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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环境下，很难培养出信仰儒学或对清朝真正尊敬的士子。更严重的是，地方教育官员（指年轻儒士的教谕及训导）行为举止非常糟糕，很难得到读书人的尊敬和信任。在1862年的一道上谕中清廷注意到他们明显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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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直省教职等官，并不实力奉行，认真训课，惟知索取贽礼脩仪，贪得无厌。又其甚者往往干预地方公事，并或遇事鱼肉士子，谄谀绅富。[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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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教育官员的谴责，各省当局很有同感。同一时期，江苏巡抚丁日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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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官，不惟无益，而且有害。生员贽仪，厚者待之如宾如友，薄者视之如寇如仇。且以旷课详革，俟其打点关说，而又为请开复。举报节孝，非有阿堵物，不为转行。甚至勾通讼棍，控告诸生，俾可择肥而噬。[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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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控制方面，劣生完全不能向清朝提供什么帮助。的确，他们出现在城乡，在某种程度上就抵消了那些清朝认为对其统治有用的士子带来的思想影响。总而言之，清政府对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控制很有限；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清朝对人民大众也不能维持完全有效的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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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全部。具有几分讽刺的是，清朝对士大夫的思想控制在其有效实施的范围内，带来了其他后果；这种后果同样是清廷所不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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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控制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使士大夫变成无害的。然而，恰恰因为他们被特殊地位与特权所诱导，以符合规定的思想模式，因而他们无法发展出知识热情或道德力量。经过世代灌输和在科举考试中追求“科名”，他们最终相信的人生哲学是：除了追求个人成就和私利之外，一切毫无意义。虽然许多士子成为清朝顺从的官吏，但是他们很少成为清朝统治的忠实臣仆或钦定儒学的忠实捍卫者。在平常时期，这种士子完全无害，但在紧急时期，很少人打算帮助皇上面对危机。换句话说，长时期延续的思想控制，终结于士大夫道德和知识的萎缩；而清朝却正是依靠这种士大夫来进行统治，并将思想控制延伸到巨大帝国的遥远角落。这样，清朝为追求思想领域的安全付出了巨大代价：清朝统治的道德基础最终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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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认为，曾国藩（一位极其成功的士大夫）为清朝做出卓越的服务，这一事例说明了清朝的思想控制还是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对这一点的回答非常简单，曾国藩并不是普通的士子，他及其亲密伙伴事实上非常特别。在重大关键时期，他们挺身而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历史的进程，但是未能明显地改变科举考试制度和学校制度共同造成的一般状况。他们的行为当然不属于19世纪士大夫的典型行为。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太平天国起事期间，如果说有一名士子（不论有无头衔）准备捍卫孔孟之道和清朝的统治，就有许多文人士子在第一次风暴到来时逃之夭夭，或者与“盗贼”妥协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或者与反叛者共命运，如同那些公然参加太平天国在南京所举办考试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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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控制对能够直接受到书本教化之人所产生的效果，已经讨论够多了。对多数目不识丁的乡村大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效果，要精确评估则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略为检视乡村学校的实际运行情况，从而得出一个大概光景。根据笔者手中零星资料来看，很少有乡村学校是真正和持续兴旺的。分布在州县城或乡镇的书院，位置比较好，可以得到地方官或绅士的支持，其情况就比义学或社学要好；尤其是位于享有一定程度经济繁荣地区的书院。[358]但是，其他地区的书院，就没有这一令人鼓舞的景象。[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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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关心的当然是义学和社学。前者一般分布在乡下，后者是最好的乡村学校。有关这两种类型学校的记载显示，这些地方学校对乡村大众没多大影响。没有什么材料证明义学被好好管理，或得到较大的注意。据说，许多义学在设置后不久就消失了。例如，在直隶邯郸，1685年到1871年间设置的12所义学，清朝结束前已经找不到任何一所，其中一些早在清朝崩溃前就不复存在了。[360]在江苏扬州府相对不繁荣的县份，最初设置的义学到1810年完全消失了。[361]江苏巡抚丁日昌设法恢复义学，但为失败而感到懊恼。他1868年发现，有个县的情况特别令人失望，“塾多徒少”；另一县，上报只有4名学生。[362]在贵州铜仁府，境内的所有义学在1890年前完全消失了。[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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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学，这种用来教乡村儿童读写的地方学校，其处境也不好。清朝当局早在1686年就注意到许多社学“冒滥”的情形。[364]随着时间推移，不管它们是否管理恰当，都一个接一个消失了。例如，在直隶沧州和延庆州，所有社学到19世纪中叶都不复存在。[365]黄河南北许多地区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366]《南昌县志》（1919）的修纂者，描述了该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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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迄今五百余年，两朝君臣皆尝加意社学，然寥寥如此，且基址久已无考。[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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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学的消失是因为得不到关心或支援，但也有一些是清政府出于维护清朝统治安全考虑而关闭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事例发生在1751年。是年，礼部决定关闭分布在贵州省苗族居住地区的社学，官方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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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疆设立义学，原期化其犷野，渐知礼义。……但在士子稍知自爱者必不肯身入苗地设教，而侥幸尝试之徒，既不能导人以善，转恐其相诱为非。且苗性愚蠢，欲其通晓四书义理甚难，而识字以后，以之习小说邪书则甚易，徒启奸匪之心，难取化导之效。应将苗疆各社学所设社师已满三年者，均以无成淘汰，未满三年者，届期亦以无成发回，渐次停撤。[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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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件非常有趣，不仅仅因为它反映了特殊类型的社学为什么消失，还在于它明确反映了清朝设置这些乡村学校的基本目的：以教育作为思想控制工具。当要在保留文盲和危及其统治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清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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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学校运作无效（如果它们仍然在运作）的一个原因，是地方官对这种地方教育事业的态度非常冷淡。清政府给予书院、义学或社学的资金并不够。州县官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乡绅的经济支持或自掏腰包。此外，一般州县官员忙于处理繁琐的公务，特别是税收、司法审判、镇压土匪等，根本没有精力注意乡村教育；他们非常关心的是平衡官府开支或个人开支，根本不想为乡学财政烦扰。结果，只有一小部分地方官热心于社学或义学。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找到一些乡绅来创办并不困难，但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地区，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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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紧密相关的原因是乡村大众普遍贫困。一位19世纪的中国学者就观察到河南鹿邑县私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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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日繁，力田者仅饮饘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脩脯不给，复布露而罢。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杂操工贾之业。[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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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充分肯定，这段叙述也适用于清帝国许多居民生活条件困难的其他地方的乡村学校。同一时期的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也与此相同。他评论说：“有句流行的话是，富人不去教书，穷人上不起学。”[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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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华帝国，学识被视为“主要社会价值，因而也是乡村追求的理想”；[371]政府也千方百计把教育机会延伸到乡村，但是，仍然有许多乡人停留在求学的大门之外。帝国扩展思想控制的决心也难以移除乡村贫穷的路障，即使免收学费，求学之路依然是场昂贵的冒险。这让我们想起孟子说过的关于农民贫穷的一段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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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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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礼义”改成“钦定儒学”，可以解释清朝统治者为什么通过乡学来进行思想控制会毫无进展，而重蹈明朝开国者的覆辙。[373]一位地方志的修纂者认为地方学校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官府干涉。他指出：“殆事为民所能自谋者，即非政之所宜赘。”[374]虽然其看法是正确的，但即使官府不干涉乡村学堂，仅能糊口的乡人能为乡村教育做些什么，也是值得怀疑的。在帝制中国的专制政体下，思想控制是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因而是否会听任人民大众自己去从事教育事业，也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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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清政府通过科举考试与学校制度对乡村进行思想控制，以确保对乡村的统治，并未取得显著成效。无论怎么说，这个体系的困难和缺陷在19世纪变得日益明显。一方面，通过地方知识分子来控制乡村大众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清朝并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可靠士子，来协助进行乡村层面的思想控制，也未成功地防止“劣生”出现。正是这种“劣生”的行为举止，破坏了清朝统治的威望，使本来已经不平静的乡村更加动荡，从而在实质上削弱了清朝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乡村学校并没有把思想控制的影响带给足够多的乡村居民，其部分原因在于乡村学堂运作得并不好，部分原因是乡人无力或不愿将子弟送到这种学堂读书。因此，广义地说，在清帝国地域广阔的乡村地区，存在着思想真空。乡村大众除了关心自己日常的生活困难之外，对任何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愿积极效忠现存政权，也不愿反对它。他们一般都相信命运，顺从上天和神灵的安排。他们艰难地忍受着，努力使生活好过一些。就算清朝竭力推行的思想控制也几乎没有影响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原本就是平静顺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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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和，更多的取决于没有出现破坏性动机或力量，而不是人们对现存政权的忠诚或积极支持，因此并不能保证不会改变。一旦因为严重灾害或社会危机使环境进一步恶化，许多乡人就会因生活绝望而改变其习惯的态度和行为。前文刚刚提到的思想真空，就容易使“异端邪说”乘虚而入，改变目不识丁乡人的看法。他们在过好生活的许诺引诱下，立刻就会向现存政权挑战。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抛弃了官方的思想意识（他们并未真正接受这种思想意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发现在现存政权下已经无法生活。乡人所参加的或与他们有关的民变，并不能反映清廷和反叛者之间的思想意识冲突达到了顶点，这只是乡人为了逃避不可忍受的痛苦或把自己及家人从饿死的边缘中拯救出来的最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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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思想控制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只要它对乡村大众产生不了什么影响，通过乡村控制以巩固帝国安全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只要它对士大夫产生了效用，就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削弱帝国的体系。这种两难之局，是这种体系的固有属性，因而在这种体系下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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