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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认为，曾国藩（一位极其成功的士大夫）为清朝做出卓越的服务，这一事例说明了清朝的思想控制还是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对这一点的回答非常简单，曾国藩并不是普通的士子，他及其亲密伙伴事实上非常特别。在重大关键时期，他们挺身而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历史的进程，但是未能明显地改变科举考试制度和学校制度共同造成的一般状况。他们的行为当然不属于19世纪士大夫的典型行为。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太平天国起事期间，如果说有一名士子（不论有无头衔）准备捍卫孔孟之道和清朝的统治，就有许多文人士子在第一次风暴到来时逃之夭夭，或者与“盗贼”妥协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或者与反叛者共命运，如同那些公然参加太平天国在南京所举办考试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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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控制对能够直接受到书本教化之人所产生的效果，已经讨论够多了。对多数目不识丁的乡村大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效果，要精确评估则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略为检视乡村学校的实际运行情况，从而得出一个大概光景。根据笔者手中零星资料来看，很少有乡村学校是真正和持续兴旺的。分布在州县城或乡镇的书院，位置比较好，可以得到地方官或绅士的支持，其情况就比义学或社学要好；尤其是位于享有一定程度经济繁荣地区的书院。[358]但是，其他地区的书院，就没有这一令人鼓舞的景象。[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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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关心的当然是义学和社学。前者一般分布在乡下，后者是最好的乡村学校。有关这两种类型学校的记载显示，这些地方学校对乡村大众没多大影响。没有什么材料证明义学被好好管理，或得到较大的注意。据说，许多义学在设置后不久就消失了。例如，在直隶邯郸，1685年到1871年间设置的12所义学，清朝结束前已经找不到任何一所，其中一些早在清朝崩溃前就不复存在了。[360]在江苏扬州府相对不繁荣的县份，最初设置的义学到1810年完全消失了。[361]江苏巡抚丁日昌设法恢复义学，但为失败而感到懊恼。他1868年发现，有个县的情况特别令人失望，“塾多徒少”；另一县，上报只有4名学生。[362]在贵州铜仁府，境内的所有义学在1890年前完全消失了。[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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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学，这种用来教乡村儿童读写的地方学校，其处境也不好。清朝当局早在1686年就注意到许多社学“冒滥”的情形。[364]随着时间推移，不管它们是否管理恰当，都一个接一个消失了。例如，在直隶沧州和延庆州，所有社学到19世纪中叶都不复存在。[365]黄河南北许多地区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366]《南昌县志》（1919）的修纂者，描述了该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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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迄今五百余年，两朝君臣皆尝加意社学，然寥寥如此，且基址久已无考。[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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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学的消失是因为得不到关心或支援，但也有一些是清政府出于维护清朝统治安全考虑而关闭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事例发生在1751年。是年，礼部决定关闭分布在贵州省苗族居住地区的社学，官方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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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疆设立义学，原期化其犷野，渐知礼义。……但在士子稍知自爱者必不肯身入苗地设教，而侥幸尝试之徒，既不能导人以善，转恐其相诱为非。且苗性愚蠢，欲其通晓四书义理甚难，而识字以后，以之习小说邪书则甚易，徒启奸匪之心，难取化导之效。应将苗疆各社学所设社师已满三年者，均以无成淘汰，未满三年者，届期亦以无成发回，渐次停撤。[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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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件非常有趣，不仅仅因为它反映了特殊类型的社学为什么消失，还在于它明确反映了清朝设置这些乡村学校的基本目的：以教育作为思想控制工具。当要在保留文盲和危及其统治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清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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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学校运作无效（如果它们仍然在运作）的一个原因，是地方官对这种地方教育事业的态度非常冷淡。清政府给予书院、义学或社学的资金并不够。州县官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乡绅的经济支持或自掏腰包。此外，一般州县官员忙于处理繁琐的公务，特别是税收、司法审判、镇压土匪等，根本没有精力注意乡村教育；他们非常关心的是平衡官府开支或个人开支，根本不想为乡学财政烦扰。结果，只有一小部分地方官热心于社学或义学。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找到一些乡绅来创办并不困难，但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地区，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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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紧密相关的原因是乡村大众普遍贫困。一位19世纪的中国学者就观察到河南鹿邑县私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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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日繁，力田者仅饮饘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脩脯不给，复布露而罢。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杂操工贾之业。[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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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充分肯定，这段叙述也适用于清帝国许多居民生活条件困难的其他地方的乡村学校。同一时期的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也与此相同。他评论说：“有句流行的话是，富人不去教书，穷人上不起学。”[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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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华帝国，学识被视为“主要社会价值，因而也是乡村追求的理想”；[371]政府也千方百计把教育机会延伸到乡村，但是，仍然有许多乡人停留在求学的大门之外。帝国扩展思想控制的决心也难以移除乡村贫穷的路障，即使免收学费，求学之路依然是场昂贵的冒险。这让我们想起孟子说过的关于农民贫穷的一段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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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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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礼义”改成“钦定儒学”，可以解释清朝统治者为什么通过乡学来进行思想控制会毫无进展，而重蹈明朝开国者的覆辙。[373]一位地方志的修纂者认为地方学校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官府干涉。他指出：“殆事为民所能自谋者，即非政之所宜赘。”[374]虽然其看法是正确的，但即使官府不干涉乡村学堂，仅能糊口的乡人能为乡村教育做些什么，也是值得怀疑的。在帝制中国的专制政体下，思想控制是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因而是否会听任人民大众自己去从事教育事业，也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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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清政府通过科举考试与学校制度对乡村进行思想控制，以确保对乡村的统治，并未取得显著成效。无论怎么说，这个体系的困难和缺陷在19世纪变得日益明显。一方面，通过地方知识分子来控制乡村大众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清朝并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可靠士子，来协助进行乡村层面的思想控制，也未成功地防止“劣生”出现。正是这种“劣生”的行为举止，破坏了清朝统治的威望，使本来已经不平静的乡村更加动荡，从而在实质上削弱了清朝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乡村学校并没有把思想控制的影响带给足够多的乡村居民，其部分原因在于乡村学堂运作得并不好，部分原因是乡人无力或不愿将子弟送到这种学堂读书。因此，广义地说，在清帝国地域广阔的乡村地区，存在着思想真空。乡村大众除了关心自己日常的生活困难之外，对任何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愿积极效忠现存政权，也不愿反对它。他们一般都相信命运，顺从上天和神灵的安排。他们艰难地忍受着，努力使生活好过一些。就算清朝竭力推行的思想控制也几乎没有影响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原本就是平静顺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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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和，更多的取决于没有出现破坏性动机或力量，而不是人们对现存政权的忠诚或积极支持，因此并不能保证不会改变。一旦因为严重灾害或社会危机使环境进一步恶化，许多乡人就会因生活绝望而改变其习惯的态度和行为。前文刚刚提到的思想真空，就容易使“异端邪说”乘虚而入，改变目不识丁乡人的看法。他们在过好生活的许诺引诱下，立刻就会向现存政权挑战。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抛弃了官方的思想意识（他们并未真正接受这种思想意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发现在现存政权下已经无法生活。乡人所参加的或与他们有关的民变，并不能反映清廷和反叛者之间的思想意识冲突达到了顶点，这只是乡人为了逃避不可忍受的痛苦或把自己及家人从饿死的边缘中拯救出来的最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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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思想控制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只要它对乡村大众产生不了什么影响，通过乡村控制以巩固帝国安全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只要它对士大夫产生了效用，就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削弱帝国的体系。这种两难之局，是这种体系的固有属性，因而在这种体系下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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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控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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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了19世纪清朝仍在运行（或停止运行）的各种乡村控制机制，以及它们为何未能取得其理论上成效的原因。接下来我们要尝试广泛地评论它们对清朝统治所起的作用，并概括性地解释限制它们运行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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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乡村控制体系看来对清朝的相对稳定作出了实质的贡献，此时帝国行政比起后来的岁月要有效，历史环境也比较有利。只要这些机构协助让各阶层人民普遍地服从清朝的统治，它们对皇家的统治就非常有用了。然而，不能因此就认为，乡村统治体系（即使在其最适于发挥作用期间）运行得像清朝统治者多次强调的那样卓有成效。事实上，它并没有使乡下居民对非法行为或“异端邪说”免疫。在清朝统治的各个时期，民变或“匪”此起彼伏；跟税收相关的逃税、欺骗敲诈，一直在烦扰清政府；地方粮仓、乡村学堂和乡约宣讲制度，从未在全国范围内某一时间点真正发挥作用，也没有在任何特定地方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前文叙述的所有事实，不可争辩地表明，清朝的基层统治体系并不完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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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乡村统治体系的部分功效也并不是一直都存在。当19世纪帝国的行政开始腐败，环境变得更坏之时，虽然并不完整但还算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稳定安宁快速破碎，清朝的威望迅速下降，地方民变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其中一些还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叛，严重威胁了清朝的统治。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到19世纪中叶，乡村统治体系的实际作用已经丧失殆尽。无论它在此之前为清朝的统治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可以说到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面对贫穷和动荡的上升浪潮，无论什么乡村治安体系、思想控制体系、灾荒救济体系，还是其他控制工具，都无能为力。自“同治中兴”以来，清政府恢复旧的乡村统治体系的做法只是虚应故事，因而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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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乡村控制功效的，似乎正是让它成为必要的相同环境。众多人口分布在广阔的土地上，交通又极其落后；绝大多数乡人贫穷、无知；居民主要划分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当官做宰，另一个阶层不过是被统治的庶民；被统治的汉人对异族统治者心存怀疑——所有这些社会环境使得统治乡村成为清朝历代皇帝们特别重要的任务。他们所设计的乡村统治体系，既要利用地方居民的贡献来帮助推行，又要防止出现地方自治，因而采取了最严密的官方监督。换句话说，他们所采行的乡村统治体系，适应了社会环境的逻辑需要，或许比其他任何可能设计出来的体系，更能满足统治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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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因素限制了清朝乡村统治体系的运行效率。其一，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居民的帮助来运行控制机制，但是由于这些居民顽固的态度和政府自己的基本目的（颇有讽刺意味），这个机制不可能真正提供有用的帮助。乡村控制基于大众的被动和市民的漠然而设计出来，它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长久地维持这种心态，这样，它就可以稳固地维持对地域辽阔的乡村地区的统治。控制体系的运作，部分是基于心理学意义上的恐惧和猜疑；另一方面是基于一种假设，即认为确保庶民顺从的一个方法，就是让被统治者依靠政府解决物质生活问题或取得社会利益。清政府没有努力培养乡人的能力和志愿，来为其左邻右舍和天下国家提供积极而实际的服务。的确，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清朝皇帝根本不想以地方居民的积极参与为代价，来让乡村统治体系完全有效地运作起来，他们唯恐地方自治蜕变为有害于中央集权专制的危险因素。看来，是拥有一套不太有效的乡村控制体系，还是要冒着地方自治的风险，皇帝们做出了历史的抉择。从长远来看，这很难说是一个幸运的选择。这样一来，乡村控制只能不幸地主要依靠被控者的消极顺从。这样维持的政治稳定只是因为偶然没有爆发动乱，而不是建立在积极服从的稳固基础上。当社会危机和动荡爆发，清朝的威望和权力受到严重损害时，乡人那习惯上的胆怯立刻就被绝望所取代，即使盘根错节的乡村控制体系仍然存在，清朝那并不稳固、并不完美的社会安宁也会立刻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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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大因素更直接地限制了清朝乡村统治体系的效用。统治者并不相信可以依靠乡人来推行各种各样的统治措施，基于这种情势的推理，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地方官来注意它，确保这些体系是以合适而安全的方式在运作。因此，州县官员有效而认真的监督，成为清朝成功推行乡村统治体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依照清政府的理论与实际，几乎不可能培养出这种州县官员。从清朝初年开始，统治者的兴趣更多地放在培养顺从、奉承的官员，而不是充满行政能力的官员上。真正的权力很少授权给任何官员；清朝也未打算培养官员们在正常时期作出明智决策的能力，或面对危机的实用智慧。清朝皇帝所采取控制官员的措施，目标几乎都是要让他们变得无害；这正如每一种乡村控制的手段，都是以使农民温和、没有危害一样。这样，科举考试与学校制度，鼓励的是推敲八股文技巧（只要它运行良好），而不是训练有行政才能的人。全面的监察制度杜绝了公然的抗命，但同时也与熟练、充满精力的官僚政治无缘。清朝给予官员们的俸银并不多，因而准许他们自己想办法贴补；这种做法实际上迫使他们走向贪污、腐败。这样造成的情势对政权的稳定是很难有利的——一个庞大、经常吃不饱的乡村人口，处在薪水太少、能力堪忧的地方官的控制下，中间还夹着一群特权膨胀的乡绅，他们的利益和动机经常与前二者背道而驰。由于得不到乡村居民的积极支持，本来已经效用降低的乡村控制，又因为地方官无法有效监督其运作而进一步遭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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