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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牧令书辑要》，6/24a-b中收录了河南巡抚田文镜1724年发布的一则公告〔编者按：《严禁迎神赛会示》〕，其部分内容如下：“异端邪教……皆自迎神赛会而起。”田文镜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些活动容易为那些鼓惑愚民者提供掩护。因此，他认为：“欲杜邪教，先严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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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大清会典事例》，398/3a，收录了最早的此类禁令之一，颁布于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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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大清会典事例》，399/5b，1800年（嘉庆五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在这道上谕中，清廷提到了白莲教两个重要领导人宋之清和刘之协。同书399/7a还收录了1812年（嘉庆十七年）的一道上谕〔编者按：《谕给事中叶绍楏》〕，也表明清廷认为反叛性的邪教和非反叛性的邪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该上谕说，强调人类伦理道德和社会关系的儒学是大家应遵循的“正轨”。道教和佛教虽然为孔子信徒极力贬低，但是由于它们教人行善去恶，因而为清廷容忍。至于那些发展信徒的主要目的在于非法牟利的邪教（比如在直隶、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和贵州经常奏办的），因为会形成“邪教会匪”，就要加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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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大清会典事例》，39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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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贺长龄《皇清奏议》，11/28a-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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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滦州志》，18/28b-29a。该志修纂者指出，滦州地区的白莲教运动是道光年间（亦即1821年之后）破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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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26a-b。根据李星沅1833年上奏的反映，这些教派在陕西的活动也很活跃。这些“邪教匪犯”的领袖之一供奉“无生老母”，虽然该派称为“龙华会”或“青莲会”。其成员许多来自四川，其中一些同湖北、湖南有联系。参见李星沅的《李文恭公奏议》，7/17a-19b、7/26a-32b、7/28a-b和8/12a-22b。《大清会典事例》399/6b-7a概略地叙述了1812年四川奏报的另一教派，其成员崇拜“无为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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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大清会典事例》，400/6a〔编者按：应为21a〕，清穆宗1871年（同治十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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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5b-6a和22b；《大清会典事例》，4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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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学政全书》，7/18b-19a，乾隆三十一年发布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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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容县志》，27/4b和23b-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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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Wilhelm，Chinese Economic Psychology （English trans.，1947），pp.27-28：“一旦新的趋势和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发生冲突，深层的心理扰动就会马上发生。这种趋势之一……就是大的有产者大量兼并土地，自耕农被迫沦为佃农，成为他经济上的附庸。这种侵扰造成的小农的悲惨命运，也有着同样的后果。新的宗教运动开始在群众中流传，这些运动和末世论的概念，比如新的时代，新的神，联系在一起。农民武装成立了，被逼迫到绝望和毁灭边缘的人民，终于聚众造反。一段时间的动荡之后，新的王朝建立，农业条件又变得井井有条，旧的心理平衡也就随着旧经济体系的恢复而恢复了。”19世纪的情况却是这样：经过该世纪的大动荡之后，新朝不可能建立，“心理平衡同旧经济体系也不可能恢复”。农人大众的迷信与统治者的正统儒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缓慢而必然地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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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大清会典事例》，卷394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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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据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二章第161页和175页中的叙述，书院之名称最迟是在唐朝出现的。在宋代，书院作为一项制度，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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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编者在该书100/8598评价说：“我朝自顺治十四年从抚臣袁廓宇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嗣后各直省以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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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1726年（雍正四年）江西巡抚请求在该省设置书院，雍正帝一道上谕中答道：“至于设立书院，择一人为师，如肄业者少，则教泽所及不广；如肄业者多，其中贤否混淆，智愚杂处，而流弊将至于藏垢纳污。若以一人教授，即能化导多人，俱为端人正士，则此一人之才德，即可以膺辅弼之任，受封疆之寄而有余。此等之人，岂可易得？”见《大清历朝实录·世宗朝》，43/1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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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大清会典事例》，395/1a；《学政全书》，63/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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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大清会典事例》，39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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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参见本章注261—263所引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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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洛川县志》，19/3a，引《陕西通志稿》，1733年（雍正十一年）发布的一道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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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大清会典事例》，395/1b。《丰镇厅志》（1916）3/11a中指出，1724年（雍正二年），规定以朱熹为白鹿洞书院确立的院规作为所有地方书院的运作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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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洛川县志》，19/3a，乾隆三十年发布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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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清朝续文献通考》，100/8598。清政府和一些高级官员也持这种观点。比如，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的一道上谕说道：“各省教官……滥膺讲席，并有素取束脩，身不到馆者。”另一道上谕是1822年（道光二年）发布的，指出书院负责人素质变化极大，其中一部分“院长并不到馆……且有并非科第出身之人，居是席”。《同官县志》22/3b中引述了清廷指示各省当局改善书院所处局面的命令，其中包括1733年（雍正十一年）、1822年（道光二年）和1853年（咸丰三年）的一系列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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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香山县志》（1873）6/25b-29a中指出，广东香山县有17个书院，其中5个是官绅合办，8个是地方官办的，其余4个是乡绅独办的。几乎所有的地方志都列出各该地区书院的名称，有时还对其运作情况作了描述。其事例可以参见：《天津府志》，卷35；《延庆州志》，4/31b-39b；《扬州府志》（1810），卷19；《灵山县志》，10/149a-151a；《江津县志》，8/11b-13a；《铜仁府志》，卷十四；《镇南州志略》（1892），3/1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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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比如，坐落在河沙堡村的继志书院就是村人王必恭在同治年间创办的。参见《邯郸县志》，9/4b〔译者按：应为5a〕。坐落在四川江津县城8里之外的桂林书院是杨维翰1833年创办的。参见《江津县志》，8/11b。一些著名书院分布在风景优美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