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6844
乡勇守护乡里，易得其力。若以从征，则非所意，无室家妻子田庐坟墓之足系其心也。[151]
1703096845
1703096846
在某种程度上，清政府正确地估计了地方防御力量的作用。不用说湖南和安徽的团练是如何的成功，在其他地区，也证明了地方防御力量的兵丁素质比绿营兵丁要好。一位西方目击者在咸丰朝后期写道：
1703096847
1703096848
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我们看到政府兵丁毫无用处，起义者遇到的主要障碍来自志愿军。他们在富者高额兵饷的引诱下，当兵入伍，从事与皇帝的敌人的战斗。在天津拯救了北京的是志愿军。……正是这种“乡勇”击败了太平军，造成他们主要的挫败。
1703096849
1703096850
在描述广州情况时，这位西方学者说道：
1703096851
1703096852
我们间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挤过设在街道上的路障。每一个路障旁，都站着一名手持长矛的人，其酬金由街道上的户主支付。迄今为止，他们是我们所看到的最好兵丁。其次是乡勇，他们长得瘦长，手中武器低劣，穿戴简陋。他们虽然大腿以下赤露，但个个精神抖擞。多么不同于那些衣服破烂肮脏、流浪汉般，却让人心痛地称作“兵丁”的人——他们低贱、凶狠、胆小卑鄙，更适合一场屠杀而不是作战。 [152]
1703096853
1703096854
这名学者对乡勇的战斗素质的观点，从乡勇在帝国的许多其他地区被称许为表现良好的事实得到证实。[153]
1703096855
1703096856
然而，并不是所有乡村都成立了防御组织。许多乡村因为太小或太穷而无力负担，尽管它们的确需要成立防御组织，以抵抗经常抢劫富户、向居民许诺过好日子的“土匪”。即使在有必要进行防御的乡村地区，处于极度危险中的村民也并不一定拥有足够的意志力成立防御组织。在一些乡村，乡绅在反叛者或土匪到来之前就逃之夭夭，听任入侵者蹂躏自己的村社。从1853年清廷发布的一道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出江西经常发生这种情形。[154]在危险似乎还很遥远时，除非州县官员或高级官员发出强烈的警告，乡村头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关于此点，恰好可以参看山西翼城县的一个例子：
1703096857
1703096858
军兴以来，各省督抚莫不饬府州县属设勇丁以资捍御，名曰乡团。同治建元之岁，陕省不靖，邑侯程奉檄商集诸绅，谋设勇丁二百名。诸绅有难色。去后，邑侯折柬催者数四。比至署，出檄展示，且曰：此事万难缓。诸绅不获已……丁卯冬，捻匪自吉州迤逦而东，邑侯赵飞札诸绅，曰：寇深矣，可若何与？诸绅徘徊久之，增勇丁三百名。[155]
1703096859
1703096860
像这样的情况强化了政府介入的说辞。无论怎样，在清政府看来都必须对乡村防御组织进行监督或控制。当时的一些学者相信，在曾国藩和左宗棠总指导下的团练组织之所以非常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进行了精巧的监督。[156]曾国藩本人认为，团练是否有效，取决于“明干之州县，公正之绅耆”，他们可以把平常胆怯的村民变成战斗勇敢的兵丁。[157]同一时期的另一名官员认为，地方富裕和处境极度危险是产生强有力的团练组织的两个条件，能干的地方官员则是决定因素。[158]
1703096861
1703096862
但是，官府介入并不总是有用。有能力的州县官员设法让地方防御组织取得满意的成果，而愚蠢无能的官员却经常妨碍它们的正常运作。团练工作艰巨，必须有相当多的技巧和耐心才能完成。清政府的愿望常常因地方环境不利而不能实现。由于经常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对清政府或地方村民都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1703096863
1703096864
在一些地区，团练只不过是在旧的保甲制度基础上成立的。[159]在另一些地区，地方武装与正规军一起使用；这种做法通常不利于地方武装。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虽然并不一定典型，但可以说明问题。1800年，一名监察御史观察到有关情况后上奏清廷指出，官兵指挥官虽然认识到官兵战斗力低下，却仍然怀疑乡勇，因而利用乡勇单独承受敌人进攻，而以官兵在后压阵。其结果是：
1703096865
1703096866
兵之待乡勇，以奴隶使之。常时则于营盘挖泥除草樵薪水火等事，晚宿则护于兵之外。有贼则兵在后督之，受伤则惟乡勇，有功则归兵。此稍有膂力之乡勇，亦尽逃散，而穷饿之乡勇始屈以就旦夕之须，至于临贼亦归逃散也。[160]
1703096867
1703096868
团练与保甲及官军进行适当协调的问题，并不是团练在运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唯一困难。官府介入地方防御，有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正如19世纪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清政府利用团练，其目的不只是用来填补毫无战斗力的正规军队，而且把部分军事花费转嫁到村民的身上。[161]
1703096869
1703096870
然而，愿意为自卫而出钱的村民不愿意为清政府控制的地方军队买单，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村民们太贫穷了，根本拿不出什么钱。曾国藩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困难，因而一时间拿不定主意是否推行自己的团练编组计划。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警告说：
1703096871
1703096872
团练之事，极不易言。乡里编户，民穷财尽。……彼诚朝不谋夕，无钱可捐，而又见夫经手者之不免染指，则益含怨而不肯从事。[162]
1703096873
1703096874
有时，地方官和乡绅之间也有矛盾。即使在团练特别成功的湖南省，清政府也感到并不总是事事如意。与曾国藩同代的一位官员就指出：
1703096875
1703096876
1703096877
1703096878
地方官之贤者……殆不数觏。其不贤者，深居简出，若无所事事，一以委之绅民。绅民乐其易与也，捐资教练，诘奸捕盗，致之于官，曰挞之，官则挞之；曰杀之，官则杀之。……或有傲岸之吏……动相违拗，至于龃龉。……又有贪墨之吏……无办团御贼之心，而诡秘，日与不贤之绅民，促膝耳语，按籍以稽部民之肥瘠，曰：某也应纳团费若干，某也应纳练费若干。不纳，则缧绁从事矣。绅民阳请缓其狱，出则曰：“官怒矣，倍蓰而罚尔。”入则曰：“某也非甚富，愿有私于君，而不著名于籍。”官乐其便也，于是绅民得十之八九，官得十之一二。[163]
1703096879
1703096880
很自然，村民们在成立地方防御组织的过程中不断发出了自治的呼声。当时的一位学者，在评价一位1854年在家乡发起自卫组织的湖南团练领导人时就指出：
1703096881
1703096882
余尝谓乡团御贼之事，独宜听民之所为，而官无多预焉。何则？彼其身家诚知自急。……若将以为法令而驱之使集，则民苟以其名相应，而黠猾之徒妄为侈张以取媚于官而渔猎闾伍之利。[164]
1703096883
1703096884
然而，困难的根源，比政府介入更深一层，乃是并非所有村社和乡村头领都有能力承担地方防御的任务。有时，他们明显没有战斗意志。1861年春，蓝大顺率领起义军攻占四川潼川府。据当地一学者所说，当地团练被证明毫无用处：
1703096885
1703096886
乡人窃望身独善，害未亲尝心不愿。练团御贼待贼来，贼未来时团已散。[165]
1703096887
1703096888
另一名目睹太平军攻占南京的学者也说：“若团练土人，乃土人自为之以保其村，不能御外村之强者，无论贼矣。”[166]
1703096889
1703096890
河南漯河县一名设法成立地方防御组织以打击捻匪的退职官员，描述了团练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他在1853年（咸丰癸丑年）的日记中写道：
1703096891
1703096892
五月十九日：闻贼匪过省城，至朱仙镇……意欲联络邻村为守御计，而人心不一，迄用无成。
1703096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