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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村民们在成立地方防御组织的过程中不断发出了自治的呼声。当时的一位学者，在评价一位1854年在家乡发起自卫组织的湖南团练领导人时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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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谓乡团御贼之事，独宜听民之所为，而官无多预焉。何则？彼其身家诚知自急。……若将以为法令而驱之使集，则民苟以其名相应，而黠猾之徒妄为侈张以取媚于官而渔猎闾伍之利。[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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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困难的根源，比政府介入更深一层，乃是并非所有村社和乡村头领都有能力承担地方防御的任务。有时，他们明显没有战斗意志。1861年春，蓝大顺率领起义军攻占四川潼川府。据当地一学者所说，当地团练被证明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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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窃望身独善，害未亲尝心不愿。练团御贼待贼来，贼未来时团已散。[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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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目睹太平军攻占南京的学者也说：“若团练土人，乃土人自为之以保其村，不能御外村之强者，无论贼矣。”[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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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漯河县一名设法成立地方防御组织以打击捻匪的退职官员，描述了团练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他在1853年（咸丰癸丑年）的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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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闻贼匪过省城，至朱仙镇……意欲联络邻村为守御计，而人心不一，迄用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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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至二十三日：贼遂分遣匪徒于平皋、陈家沟、赵堡镇等村抢掠……予南、保封等村一日数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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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是日乡民皆逃散，予亦送眷属寄他村戚友。本村贫甚，守御无资，人心又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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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陈家沟友人代予出名约……邻近各村互相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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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巳刻，予率乡民下滩，各村参差不齐，所闻某村某村之人至滩，皆不见。……至柳林，贼张两翼而出……而乡民闻枪声，皆奔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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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贼掠南北张羌等村，居民不能御，皆逃散。[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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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心地善良的退职官员，虽然在1853年遭到大败，但并不气馁。在1861年年末，他又设法保护自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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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日：邀合村商筑寨。商妥量地，按地亩、人口、房间、牲畜派钱，各项先派钱三百文，不足续派。……外村只照地亩、人口派钱，每亩钱一百，每人钱一百文。本村则大户先出钱，小户做工抵所应出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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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一：置筑寨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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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日至初六日：闻平皋、赵堡皆将筑寨，恐附寨村少人寡，难守本村……夜与村众议，趁未动工，不如中止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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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七日：村众又共议决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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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三月底：寨墙筑成，惟器械、枪炮、火药等实无力制备。[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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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间、乡村与城镇之间以及城镇之间的分歧或利益冲突，也经常给地方防御带来困难。前面所说的那位目睹太平军攻占南京的学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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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之难，富者不出财，欲均派中户；贫者惜性命，欲借贼而劫富家；中户皆庸人，安于无事，恐结怨于贼，为官所迫，不得已以布旗一面搪塞。官去则卷而藏之。此今日之情形也。[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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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从各自利益出发而采取的行动，不但有害于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危及乡村稳定。18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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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庆剃发匠丁三如者，素无赖，今领乡勇五百，溃回，径休宁，索赏五百两。休宁令未与，丁率众大哗，遂涂面改装，大掠。[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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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较好的人，其所作所为——小至谋取不义之财，大至十足的“土匪行为”——也会使乡勇或团练的颜面扫地。据说在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一小段时期里，许多无耻的“士子”成为乡勇局的负责人。来自南京附近地区所有10，000名乡勇，实际上都是由当地的流氓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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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勒掯恐喝土人以取钱，托其名为助饷，暗中各受馈献。……一面执途人、市人及恇弱瘦怯之书生，使为乡勇。其初不愿为，谓其真为乡勇也。继而黠者教之，遂人人乐为，日取青钱三百。既而贼来，则皆溃。……其家皆近在各乡，半日可到，抛其器械，仍为乡民。[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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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县和兰溪县的乡绅垄断了团练领导权。开始时，团练还承担起防御地方的任务，但最终变成了当地的祸源。在许多乡村，手持武器的兵丁以检查为名进行抢劫，导致这些地区被行人视为“畏途”。[172]广西一些地方的乡绅认为，虽然清王朝给予他们头衔和品位，作为他们对地方防御所作贡献的奖励，但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物质利益，因而与其“剿匪”，不如“豢寇分肥”。[173]贵州某县一位富有生员，在1850年代领导团练，并被清政府授予知府官位，暗中却与“贼”交通。在他“保护”之下的所有居民和人户，在入侵来临时都得以幸免。不过，条件是向那名生员提供“团练资金”。由于寻求“保护”的人很多，因而他的生意非常兴隆。[174]江苏某县一富户家长，也组织了一支地方防御力量。他不但接受清政府授予的头衔，而且也接受太平军给予的头衔，从而平稳地保持着中立。[175]广西上林县一位团练指挥官，帮助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攻占该县城，太平军封他为“侯”。[176]此类情况最著名的是苗沛霖的事例。苗本来是生员，在捻军起事期间，他组织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地方防御力量，清政府因而授予他高级官衔；但随后投降太平天国，成为最有力量的“匪首”之一。[177]19世纪一位中国学者对江西1858年左右的情况作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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