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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Hsien Chin Hu（胡先缙），The Common Descent Group in China and Its Functions （1948），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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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广西昭忠录》，7/3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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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郁林州志》，18/21a。有关其他组织的记述，参见同书18/21b-22b。还请参见《广西昭忠录》，7/3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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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徐州府志》，16/1a-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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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翼城县志》，20/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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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Huc，Chinese Empire （1855），II，pp.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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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吉安府志》（1937年印），卷首，10b-22b。1935年，该公所重新改组，义庄和宾兴两项合并在一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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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一些西方学者对因特殊目的而成立起来的组织特别注意，并进行了研究，其事例可以参见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p.16；Paul M.A.Linebarger，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pp.136 and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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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同官县志》在26/2b中指出，该县北部地区的居民“穷苦之深，视财如命……至于创修寺庙，报赛神明，则不吝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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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南昌县志》，56/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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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Arthur Smith，Village Life （1899），pp.14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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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参见第六章注23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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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皇清奏议续编》，4/28b，江西巡抚秦承恩1805年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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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皇清奏议续编》，4/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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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举例来说，在19世纪最初25年里，据说江西一些地区习惯上的粮食借贷利率为15%到20%；随后在湖南，已超过50%。参见《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6b；《巴陵县志》，1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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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有关“借贷会”的名称，西方学者有种种称呼：“互助会”（Mutual aid clubs），见Daniel Kulp，Country Life，p.189；“借贷会”（loan club），见John Gray，China，II，p.84；“贷款会”（money loan association），见China Review，V，p.405；“借贷团”（loan association），见Adele Fielde，Pagoda Shadows，p.133；“借钱会”（money lending club），见Doolittle，Social Life，II，p.149；“互贷会”（Mutual loan society），见Gorst，China，p.117。中国现代学者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第267页中提出了另外一个名字“经济互助会”。这种组织的成立程序，各不相同，称为“做会”“打会”“请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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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Adele Fielde，Pagoda shadows，pp.113-115。并参见James D.Ball，Things Chinese （1904），pp.63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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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巴陵县志》，52/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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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Arthur Smith，Village Life，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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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Kulp，Country Life，p.199。至少在一些地区，丧葬会一直延续到最近时期。一位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供职的学者1932年对山东一些乡村作了调查研究，发现：“按照中国的习惯，子孙为哀悼去世的父母要穿粗布衣，戴白布冠。主办丧事的会，因而有多种多样的名称，比如‘麻冠会’‘白会’等等。这种会的最初起源及历史从未得到明确记载，村民客观上的需要促成了它们的出现。比如在劳动力紧缺的农忙时节寻求外力的帮助、面对巨大花费时平衡收支——这些需求最终从丧葬会的建立中得到满足。有大量成年男子双亲健在的村子，几乎都会成立一个诸如‘孝敬父母会’（Filial Mourning Headdress Society）的组织。”Agrarian China，pp.205-206.如果认为只有农人才依靠丧葬会的帮助，那就搞错了。财产有限的文人士子有时也寻求这种会的帮助，叶昌炽（1849—1917）就记述了这样的例子。他在其《缘督庐日记钞》中（1910年上海蟫隐庐刊，2/25b，光绪己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载说，1879年亦即他作为举人生活在江苏常州家乡时，成立了一个“儒门助丧会”，其运作方式如下：“集总十人，每总募散十人，非名列胶庠者不与。如遇寒士身故，或祖父母、父母、妻子等丧，无力敛葬者，准助一会，共钱二十二千文（总散一百十人，每人收二百文）。幼殇者助钱五千五百文（每人收五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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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绅士未居住在自己家乡时，或许是通过非绅士的助手来影响家乡，从他们居住的城镇或城市指挥后者。近代山东就是这种情况。据说在该省，“被称之为‘大户’的绅士，仍然对所有邻近地区发挥着影响”。参见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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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定州志》，1/3a〔译者按：应为19/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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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除了参考前面注64—98所引资料外，还请参见：《花县志》，9/27a；《佛山忠义乡志》，7/12-15a；《九江儒林乡志》，4/69a-74a；《灵山县志》，4/51a-b；《严州府志》，5/13b-25a；《富顺县志》，3/58b和60a-70a；《衡州府志》（1875），9/4a-19b；《新宁县志》（1893），17/30a-34b；《巴陵县志》，11/3a-9b；《沔阳州志》，卷三《建置》，74a；《镇南州志略》，3/25b-27a；《莘县志》，卷八《艺文上》，28a-29b和30a-b；《天津府志》，2/22b-36b；《蒙城县志》，2/13a；《续修庐州府志》，53/11a、12b和41a；《徐州府志》，卷七各页；《容县志》，8/8a-10b。在其他地方志中也可以看到有关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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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广州府志》在135/26b中提供了一个发生在19世纪的绝妙事例。广东香山县一名担任过知县、退职在家的举人，先后向知县和布政使请求，终于阻止了负责税收的衙门走卒所进行的敲诈勒索。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名有影响的绅士，那么在官府压迫面前就无能为力。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荀学斋日记》，乙集下，47b，光绪七年元月二十三日，叙述了湖北武昌府以前的一个守门人充当老河口镇炮队管带时，听任士兵抢劫村民。一名村民带着铜钱经过老河口镇时就被士兵抢走。愤怒的居民聚集在管带官署前，要求把钱归还给那位村民。而管带不但不惩罚抢劫士兵，反而向上司谎称民变。老河口镇没有拥有头衔的士子文人，也没有拥有官品的绅士，唯一著名人物是一名生员及其在邻省当小官的父亲。居民们起草请愿书，由那名生员及其父亲领衔，提交给知府。最后的结局是，湖广总督李瀚章下令镇压，居民们惨遭不幸。有关乡绅为自己家乡提供保护的其他事例，可以参见《东莞县志》。该地方志在67/6b-7a中记述说，有名进士成功地设法废除了官府对烧香的征税；在68/14b-15a中记述，另一名进士请求清政府取消不再生产庄稼的田地的土地税。还请参见《徐州府志》卷二十二，中之下，20a-b，在两名士子影响下取消了与河岸整个工程有关的一项非法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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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John 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 （1860），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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