这种特权。[166]因此，清朝禁止所有参加礼会的平民身着金顶补服。[167]我们虽然并不知道该新规定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完全可以断定，由于邀请出席乡饮酒的做法扩大到他们这种以穿着未经授权的官服为乐的人，因而它对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了。此外，酒礼上的食物和酒水质量差，很难引起出席者的食欲。[168]雍正帝在1723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承认说，“所备廷宴亦甚草率”。[169]我们根据一些地方志所载列出下表，从中可以窥见一斑[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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