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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实施情况各不相同，术语也不一样。低级单位的指挥官一般称为“团长”或“练长”或“团练长”。高级单位的指挥官通常称为“团总”或“练总”。[135]防御组织的负责人或领导者一般在某个村子或乡镇设办公地点；这种办公地点有时称为“团练局”。有时，任命一人负总责，称“局长”；有时由一些人共同负责，称“绅董”。团练的经费、供应、训练以及其他重要事务，均由负责人或管理者讨论、决定并执行。[136]在一些地区，团练局还负责解决村民之间的争端；在太平天国起事期间及其以后，广东花县的“花峰局”就是这样。[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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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和乡镇，由于不像县城有城墙和护城河的安全防护，通常在自己四周搭建木栅栏，更多的是修建泥墙或石墙来强化防卫。这些被称为“寨”“堡”或“圩”。如果村子地势不易防御，就会选择比较适宜的地点建筑“寨”或“堡”，并将值钱东西移入其中加以保护；村民有时也住进去以确保安全。实际上，在中华帝国各个历史时期，那些受到土匪或反叛者威胁的地方，都有这种堡垒的存在。[138]笔者仅举19世纪发生的几个事例，来说明此点。在江苏铜山县，98个村子的村民为了保护自己、反抗“粤匪”的威胁，在1858年到1865年间共修建了133个“寨”。[139]安徽合肥城西乡某村生员，在1846年到1860年间率领村民成功地抵挡了“捻匪”、太平军的进攻，“筑堡浚濠……依之者近万户。贼来则堵，去则耕。西乡得少安”。[140]广西郁林州各村村民知道在土匪到来之前逃跑是无益的，在当地地方官竭力说服下，从1854年开始修建防御墙，“各于村四周筑立土墙，或砌土坯，饶裕之村，则有用三合土者，皆高可隐身”。[141]河南省的村民，在本省受到捻军起义威胁期间，经常在他们的“寨”或“圩”里寻求安全。[142]一名西方人1860年代末旅行穿过该省时，看到相当多数的村子都有围墙保护，“墙厚6英尺或以上”。[143]大约与此同时，在山西一些县区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堡垒；在某县，“有时一眼就能看到多达20个的堡垒”。[144]据说，四川富顺县的村子从1851年到1898年间所修建的“寨子”不少于74个，其中最大的是三多寨。修建这个寨子，共花费70，000两左右银子，用了7年时间（1853年到1859年）。它周围长为1，300丈（大约5，000码），里面土地有4，000亩（大约600公顷）；寨墙高达3丈（大约30英尺），厚8或9尺（大约10英尺）。[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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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防卫组织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否认的。它们给村民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帮助清政府减少地方混乱、压缩“贼”的活动空间。[146]事实上，清政府很快就认识到地方武装的价值。早在1797年，就有人建议清政府组织地方力量对付当时规模较大的白莲教。[147]在太平天国举事期间，清政府更竭力依靠乡勇或团练来镇压：先是依靠特别任命的高官来完成这个任务；后来又依靠与官府合作的乡绅。[148]但是，清王朝当局在准许村民自己武装和组织自己方面，并不是没有疑虑的。他们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利用乡村力量，同时又以警惕的眼光注视着它们；1863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就特别能说明这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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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省西北边防正当吃紧，官文、严树森当饬各该州县不可废弛团务，又必须选择贤能之地方官督率绅民，认真妥办，俾守望既可以相助，而权亦不至归诸民间。[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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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所面临的又一困难，是团练领导者的动机并不总是符合清王朝的要求。一般说来，乡绅的直接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家乡和村社，而不是协助清政府剿“贼”；咸丰帝在1860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就反映了这一利益矛盾。在提到他已经下令各省当局鼓励乡绅和村民成立团练组织，以及在受太平天国叛乱影响的地区扩大团练工作的必要性之后，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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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着在京籍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官员，将如何团练、助剿及防守一切事宜，务须统筹全局……不可自顾乡闾。[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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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保护自己村庄的安全总是组织团练的主要动机。一部地方志的修纂者对此主要目的作了生动的描述。他在评论清政府1796年设法利用地方防御力量镇压王三槐领导的四川白莲教叛乱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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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勇守护乡里，易得其力。若以从征，则非所意，无室家妻子田庐坟墓之足系其心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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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清政府正确地估计了地方防御力量的作用。不用说湖南和安徽的团练是如何的成功，在其他地区，也证明了地方防御力量的兵丁素质比绿营兵丁要好。一位西方目击者在咸丰朝后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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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我们看到政府兵丁毫无用处，起义者遇到的主要障碍来自志愿军。他们在富者高额兵饷的引诱下，当兵入伍，从事与皇帝的敌人的战斗。在天津拯救了北京的是志愿军。……正是这种“乡勇”击败了太平军，造成他们主要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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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广州情况时，这位西方学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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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间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挤过设在街道上的路障。每一个路障旁，都站着一名手持长矛的人，其酬金由街道上的户主支付。迄今为止，他们是我们所看到的最好兵丁。其次是乡勇，他们长得瘦长，手中武器低劣，穿戴简陋。他们虽然大腿以下赤露，但个个精神抖擞。多么不同于那些衣服破烂肮脏、流浪汉般，却让人心痛地称作“兵丁”的人——他们低贱、凶狠、胆小卑鄙，更适合一场屠杀而不是作战。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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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学者对乡勇的战斗素质的观点，从乡勇在帝国的许多其他地区被称许为表现良好的事实得到证实。[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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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乡村都成立了防御组织。许多乡村因为太小或太穷而无力负担，尽管它们的确需要成立防御组织，以抵抗经常抢劫富户、向居民许诺过好日子的“土匪”。即使在有必要进行防御的乡村地区，处于极度危险中的村民也并不一定拥有足够的意志力成立防御组织。在一些乡村，乡绅在反叛者或土匪到来之前就逃之夭夭，听任入侵者蹂躏自己的村社。从1853年清廷发布的一道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出江西经常发生这种情形。[154]在危险似乎还很遥远时，除非州县官员或高级官员发出强烈的警告，乡村头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关于此点，恰好可以参看山西翼城县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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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兴以来，各省督抚莫不饬府州县属设勇丁以资捍御，名曰乡团。同治建元之岁，陕省不靖，邑侯程奉檄商集诸绅，谋设勇丁二百名。诸绅有难色。去后，邑侯折柬催者数四。比至署，出檄展示，且曰：此事万难缓。诸绅不获已……丁卯冬，捻匪自吉州迤逦而东，邑侯赵飞札诸绅，曰：寇深矣，可若何与？诸绅徘徊久之，增勇丁三百名。[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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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情况强化了政府介入的说辞。无论怎样，在清政府看来都必须对乡村防御组织进行监督或控制。当时的一些学者相信，在曾国藩和左宗棠总指导下的团练组织之所以非常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进行了精巧的监督。[156]曾国藩本人认为，团练是否有效，取决于“明干之州县，公正之绅耆”，他们可以把平常胆怯的村民变成战斗勇敢的兵丁。[157]同一时期的另一名官员认为，地方富裕和处境极度危险是产生强有力的团练组织的两个条件，能干的地方官员则是决定因素。[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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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府介入并不总是有用。有能力的州县官员设法让地方防御组织取得满意的成果，而愚蠢无能的官员却经常妨碍它们的正常运作。团练工作艰巨，必须有相当多的技巧和耐心才能完成。清政府的愿望常常因地方环境不利而不能实现。由于经常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对清政府或地方村民都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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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区，团练只不过是在旧的保甲制度基础上成立的。[159]在另一些地区，地方武装与正规军一起使用；这种做法通常不利于地方武装。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虽然并不一定典型，但可以说明问题。1800年，一名监察御史观察到有关情况后上奏清廷指出，官兵指挥官虽然认识到官兵战斗力低下，却仍然怀疑乡勇，因而利用乡勇单独承受敌人进攻，而以官兵在后压阵。其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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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之待乡勇，以奴隶使之。常时则于营盘挖泥除草樵薪水火等事，晚宿则护于兵之外。有贼则兵在后督之，受伤则惟乡勇，有功则归兵。此稍有膂力之乡勇，亦尽逃散，而穷饿之乡勇始屈以就旦夕之须，至于临贼亦归逃散也。[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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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与保甲及官军进行适当协调的问题，并不是团练在运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唯一困难。官府介入地方防御，有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正如19世纪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清政府利用团练，其目的不只是用来填补毫无战斗力的正规军队，而且把部分军事花费转嫁到村民的身上。[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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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愿意为自卫而出钱的村民不愿意为清政府控制的地方军队买单，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村民们太贫穷了，根本拿不出什么钱。曾国藩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困难，因而一时间拿不定主意是否推行自己的团练编组计划。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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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之事，极不易言。乡里编户，民穷财尽。……彼诚朝不谋夕，无钱可捐，而又见夫经手者之不免染指，则益含怨而不肯从事。[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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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地方官和乡绅之间也有矛盾。即使在团练特别成功的湖南省，清政府也感到并不总是事事如意。与曾国藩同代的一位官员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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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之贤者……殆不数觏。其不贤者，深居简出，若无所事事，一以委之绅民。绅民乐其易与也，捐资教练，诘奸捕盗，致之于官，曰挞之，官则挞之；曰杀之，官则杀之。……或有傲岸之吏……动相违拗，至于龃龉。……又有贪墨之吏……无办团御贼之心，而诡秘，日与不贤之绅民，促膝耳语，按籍以稽部民之肥瘠，曰：某也应纳团费若干，某也应纳练费若干。不纳，则缧绁从事矣。绅民阳请缓其狱，出则曰：“官怒矣，倍蓰而罚尔。”入则曰：“某也非甚富，愿有私于君，而不著名于籍。”官乐其便也，于是绅民得十之八九，官得十之一二。[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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