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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领袖的支配性影响，是来自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威望，而非任何形式的政府任命。他们不是其乡邻选出的，正如他们也不是政府官员委任的一样。非官方领袖常常出自乡绅，而官方领袖却来自于社会背景较低的阶层。[25]由于大多数村民实际上并无选举或罢免这两种领袖的权力，只有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中国村庄才能说是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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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领袖履行职责是有金钱报酬的（无论是假定的还是真正的），或被容许可以“压榨”村民；如果这种敲诈勒索并不怎么明显，受害人也不太多，那么有关各方是会默许的。卫三畏在1880年代所写的著作中观察到，广州附近乡村的一位头人，“其报酬是其乡邻付给的”。黄埔村（Whampoa）村民共有8，000人，付给“长者”300美元报酬。[26]杨懋春描述了现代山东一座村庄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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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长及其主要助手从他们的服务中获得的报偿是钱财、招待或礼物。以前，庄长及其他乡村领袖没有报酬。开支由公共资金支出，公职人员收取佣金，代替固定薪水。例如，如果实际开支是10元，那么他们就收12元，差额归自己所有。只要金额不大，村民就不会有异议。[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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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做法实际上降低了官方领袖在村民眼中的威望。来自乡绅阶层的非官方领袖，则会避免直接索取报酬，尤其是数目非常少时；面对相对丰厚的奖品，这些受人尊敬的非官方领袖，也尽量使自己不被引诱卷入贪污事件。明恩溥记录了一位士子头人骗取钱财的例子。在19世纪晚期的某一年，山东中部黄河发生决口，附近县区必须提供一定额的小米秆，用来整修河岸。购买这些小米秆的资金，来自于为整修而专门拨出的特别基金。明恩溥这样叙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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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把供给和运输小米秆的事务交由一位年长的头面人物掌管，他是一个秀才。很自然地，他指派自己的一些学生去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他们……获得了大约70，000文钱的报酬。这些承运人利用收支方面普遍存在的糊涂账，并不向村庄报明账目，从而方便地从经手的钱款中划出一部分留归自己使用。……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终于，一些不满的人，在村庙里召集大众集会，要求公开收支账目。……这个秀才找了同村的几个人去与村民“讲和”。……他们这样说：“如果我们揪住这事不放，并把它闹到县官那里去，不知情的老秀才就会丢尽脸面，其他一些有关人员也会遭到牵连。由此引起的仇恨还会延及几代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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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的最终结局是摆桌招待那些在意的人，事情因而和平解决，或者说任由它拖下去而未解决。明恩溥没有说明“不满的人”的身份，也未说清是谁召集了村民开会，不过合理的猜测是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农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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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之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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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领袖通常是由地方官员根据有关居民的推荐而任命的。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推荐”或“提名”是一个民主选举的程序，即有候选人让选民自由投票挑选。一些学者观察到的做法，隐约暗示了村庄领袖是出于普选。尼古拉斯（Francis H.Nichols）在20世纪初的报道，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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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的统计方法，陕西各乡村之人口很少超过200名居民或40户人家。整个村子唯一具有权威的人，是由知县知州任命的“头人”。这种领袖并不佩带什么权力标志，同其他村民一样，不过是个农人。他之所以被任命为领袖，通常是由于他自己在乡邻中享有威望，乡邻将其非凡才智和良好品德介绍给地方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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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其他学者的观察则指出，提名谁，通常是有限定的；或者说，通常是由有限的“选民”来提名的。一位西方学者就描述了19世纪中叶流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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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全中国之居民，大体上生活在乡村。……每村都有自己的头人。……这个头人是由村民选出……由当地主要人物一致挑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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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这种首领时，中国并无其他一些国家伴随着选举高级官员而出现的拉选票、竞争之类情事发生；中国之乡村首领选举更容易，因为任何乡村之居民一般都属于同一个宗族，或有一个宗族占支配地位，只需要选出宗族中最杰出的人作为首领就行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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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诗门（Samuel Mossman）在1860年代的著作，记载了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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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乡村，许多乡村并无政府官员。不过，每村都有自己的“头人”，由村民自己选出。……一般说来，这种头人是从村中最有势力之宗族选出来的；或者说，一个宗族就是一座乡村，该头人就是这唯一宗族中最富有、最有势力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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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三畏在大约20年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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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领导权同宗族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后者并未得到政府的承认。但是在每个村子里占绝大多数的宗族，一般从其成员中选出“长者”（亦即正式头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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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的观察并非每个细节都正确，但指出了乡村官方领袖绝不是由村民普选的。杨懋春对近代山东一座村庄流行的“选举”程序的描述，确认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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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之初开会选举“乡长”（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庄长”）及其主要助手和其他下属公职人员。参加选举会的是各家族中上了年纪的成员……但村中上层家庭之家长并不出席。很多农民对村中事务并不感兴趣，认为自己没必要参加会议……选举很不正规，没有投票，没有举手表决，也没有候选人竞选。选举会是在村塾或其他惯常集会场合举行的。当代表每个家族之成员到来之后，主持人就站起来说：“各位叔伯、兄弟，俺们现在开始商量俺们村子大家都关心的事。你们都知道，俺们的庄长潘继伯过去一年里干得很好，为大伙做了许多事。……潘继伯现在任满了，该重新挑选俺们的庄长和其他人员。”……主持人开场白之后，大伙一时不说话。然后一名到会者（通常具有一定地位）就会说：“既然恒立伯刚才说潘继伯在过去为大伙做得很好，俺不知为什么让他退职？……”村中其他“官员”……也同时选出，但方式更不正规、庄重。庄长要挑选一两个助手，通常是他过去的助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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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位作者的说法，有闲暇、有能力、品德高尚、老练持重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官方领袖。他所研究的庄长，既不是务农者，也不是工匠。他是一个口齿伶俐的社会活动家。当情况容许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玩弄卑鄙的阴谋诡计。他非常乐意承认自己是乡绅之手下，并为他们效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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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选”出来的村庄头人也会被村民废黜，换另一个人。[36]在理论上讲，这不无正确。但事实却常常是，在职者愿意当多久就当多久。即使是因其任职令人不满意而导致的罢免，也常常是遵循村中精英的意志，而不是由大众投票决定。杨懋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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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某人被挑选担任村子领袖，他就有可能长期连任。一些村民会对他不满，但是只要他不犯严重的错误，村民们也不会费事去另选他人。如果他本人的确不想再担任，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有地位的村民，选举会的主持人就会在开场白中说明他的用意，村民就不会再选他。如果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要么他本人没有颜面再继续任职，要么村中非官方领袖要求他去职。在这种情况下，主持选举之人就会暗示说应该重新挑选庄长，村民们随声附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挑选谁事先就安排好了，选举只不过是一种程序。真正之权力掌握在非官方领袖手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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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讨论非官方领袖的情况。根据步济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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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宗族族长的社会地位或“资格”，从中挑选头人（非官方领袖）。中国所用“资格”一词，指的是一个人的年龄、财富、学识和社会影响力的综合评估。这种乡村首领并不是按任何规定之制度选出来的，但是在一首领去位或去世之时，一般很容易看出，是谁自然地拥有控制村子事务之权力。这个人会在重要家庭家长的非正式会议里被任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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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非官方领袖或“长者”进入乡村领导阶层，凭借的是其特殊的资格：年龄、财富、学识、家族地位和个人能力。[39]他们是被承认的而非被选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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