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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绅士成员。一些学者正是从绅士与宗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宗族不过就是绅士组织。比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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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无论是“大户”还是宗族，都是绅士的组织。……我确信，宗族在中国并不普遍，最有力量、组织完善的宗族只能见之于绅士。拥有微薄土地者中是不存在宗族组织的，更不用说无土地者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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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宗族是“绅士的组织”这个判断，应该是指宗族在正常情况下是由绅士促进和控制的。很明显，宗族并不是毫无例外地由绅士成员组成的，另一位中国学者就正确地指出：“既然共祖群体（宗族）包括了历史上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后代，那么它就包括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户：既包括富户和地位突出者，也包括穷人和地位低下者，因为个别人户的财产情况有别。”[41]正是由于宗族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户，一些宗族才有可能在合适的环境下达到一定规模。一位中国学者观察到，广东省一些大宗族夸称其成员达到一万人。[42]如果认为这种宗族的所有成员都是官员或有头衔的士子，那就很可笑了。的确，也有一些个别的事例显示，有的宗族（可能在某个时段或某个时间点）完全由农民构成，一位学者最近引述了一位受访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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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子在邻近地区是唯一姓楚（Ch’u）的。……虽然同于（Yü）族的村子比邻，但两村之间既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或行政关系，也没有什么敌对情绪。不过，我们家族人丁日益兴旺，而他们日益凋零。——他们的家族成员全部是务农的，而我们的既有务农的，也有读书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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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些于族的“农民”中，应该有一些地主。还应该指出的是，于族人丁之所以“日益凋零”，其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绅士领导，因为一个宗族中如果出现“士”与“官”，就不仅能强化该宗族的威望，而且能加强该族力量。浙江嘉兴一些最突出的宗族的成员中，包括了相当大比例的士子，他们在明清两代京试中取得了最高等级的荣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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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宗族成员常常包括绅士和普通百姓，但宗族是由绅士领导的。在宗族这种由亲属关系构成的集团中，绅士之角色是积极的，而普通百姓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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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宗族内，绅士和普通百姓之间存在着区别，前者控制后者，是不争的事实。在山东蓬莱县宁氏宗族成员中，没有财富或社会地位者，既不能参加一年两次的祭祀和随之而来的节日活动，也无权对祭祀土地的使用发表观点；他们作为宗族成员所享有的唯一权利，是可以在死后葬于宗族墓地。[45]江西南丰县谭氏宗族，以下列方式强调“士—官”的社会地位：首先，所有士子都被要求参加每年举行的祭祀活动；其次，在祭祀活动中，所有执事都由绅士挑选；第三，分发祭祀活动中用过的肉（胙肉）时，普通人只能得1斤（大约0.597公斤），但参加活动的每位绅士，根据他通过科举考试的等级，却能得到2斤至8斤；第四，仪式结束时，所有绅士和长者参加一个大型宴会，而其他成员是被排除在外的；第五，拥有官品或至少通过举人考试的成员，去世后他的牌位可以免费供在宗祠，而所有其他成员的牌位要想进入，就需要缴纳许可费。[46]在江苏无锡县赵氏宗族，绅士成员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区别更为明显，其族谱记载了下列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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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捐银入祠，永宜禁止。若夫忠孝节义，行堪风表，发名成业，身列甲科，是克振家声，以光世德，身后自宜入祠享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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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宗族成员之间的社会差别导致了社会地位不平等，拥有相当财富的宗族尤其如此，[48]但是，绅士成员常常满足于享有祭祀特权，以及对群体的控制。他们较高的地位和威望，不但使他们自然成为宗族的领袖，而且经常成为其贫困族人的靠山。[49]他们一般要对后者慷慨，要帮助后者。不仅是因为此举可以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而且因为慈善在传统上被视为品德高尚的象征，是扩大他们威望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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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宗族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宗族，都公推一名合适的成员作为领袖，建立起一种管理或处理宗族事务的组织。宗族领袖经常称为“宗长”“族正”或“族长”；他可能是祭祀活动的主持者、宗族的“首席执行官”，或兼而有之。[50]有时，宗族也会挑选“执事者”来帮助族长履行其职责，特别是帮助他履行管理宗族公共财产和祠堂的职责。[51]规模较大的宗族，还设置了几名“副族长”，统率所在的“房”，一般称为“房长”。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各房的宗族事务，就可能由各房长处理，但关于整个宗族事务的管理或决定，要征求所有这些领袖的意见，或者取得他们的合作。[52]宗族所有成员偶尔会在族长和房长率领下聚集在宗祠里共同协商解决重要问题，此时宗族本身就表现出一种“直接民主”的性质：宗族头领主持讨论，其他人发表意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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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年龄、资历、个人才能等因素虽然是挤入宗族领导集团的主要条件，但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等因素也常常同样重要。在一些宗族，虽然族长并不一定是族中年龄最大的，但他是从在世的辈分最高者中挑选出来的；[54]在另一些宗族，假如候选人的年龄达到必要要求时，就根据“才干”进行挑选。[55]在大多数情况下，绅士成员都享有优先权；拥有足够财产，有时也被视为占有一定地位的条件之一。现代一位学者概括指出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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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乡村，族长对族中各家庭具有一定影响。……他一般是所在家族中的长者，但也可能是最富家庭的家长，因为他很有钱，可以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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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才与德”的标准很容易被并到官品和财富里面。其原因非常简单，目不识丁的农民很少有机会展现个人的才华。谁拥有学识头衔、官品或殷实的财富，谁就很容易被认为有才华。此外，个人权力常常伴随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来，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的其他宗族成员就不得不承认绅士宗亲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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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在所有宗族中并不一定都起同样重要的作用，一位学者最近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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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越贫穷，社会差别就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年龄和辈分就是挑选族长的决定性标准。但是，如果有一定的宗族成员拥有殷实的财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财富和社会地位就越来越被强调，在选择族长时就必须考虑这些因素。[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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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述非常正确，因为宗族的物质和钱财毫无例外地来自于地位突出、财富殷实之宗族成员的捐助。因此，一个以亲属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是否兴旺发达，取决于它最成功的成员的成就。在这种含义上，甚至可以更确切地说，如果一个宗族的社会差别越小，那么它就越贫穷。但是，由于宗族组织并不能发展到比较大的程度（除非当地相当繁荣），而中华帝国财富分配并不平均，绅士控制宗族也就成了常态，至少在清王朝统治时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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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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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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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的宗族着重的活动类型不一样，但无论哪种重要的宗族活动，都离不开绅士领导。最常见的如下[58]：（1）编撰、修订族谱；（2）祭祖，修建祠堂，管理祭地和祖坟；（3）周济族人；（4）对年轻人的教育；（5）惩罚犯罪，解决争端；（6）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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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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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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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公元3世纪始，编撰、修订族谱实质上就成为绅士的一项主要活动。[59]晚近的族谱或宗谱虽然不只在一个方面同曹魏、晋朝时期的谱牒有区别，但追溯和记录宗族谱系的基本目的都是相同的；同早期的谱牒一样，族谱或宗谱的编撰、修订多半是绅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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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宗族都有族谱。拥有族谱的宗族，其成员中常常拥有相当数量取得官位的士人。居住在较为贫穷地区的宗族，常常不编修族谱；宗族现象不如南方显著的北方省区，尤其如此。[60]举例来说，笔者发现陕西同官有208个宗族，但其中只有两个有族谱；其余的，或者从未编撰过，或者以前曾经编撰过但未保存下来。[61]在该省洛川县，有168个宗族，但只有8个有族谱，表8-1就展示了这8个宗族的一些相关情况。[62]即使在南方，有一些宗族也没有族谱，比如在湖南靖州，在相当多的宗族中，只有32个有族谱。[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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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陕西洛川县八大宗族的族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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